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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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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师和法律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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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在美国平均每小时的律师费是180美元，大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平均是每小时250美元，而顶尖儿的10%则超过385美元。一般的律师每天按7小时收费。以此计算，再加上另行计算的费用，比如，专家费、助理费、文件费、诉讼费、抄录费、复印费、邮寄费、长途费和传真费，每一法律事务在几天内就要花上几万美元。一位资深律师估计，一个简单的商业索赔至少要花费1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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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关键是金钱，法律过程就不值这些花费，除非还有潜在的回报——资源意味着回报——可以抵偿超常的费用。如果关键不是金钱，因为许多案件涉及人，那么，法律过程必须由个人财富预先支付……“美国律协”1994年的分析发现，在面临法律难题时，61%中等收入的被告人没有和司法制度打过交道。在1990年的美国，52%的离婚家庭是在没有聘请律师的情况下了结姻缘的，而88%的家庭法诉讼——最频繁出现的类型是法庭上的权利主张——至少有一方当事人没有聘请律师或者没有出庭。对那些几乎无可选择地必须参与法律过程的人来说，比如争夺孩子、被控犯罪、寻求不受暴力伤害或者民事被告人，也会因律师费难以为继而被迫终止律师辩护，这种情况也不是什么希罕事。只有那些日常的法律工作，才似乎是人们负担得起的：100美元一份简单的遗嘱，350美元一件无争议的离婚，425美元一次个人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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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业客户与个人客户之间的资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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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较高的平均收费掩盖了更深层的甚至是更令人担忧的现象：我们法律制度压倒性地集中在商业圈中。最大的那些律师事务所都几乎只为法人客户服务。最成功的、最有影响力的和最富创造精神的律师们绝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都在为法人客户服务。绝大多数出类拔萃的法学院毕业生最终委身于法人客户。商业客户支配着大部分的法律努力，有效地将个人的利益，尤其是他们最宝贵而关键的利益，挤到了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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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兹（Heinz）和劳曼（Laumann）1975年在《芝加哥律师》上发表了他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首次证明了法律职业的分化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一些人服务于商业客户，另一些人服务于个人客户。对芝加哥律师业的分析，结论同样是这个职业被分为两个半球。法人这个半球的特征是拥有庞大的律师事务所，它们由在职业中出身名门且有钱有势的优秀法学院的历届毕业生组成。这些律师为商业客户办理业务，从事复杂的交易和诉讼，他们的工作被业内外人士认为有很高的威望。他们按小时收取高昂的费用，享受着可观的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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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客户这个半球的市场特征是只有个体法律执业者或者小规模的律师事务所为其所用，它们都是些非专业的或者略微专业的律师事务所，服务于个人事务和小规模的商业事务。这样的事务主要有两种类型：大多数是日常性的、非竞争性的法律工作，像关门停业、无争议的离婚、简单的遗嘱和不动产计划、简单的公司合并、驱逐房客，等等；非日常性的法律工作主要是以诉讼绩效为收费根据的人身伤害诉讼，也有一些可能像大的律师事务所一样高昂的小时收费，主要是针对比较富裕的个人在家庭法方面的服务，或者更少出现的其他事务。这里的律师通常是不那么出色的法学院毕业的，并非出身名门，在职业方面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挣钱又少。他们的工作被所有的律师公认为声望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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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球”这个词在1975年还是比较准确的：有53%的法律努力贡献给了法人，40%贡献给了自然人。而在自然人这个半球，只有一半——芝加哥律师业21%的工作——是为了解决海因兹和劳曼所谓“个人不幸”的：民权、家庭、移民、就业、人身伤害、刑事辩护，等等。其余是为小企业和个人事务所做的工作：所得税、不动产、财产计划，等等。这些数字与对整个美国的法律努力的早期估计是大体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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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1975年的数字已经足够让人瞩目了，而芝加哥律协1995的重新研究后所得的数字简直让人心惊。贡献给法人客户的法律努力增加到61%；贡献给个人客户的全部努力降到29%。“个人不幸”的部分只占全部法律努力的1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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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部分在职业中所占份额正在急剧减少，收入的不平等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为增加。个人部分的收入和收费，或者保持稳定，或者略有减少，要视律师饱和与不足而定；商业部分已经变得极为专业化，收入和收费在过去几十年里因律师的短缺而增加。法律方面收入的不平等性目前在各职业中名列前茅。另外，在过去几十年里，法律入口的人为障碍已经消失或者急剧减少，比如对法学院招生数量的限制、宣传的禁止和律师协会设置的收费标准等。