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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5岁组的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听老师读书的时间。她读上一段后，就把书挨个儿传给我们，让我们看书上的插图。书名是《小黑孩儿萨宝》（Little Black Sambo）。回想起来，我只记得故事的一部分和一个插图，小黑孩儿萨宝围着一叠薄煎饼猛跑，后边一只老虎在追赶他。他很黑，却有化装黑人滑稽乐手白色的嘴。他的头发编成许多小辫，每个小辫又系着不同颜色发带。在老师把书传到我这儿之前，我曾看过这插图，也听过老师读过萨宝的倒霉故事，也听过班级同学的笑声。我心里堵得慌，感觉惊恐而耻辱，无法明确说出自己的感觉。“成见”和“烙印”这样的词，可能有助于宣泄这种耻辱，让我卸下负担。但我慢慢意识到，作为这里唯一的黑孩子，我与这个故事中悲惨而丑陋的主角有着某种血族关系。我的同学笑他，也就是在笑我。我真希望能随同学们一起笑，我真希望有个地缝儿钻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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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邻居们的黑孩子在我家旁边的一块空地上玩儿，边玩儿边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艾莫斯和安迪》（Amos’n Andy），还一起拼命大笑。父亲出来关掉了收音机，提醒我说，他不喜欢这个取笑黑人的节目。我感觉很不好，与其说由于父亲的责备，不如说感觉背叛了他和我自己，因为我参与了同学们对我们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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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肯定，幼儿园老师选择《小黑孩儿萨宝》，并不说明她是有意图的种族主义者。即使是当时，在孩子的直觉里，我也知道她是一个善良的、好心的人。一伙不那么仁慈又有种族嘲笑和盈利动机的白人制作了广播节目，扮演了艾莫斯和安迪的角色。但是，我们这些通过笑声参与了他们的共谋的人，其实也不是在有意贬低我们自己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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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后，我在哈沃福特学院（Haverford College）上学。又一次，我成了白人世界里存在黑人的象征。一个我记不清面貌和姓名的同伴试图恭维我，他说：“我不认为你是黑人。”我明白他的善良意图，也接受了他的恭维。但我心里依然堵得慌。又一次，我背叛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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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不止一次发生在我身上。每一次，对话者都是善良而开明的白人，他们试图表达一种共有的人道感觉。我还不理解种族主义的含义，以及在这种含义中概念化了的感觉。我能够肯定的是，我的白人朋友也不理解这一切。我们还没有捕捉到这个恭维的大前提：被认为是一个黑人，就被认为是一个次等人。我们都是文化种族主义的受害者，我们都是看着《小黑孩儿萨宝》，听着《艾莫斯和安迪》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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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10年过去了，我33岁，女儿玛娅3岁。我在她幼儿园门口碰到一个粉红脸蛋儿的4岁男孩，他很骄傲地给我看一本书，是他带来让老师读给全班同学听的。他说：“我可喜欢它了。”这本书是新版的《小黑孩儿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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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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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新思考了1976年“华盛顿诉戴维斯案”确立的歧视目的原则。这个原则要求原告在质疑一个表面中性的法律的合宪性时，必须证明负责立法和执法的人存在种族歧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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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案”催生了数量可观的或褒或贬的文章。少数群体和民权提倡者在谴责“戴维斯案”及其后果方面实质上是一致的，为数不少的宪法学者也加盟进来，这些学者在估价其对平等机会的损害方面，如果更克制地说，同样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些批评者提出了两个主要论点。第一，以动机为中心的种族歧视原理，将经常是无法尽到的说服责任的重担加到不该承担这种责任的纠纷一方的身上。不当的动机很容易隐藏，因为行为是多种动机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官员也总能争辩说，种族中立的考虑促成了他们的行动。不仅如此，同时涉及几个决定者的时候，要证明种族歧视的动机，就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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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戴维斯案”原理的第二种反对意见更具有基础性，它主张，种族不平等所造成的伤害，与决定者的动机无关。难道说，种族隔离学校的董事会不是有意识地伤害某个黑人孩子，他在这个学校所体验的耻辱和羞辱就会少一点儿吗？难道说，不让黑人进入白人居住区的决定，如果是基于财产价值的考虑而不是存心搞种族歧视，黑人就不感觉自己是贫民窟的囚犯了吗？提出第二种反对理由的人推理说：“种族不平等的事实，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它们极力主张，种族失衡的损害应当触发高级的司法审查，而无须考虑动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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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要件的支持者同样坚定地主张这一原理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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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同情那些歧视目的原理的批评者的……但我不想简单地再增加另外一章“意图与影响”的争论，而是希望给出另一种思考方式，用来考虑种族歧视问题，这种方式能够更准确地描述种族歧视的起源和它所施加的伤害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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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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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共同继承了一份历史和文化遗产，其中，种族主义已经扮演并且仍在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有这些共同的经验，我们无可避免地分享了许多思想、态度和信条，它们为一个人所属的种族赋予了意义，并且引发了对于非白人的负面感觉和意见。