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24081
1702824082
陪审团为在法律体系之内发掘良心提供了一种制度机制。陪审团否决使社会共同体能够说：某条法律太严，某项起诉太重，或者某个被告行为正当，不应得施以刑事制裁。像威廉·昆斯勒（William Kunstler）所说：
1702824083
1702824084
除非陪审团能够起到社会共同体良心的作用，否则我们的司法制度就会变得僵化不堪，导致矛盾的逐步激化，最终威胁制度本身的延续。换言之，陪审团是……必不可少的安全阀，可以让社会适应自身内部的压力和紧张。
1702824085
1702824086
……在陪审团做无罪裁决的每一政治指控中，该裁决是否因为检察官未能超越合理怀疑地证明其指控，或者证据明确显示出起诉的真正目的在于窒息政治歧见，或者该裁决很可能是缺乏证据和陪审员痛恨政府压迫的合成物，对此，我们并不总是十分清楚。因为有这种模糊性，因为意图问题模糊到足以使陪审员有足够的空间下意识地否决，所以他们真诚地相信：犯罪意图与反抗不公正的法律及其实施的良好信念，并不是一致的东西。可以说，作为陪审团否决事例的无罪裁决，对它的任何描述都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
1702824087
1702824088
第五节 仁慈的陪审员：陪审团否决的复活[360]
1702824089
1702824090
阿兰·谢福林 乔恩·凡·迪克
1702824091
1702824092
软化法律命令之苛刻，并依社会共同体之道德正义感做出裁决，陪审团的这项权力长久以来一直是被承认的。[361]然而，广泛的争论在于，是否应当告知陪审员拥有此项权威。支持者将有权利得悉陪审团否决的指导视为民主遗产不能让予的部分，而反对者认为这等同于混乱和无政府。尽管过去法官的确告知过陪审员的这种作用，而且马里兰州和印第安纳州的法官仍在这么做，但绝大多数法院现在拒绝向陪审员诚实地解释，告诉他们对于将法律适用于面前事实的适当性问题有最终的决定权。
1702824093
1702824094
司法的这种不诚实不断受到质疑，在过去一些年里，一场持续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目的是促成这样的观念：我们的陪审员应当被充分告知他们的权力。关于陪审团否决的告知，已扩展到更大范围的越来越多的公民和陪审团候选人。这一运动为的是使“陪审团否决”的观念恢复生机，并将其与民主的基本观念相联结。
1702824095
1702824096
本文探讨这一新的群众运动，分析某些近期的法院决定，报告过去10年与陪审团否决相关的重大进展，进而得出结论：如果法官们告知陪审员真正的权力，那么我们的司法制度就会更加完善……
1702824097
1702824098
从司法领域到政治领域
1702824099
1702824100
有关陪审团否决指导是否适当的争论，已经沉寂了多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作为反越战示威审判中辩护战略的一部分重又复苏。[362]如上所述，司法并不那么热情欢迎，大多数法官仍然拒绝诚实地告知陪审员具有否决的权力。这种拒绝在20世纪60年代并未显著损害司法的合法性，因为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否决原则。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则迥然不同，陪审团否决运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活跃。报界人士已经注意到，陪审员们在最近的著名案件中似乎已经开始援用他们的否决权力。[363]更令人注目的是，由于在司法体制内受阻，尤其是意识到法官并不诚实地对待陪审团，使得陪审团否决原则的支持者们希望从更友好的选民和立法者那里得到满意的结果。
1702824101
1702824102
选民和立法者 就陪审团否决的争论，提出了基本的、尚未得到回答的、有关宪政民主中的统治权问题。因此，否决的支持者寻求两个主要的法律制定者——选民和立法机关——的帮助就不足为奇了。
1702824103
1702824104
1989年夏，蒙大拿州的商人拉里·道奇（Larry Dodge）与他的朋友唐·道埃格（Don Doig）—起成立了“陪审团充分知情协会”（FIJA）。这个“全国性、非营利、无党派的组织，致力于使陪审员充分知悉其权利”。[364]在18个月里，它已经在35个州拥有了陪审团权利的游说者。[365]
1702824105
1702824106
FIJA赞助了1990年11月召开的第一届“陪审团权利议案会议”（Bill of Jury Rights Conference）。会议的目的是制定一个战略计划，游说立法者通过“充分告知陪审团权利”的制定法，鼓励投票人通过提案、公民投票或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保护传统的陪审团否决权利。会议闭幕时在联邦法院举行了一个仪式，鼓动一场全国性的陪审团权利运动。
1702824107
1702824108
因为公众情感支持陪审团否决，所以FIJA的吁求跨越了政治和社会范围：
1702824109
1702824110
保守主义者和护宪论者、自由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自由论者、人民党人、生态主义者、枪支持有者、和平组织、纳税人权利组织、家庭教育论者、替代药物使用者、毒品非犯罪化组织、刑事出庭律师、主张不系安全带和不戴头盔的法律激进分子、环保主义者、妇女组织、反核组织、少数族群……以及法官（是的，一些法官是同情者）。[366]……
1702824111
1702824112
司法的不诚实
1702824113
1702824114
陪审团否决运动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公开性。人民需要被告知，陪审团有被充分告知的权利。陪审团否决在最主要的刑事审判中都成为新闻，因为其中有吸引公众注意的价值冲突。关于陪审团否决的文章现在频繁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当“公共广播系统”（PBS）直播“陪审团评议室”（Inside the Jury Room）时，估计有2500万观众收看这个节目。陪审团否决在媒体上的报道比以前多得多。几百万人正在了解法官们拒绝告诉他们的事情。
1702824115
1702824116
接触陪审团候选人 新闻报道的优势在于它可以覆盖众多的人，但它接触众人的时候，陪审团否决问题并不非常急迫。然而，对陪审团候选人来说，知晓陪审团否决的权利，可能对于陪审团评议有更直接的影响。
1702824117
1702824118
1990年1月25日，《圣地亚哥读者》（San Diego Reader）发布了一则3/4页的广告，[367]题为：
1702824119
1702824120
现任和未来陪审员请注意
1702824121
1702824122
你们可以合法地开释反堕胎的“违法者”，即使他们是“有罪的”。
1702824123
1702824124
广告的开头这样写道：“如果你是陪审员，正在审判因支持‘挽留生命’（Operation Rescue）而阻拦通往堕胎手术室道路的人，法官可能会告诉你，无论你是否同意他们的行为，你都应判他们有罪……他没有讲真话。”广告中还赞扬了费城一个陪审团运用“普通法上的权利‘否决’”了一项有关妨害罪的法律。
1702824125
1702824126
这则广告出现的时机是精心策划的。对于被控在诊所门前犯有妨害罪及其他罪的“挽留生命”的被告人即将开审。这则广告意在影响陪审团，不让他们做有罪裁决。的确，《读者》的出版者就是被告之一，他的律师告诉报界，他意识到广告将会起作用。[368]
1702824127
1702824128
圣地亚哥这则广告出现前3周，加利福尼亚卡乔恩（El Cajon）法院门前已经有人在散发传单了。警方告诫示威者：游说陪审团是一项重罪，他们可能因此而被捕。示威者受到警告后停止了行动。为了消除这些已散布的信息的影响，法官们特别地给予陪审员指导，让他们不要理会这些传单。
1702824129
1702824130
加利福尼亚并不是首次出现这种传单的地方。“挽留生命”组织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散发传单，敦促陪审员们“否决一切不符合自然法、神赐法、普通法或者宪法的规则或者‘法律’”。[369]
[
上一页 ]
[ :1.70282408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