同时，律师的数量急剧增加，为法人服务的律师事务所的规模也急剧膨胀，而贡献于个人的法律资源——理论上是相对于法律体系的司法制度的核心——却在以极快的速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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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和法律服务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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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法律服务向商业部门的倾斜，可归因于这个市场的非竞争性质，它的重点是客户的财富，而不是服务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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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杂性：复杂的推理和过程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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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是昂贵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复杂的，要求繁琐而精致的推理和运用深思熟虑的判断。法律上的能力通常要求宽泛的训练。正如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所指出的，对法律服务高收费的解释应当回到亚当·史密斯：“某一职业的高工资是对人门学艺高代价的必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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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律师高价的这种解释，看上去还是比较温和的，是市场竞争力量的产物：价格等于成本。的确，法律事实上的复杂性与法律训练的成本明显是许多案件中法律开销的基础。然而，为了用一种直接的主张看待这个难题，即，律师的成本不过是市场竞争机制的结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经济生活事实，所以，有必要更详尽地讨论一些有关复杂性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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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记住这一点很重要：法律成本通常是按小时计算的法律费用和律师投入某一事务中的小时数……法律费用也就是由于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原因而变得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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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解决一个法律事务所必需投入的小时数，并不是被抽象而不变的原则所固定的。它们取决于专业人士（律师、法官和立法者）在一个敌对且互动的过程中设定和执行的程序要求和推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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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法官的作用。法官在复杂的程序演进过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既直接通过对程序问题的裁定，又间接通过对实体法律的裁决。程序裁定明显可以延长解决问题的时间，包括允许更多的发现、更长的起诉和听审，等等。但不太明显的是，程序裁定和实体裁决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性地扩展解决问题所需的特定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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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考虑律师个人在决定时间长短问题上的作用时，甚至会使复杂性的乐观前景变得黯淡……毫无疑问，会有一些律师拖延办案时间。然而，比这种故意注水的收费方法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合乎伦理的律师会忽略关于复杂性的特定论点或者策略的影响，进而忽略整个的法律成本。对于热诚辩护的许诺，要求律师忽略这些因素；而这种要求是确实的，或者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这样的情况也无不可：职业伦理所认可的自愿的盲目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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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原因，法律训练投资的回报率，尽管像经济学家罗森所说的那样，取决于一个完全竞争性的市场，我们仍然不能得出结论说，律师的成本也正好是竞争性地取决于复杂法律的成本。法律的复杂性，进而投入到某一事务中的时间和法律训练的程度，都是一系列因素的产物，而这些因素又都是不考虑整个法律复杂性所生成的成本和收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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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用产品：非确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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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一种产品由一名能够决定买方需求的专家提供，那么这种产品就是信用产品。信用产品的买方无法确定自己需要多少这样的产品或服务，他们也无法评价是否提供了这种服务以及服务质量如何。这就置买方于卖方的随机表现的风险之中：他们可能高价出卖服务，或者只收费不服务，或者服务表现拙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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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是一种信用产品。法律的复杂性使客户很难判断他们所接受的服务质量如何……职业道德承认，由于客户没有能力判断律师的表现，作为一种结果，律师有义务依照客户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行事。这些道德限制事实上能否真正起到约束作用，使律师不怠慢自己的服务义务，不影响服务的质与量，这是另一回事情。但是，公众对律师的评价较低，这本身意味着许多人不相信律师没有欺诈行为：“问：你怎么知道一个律师在撒谎？答：他的嘴唇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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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律服务市场的真正难题，并不是来自职业道德对于欺诈性收费约束不力，而是来自这种职业道德的败坏甚至深入了法律服务的信用方面。法律不只是复杂，它复杂到非常模糊和不可预测的程度。法律服务之必要与质量，不仅对于非专家来说难以判断，甚至对于提供这种服务的专家来说也难以判断。这就急剧放大了信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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