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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律权威们在讨论“真相”理论和“争斗”理论时，多数人是支持后一理论的。在“美国诉韦德案”[United States v. Wade（388 U.S. 218，1967）]中，大法官拜伦·怀特（Byron White）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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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实施官员有义务定罪，同时有义务确定没有罪及无辜。他们必须专注于使刑事审判成为确定围绕犯罪行为的真实事实的程序。在这个程度上，我们所谓对抗制，根本不是对抗式的，也不应该是对抗式的。但是，辩护律师却没有可比的确定或提供真相的义务……他必须并且乐于防止无辜者被定罪，但是……我们也坚决要求他们为委托人辩护，而无论其无辜还是有罪……我们在不罪及无辜方面的利益，使律师能够让国家自我举证，并且将国家的案件置于光线最不好的地方，而无论他认为或知道的真相是什么……作为强加给最德高望重的辩护律师的部分义务，我们所支持或者要求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与寻找真相的关系，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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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刑法的例证可以典型地支持“争斗”理论。这些例证一般让人想起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旨在制止国家随意运用强制的那些权利。在民事纠纷案件中，比如，离婚、合同纠纷和损害赔偿案件，“争斗”理论怎样呢？在行政案件中，比如，污染控制、产品安全与标识、车间安全生产、反垄断法规、消费者保护、股票内幕交易和竞选捐款法规，情形又是如何呢？热忱的律师在这类案件中，也像他们在被告人的生命和人身自由处于危急中时一样，是适宜的吗？如果在民事和行政领域采纳“真相”理论，会对对抗制过程产生怎样的影响？律师的作用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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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庭审实况的出现，法庭已经越来越多地允许新闻摄影，公众已不再只凭电影和电视剧来构思律师的形象、理解法律诉讼中的辩护了。但是，几乎任何电视节目、新闻或小说，都没有涵盖大城市刑事法庭中日常进行的、不惹人注意的、大规模的审判过程。在此过程中，双方的律师整天纠缠于大量的贫穷被告人的案件，通过辩诉交易，就罪与非罪进行谈判。下文所讲的故事揭示了更多关于法律的过程与结果中辩护、正义、真相和社会利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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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我与正义无关”[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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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米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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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厄德曼（Martin Erdmann）认为自己可能是反社会的。6岁时，他喜欢偷偷溜过家里铺着红地毯、有旋转楼梯的门厅，向摆在那儿的棕榈花瓶里吐上一口。在扬基体育场（Yankee Stadium），他为红短袜队（Red Sox）助威；到了达特茅思，他又为耶鲁队加油。他没有很多朋友，说不需要。今天他57岁了，是一个未婚的拥资百万的律师。他曾为之辩护的罪犯，数量堪称世界第一，因为他是纽约前5位或前10位的最好的律师，他使那些罪犯比他们有权希望的要早几个月或几年回到大街上。他的委托人不是黑社会的老大、银行贪污犯或者枪杀老婆的行政官员，他为之辩护的是杀人犯、夜盗犯、强奸犯和抢劫犯——人们街谈巷议的罪犯就是指的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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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年间，马丁·厄德曼已经为超过10万的罪犯辩护，让他们在监狱少待了成百上千年，而在这些年中，他们又抢劫、强奸、夜盗和谋杀了数以万计的人。想到自己曾插手这些坏人的伤害，使他深感无聊与无关。“我与正义无关，”他说，“正义甚至不是天平的一部分。如果你说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道德反应，那你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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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是对的。就像我们的对抗式的司法制度、陪审团审判、无罪推定和第五修正案一样是对的。如果厄德曼热衷于为被告人解脱有什么不对的话，那不是厄德曼的错，而是制度的错。刑法对于辩护律师而言，不意味着衡平、公正或者适当的刑罚或报复，它意味着为他的委托人争得一切可以争得的东西。也许在98%的案件里，委托人都是有罪的。正义是地区检察官的奢华享受，只有他才誓言“实现正义”。辩护律师并没有沐浴在这高尚誓言的堂皇之中，他发现自己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为有罪者工作，为一种司法制度工作，这一制度的基础是一项有效而又矛盾的原则：为了保护无辜者，必须放掉有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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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曼确实是在尽可能多地解脱有罪的人。他为“法律援助社”（Legal Aid Society）工作，这是一个私人组织，它与纽约市签有合同，代表每年涌入该市多家法庭的17万9千名贫困的被告人。他主持该社最高法院分社的工作，领导55名律师，每年挣23500美元。头枕着老父亲——一位华尔街证券商留给他的几百万美金，钱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25年前，如果不是会计告诉他，他的工资单搞混了，他所有的工资存折还会一直塞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如果从事私人执业，他可以有6位数的收人，也许还有爱德华·本内特·威廉斯（Edward Bennett Williams）、李·贝利（F. Lee Bailey）或者拍西·福尔曼（Percy Foreman）的声誉。他厌恶别人说他奉献。“那简直是胡扯，唯一不能用来形容我的字眼儿就是‘奉献’。我把它留给做了某种牺牲的人。我没有牺牲任何东西，我还人缘不坏的唯一原因是我有一个自我。我喜欢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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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厄德曼不像一个应该争胜的人，他瘦小，没有威严，每周一的上班路上，都要把他本就不多的头发理得很短。定做的西装松松垮垮，略微曲背前倾的走路姿势，使他看起来像电影中的格鲁奇奥·马克斯（Groucho Marx）。他的脸很瘦削，紧绷绷的面皮包着骨头，薄薄的嘴唇，突出的眼睛。他住的陋屋只有一间卧室，位于曼哈顿东区，没有电视，很少接电话（“我从我父亲那儿学来这一招——他可以几小时坐在屋中，任凭电话一直响着”）。他通过明信片玩象棋，从商品目录上买圣诞礼物，除了工作和吃饭，很少外出。被告人向他借钱，总能如愿。他资助黑人学生奖学金，被“纽约城市中心”（New York’s City Center）列为赞助人。他唯一的自我放纵是去康涅狄格州75英亩的周末度假营地，还有每年1个月的阿第朗达克斯（Adirondacks）单人垂钓之旅。