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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有用的先例——将法律的目的确定为建立行为规范——要求的可不只是一个最终的结论。就像我们告诉一年级法科学生的，傻子也能从书里照抄一条白纸黑字的规则，是什么使“照抄”变成了“理解”？又是什么将白纸黑字的法律转化成先例？是法律分析。这是一些“如何”与“为什么”的问题。详尽的、按部就班的分析是法律教授在考试答案中期待的，这种分析也应当是司法决定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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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用的先例提供它所需要的、详尽的、按部就班的分析，并不是要求一个人在规则和标准或者在司法极简主义和司法极繁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它并不要求在裁定的宽泛和狭窄问题上采取什么姿态，它只要求无论运用什么规则或标准，法院都要分析该规则或标准是如何适用于这个特定的事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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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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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延迟和效率的忧虑，导致了新的设置和程序，但却没有充分注意这些新的程序对于法律本身的影响。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正在消失——被那些隐藏法律的程序所遮蔽，被那些消除现存法律的程序所根除。这些程序的后果是法律被私人化，歪曲规范，减少案件的解决和解释，失去法律的全景。私下解决的膨胀，对上诉审的限制和改变，未予公布意见的增加，法庭取消程序令（vacatur）的使用，这一切都帮助掩盖了法律，并且只在非常的案件中创制法律，同时，甚至在那些已有实际决定的案件中，先例也正在减少。尽管这些设置和发展是有用的，采纳它们仍然是短视的，因为它们没有经过充分的反响检视，而只着眼于将法院从另外的纠纷中解脱出来。难道说，只要纠纷当事人有了私下的替代解决，而法院又空无一人，这时候我们就算达到目的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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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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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珀什贝克尔和巴塞特坚持认为，随着法律走入冲突的秘密解决，它正在丧失其公共司法的职能。如果这些纠纷的当事人满足于这样的解决，那么其他人是否知道细节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律师关心的只是服务于委托人法律之内的最大利益，并且如果这要求私下和解，那么，是否应当随它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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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律师的那些章节中，似乎对法律的命运形成了相似的结论，即，法律为社会提供正义的能力受到了威胁。这些威胁大部分来自对法人和经济法律难题的强调，而这种强调是以个人的法律难题为代价的。思考当前热点的“侵权法改革”的政治话题。这里的政治性花言巧语一直将法人刻画为热忱的律师、失控的陪审团和贪婪的原告人的受害者。在为数不多的法律领域里，法人仍然可能成为并不富裕的个人起诉的被告人，侵权责任和根据诉讼效益收费的律师就似乎处在这个领域，在此，法人的价值观和个人的法律权利纠结在一起。侵权法的清晰解码，以及律师、政客和媒体在侵权法改革运动中的作用等问题，可以参见：William Haltom and Michael McCann, Distorting the Law: Politics, Media, and the Litigation Cri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还可参见：Michael L Rustad and Thomas H. Koenig, “Taming the Tort Monster: The American Civil Justice System as a Battleground of Social Theory,” Brooklyn Law Review Vol.68 (Fall 2002), pp.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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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当代的“反律师运动”及其批判的神话，马克·加兰特尔写过一些有实际内容的东西。他最近的研究，以实证数据的形式，显示了前面阅读材料所描述的过程的影响。在“失去的审判”一文中他描述了这种新的“反法律”运动。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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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新出现的观点看来，法庭的主要作用，不是阐释和落实公共规范，而是促成纠纷的解决……对判决和宣告的信任正在走下坡路，这不仅限于法院，在关键的选民——著名的法人——中间，这种不信任更加明显。这些法人欢迎这样的观点：美国已经陷入了“诉讼爆炸”，拆解了社会纤维，损害了经济。在这种观点看来，审判不仅昂贵，而且有风险，因为陪审员都是贪婪的、反商业的、“失控的”。尽管有大量的证据压倒性地反驳了这些主张，但这种信念受到传言的支持，得到媒体的强化，已经成了“占支配地位的常识”。[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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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将律师主要视为可信任的难题解决者——调解纠纷，平息社会中的反叛因素。托克维尔坚决主张，律师这一角色对于使民主发挥作用极为重要。然而，如果律师们什么也不做，只是帮助人们消除分歧，而且是在没有审判、没有陪审团、不向公意暴露其结果的情况下这样做的，那么，他们在民主中还能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吗？在21世纪，关于律师，可能提出的问题是：在法律执业中，法律到底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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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白人与黑人共同组成的陪审团，18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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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ttmann Archive,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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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Abraham P. Ordover, “The Lawyer as Liar,” American Journal of Trial Advocacy(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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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From “The Ethics of Advocacy,” by Charles P. Curtis from 4 Stanford Law Review 3(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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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The Hubbard Lectures in May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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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Cheatham,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he Legal Profession 60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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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Samuel Williston, Life and Law 271(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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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Brandeis, The Opportunity in the Law, 39 Am.L.Rev.561(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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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As quoted in 6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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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Cozzens, Guard of Honor, 479(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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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VII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289(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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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Federal Bar Association, Federal Ethical Considerations ns (Washington, D.C: FBA, a-dopted November 17,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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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William R. Keates, Proceed with Caution: A Diary of the First Year at One of Americas Largest, Most Prestigious Law Firms (Chicago: Harcourt Brace Legal and Professional Publications, 1997), 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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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Monroe H. Freedman, Lawyers Ethics in an Adversary System (Indianapolis, Ind: Bobbs-Merrill, 1975), 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