他说：“我早就发现自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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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独处而不孤独的人一样，马丁·厄德曼情绪内敛，他以自我为中心，固执，有时刚愎任性。他还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他说：“我在大学时有一位英语教授，他看了我的一篇文章后对我说：‘马丁，你正在寻找比小麦制成的更好的面包。’我从未忘记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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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厄德曼早上4点45分起床，读书到6点30分，然后乘3英里的地铁到城里的刑事法院大楼。他摸黑儿走过空空的走廊，到自己的办公室，打开门。这时是7点30分，离开庭尚有两个半小时，就他一个人。再过10到15分钟，他的老板、刑事部主任律师米尔顿·阿德勒会来。然后，三三两两来到的有电话接线员、职员、其他律师、保释的被告、儿子在狱中的母亲、满身呕吐物的可恶吸毒者、静坐在墙边7把木椅上的受惊吓的人、口中骂骂咧咧的愤怒的人和头插羽毛奇装异服的精神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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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潮开始汹涌之前，马丁·厄德曼坐在办公桌旁翻阅着当天的案卷。安东尼·霍华德，一个21岁的黑人青年，被控使用棍棒和刀具抢劫一个男人的钱夹。霍华德的母亲去探监，带去干净衣服，带回要换洗的衣服。她不知道对儿子最大的危险，不是抢劫的指控，而是在8x6英尺的牢房里睡在他上面的男人，罗伯特·菲利普斯。这个人7年前从州精神病院逃走，重又抓获，释放，然后因谋杀一位22岁的姑娘和一个孤儿而被捕。在精神病院又待了3年之后，他被宣布在法律上是精神正常的人，现正等待对他谋杀行为的审判。厄德曼翻阅着案卷，说：“精神病院里的囚禁者告诉我，他们会一直被关在那里，直到承认对他们的指控。然后，他们被贴上精神正常的标签，送到这里来认罪。”他打算把安东尼·霍华德的案子交给艾丽斯·施莱辛格，一位仍然能够相信她的委托人是无辜者的年轻律师。她擅长厄德曼所说的“扎实办案”，给被告及家属的时间比案件的实际需要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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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顿·阿德勒走进来，说了一些昨天他参加的一次会议的事情，会上他与地区检察官、法官讨论了如何让更多的人假释出狱。厄德曼听着，没说什么。他的理想主义只剩下残骸，为了应付日常大事小情的压力，他老是摆出一付玩世不恭的神气。他微笑，他大笑，他刺破从其他律师那里飘浮来的天真幼稚的小气泡。听着阿德勒的话，他的脸上泛出玩世不恭的微笑。”如果他们真的减少假释，”他说，“它将是他们看到的属于被告人的最后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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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斯出现在门口，一位30岁左右的小个子年轻妇女，有一头黑色长发。她想知道如何向地方检察官施加压力，让他开启对一位保释被告人的审判，这个被告人被控抢劫罪。“我们就不能给他们点儿压力？我的委托人非常紧张和沮丧。他希望赶紧熬过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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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曼说：“当然，你随时可以提出不予受理的动议，因为缺少控方。就说你的委托人正在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因为有这样可怕而不公的指控悬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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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这样笑，”她说，“这回他可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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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曼收起笑容，说：“好吧，也许地区检察官正不知到哪去找被害人，不管怎么说，你的被告已经取保，为什么要催着他们找他的麻烦？因为如果他们发现了被害人，开始庭审，再假设由于某种极端偶然的原因，你的委托人被定罪，又被送人监狱，那可比现在这点儿紧张要糟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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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太情愿地表示同意，走开了。厄德曼静静坐在办公桌旁，眼望着一大堆纸张，缓缓说道：“她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她会学到的。会伴着许多眼泪，但她会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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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曼带好要用的卷宗，乘电梯到13层的一个法庭。他在陪审团席一把软椅上坐下，又开始看当天的30个案卷：伪造、抢劫（多半是行凶）、夜盗、贩毒、持枪袭击、放火、鸡奸，未遂谋杀。他将这些案卷排列在陪审团席前面的架子上，然后坐回去，等待地区检察官和法官。法庭里只有他一人，一个昏暗而肃穆的地方——为了显得威严，其实只是让人觉得压抑。棕色的墙壁，棕色的桌子，棕色的与教堂一样的靠背长凳，这一切吸收了头上低瓦数的灯泡所发出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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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地区检察官走了进来，厄德曼向他问起即将开审的一起绑架案的情况。“负责该案的地区检察官正在忙于另一开庭审判的案件，至少一个月也搞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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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曼笑道：“太好了，我希望他能等到被害人30岁时再受审，那也不赖。女孩儿8岁被绑架，现在11岁了。”地区检察官摇摇头，走开了。又有两位检察官来了，厄德曼同他们打趣说笑，以确定自己的存在：他比他们年长一倍，更有经验，更有知识，也更狡猾。“我的声望极高，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说，“这是精心造就的，神话在这一行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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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进来了，他叫米歇尔·施威特泽尔（Mitchell Schweitzer），高而瘦，灰白头发，当了26年法官，其中16年与厄德曼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他扫视屋内，向私人律师们、厄德曼和另外两名助理地区检察官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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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员叫了一个名子：“约瑟·圣地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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