就这种文化信仰体系对我们所有人的影响而言，我们都是种族主义者。与此同时，我们的大多数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种族主义。我们没有认识到文化体验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我们关于种族的信条，也没有认识到在何种时候这些信条影响了我们的行动。换言之，产生种族歧视的大部分的行为都受到了无意识的种族动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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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种族歧视信条和思想的无意识性，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的内心通过否认或拒绝承认一些思想、愿望和信条——它们与个人学到的所谓“好的”或者“正确的”相冲突——来对抗负疚造成的不快之感。虽然我们的历史经验使种族主义成为我们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社会近来却接受了一种将种族主义作为不道德的东西而加以拒斥的理想。当一个人体验到种族主义思想和谴责这种思想的社会伦理之间的冲突时，人的内心就将种族主义从意识中驱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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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文化——比如包括媒体和一个人的父母、同阶者和权威人物——传播着某些信条和倾向。因为这些信条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它们不是作为直接学习的体验，而是个人用来感知世界的理性秩序的一部分。比如，个人没有意识到普遍存在的文化成见影响着他对黑人的感知：他们是懒散的或者低能的。因为种族主义如此之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之中，所以就很容易通过默许的理解加以传播；又因为这些默许从来没有被明示过，所以就不容易在意识层面上被体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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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要求先证明存在有意识或者有意图的动机，以此作为前提，再从宪法上认可某一决定是以种族为基础的。这样做，不仅忽视了我们所理解的大部分的内心活动方式，而且没有考究种族主义的非理性，以及美国种族关系史在个人和集体无意识中产生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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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法律制度不考虑无意识对个人或集体行为的影响也没什么不妥。但是，当我们的目标是消除可恶的种族歧视的时候，法律就必须认识到种族主义的主要渊源。平等保护条款要求消除那些考虑了种族因素而又没有好的和重要的理由的政府决定，因而，平等保护原理就必然要考虑无意识的种族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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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学到的20世纪心理学来分析歧视性意图要件，这种努力至少有三方面重要的理由。第一，现在这个原理要求证明被告人意识到他的反黑人意图，从而严重限制了法院可以承认并纠正种族歧视的个案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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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之所以存在种族歧视，是多种个人错误和集体责任造成的，但现存意图要件在归咎这些错误、分配这些责任时，扭曲了我们对歧视原因的感知，进而导致我们思考种族主义的方式，不仅不能战胜疾患，反而加剧了病情。在承认种族歧视的存在之前要求找到罪魁祸首，最高法院借机制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存在歧视，除非它是有意识的意图。并且，还要假装这个想象的世界是真实的，坚决要求我们参与这个虚幻构想，最高法院和它所宣示的法律藉此巧妙塑造了我们的社会感知。最高法院拒绝纠正歧视的决定，不仅在政治权力和经济自利中找到了根据，而且在道义上找到了基础。如果没有歧视，就没有纠正的必要；如果黑人被公平对待了，可还是处在社会经济的底层，那只能用他们自己的低能来解释其从属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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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个意图原理的焦点集中在最狭窄和最不现实的对个人错误的理解上，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和憎恶扶持行动和其他种族意识作用下的、对于过去和现在的歧视的补救。如果没有可识别的罪犯就没有歧视，那么“无辜的”个人会厌恶因补救伤害而增加的负担，因为法律说他们没有责任。理解我们种族主义的文化渊源，可以避免传统上孕育的不必要的错误，而又不否认消除种族主义的集体责任。某些态度在渗透着种族主义的文化中是无可避免的，我们无意识地窝藏了这些态度，这种情况不能归咎于个人。如果没有归咎个人的必要，就会减少补救的阻力，让人们更容易接受补救的需要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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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你说的话让你露了馅”：关于无意识和种族的初级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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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也是我们被迫假定，确实存在一些非常强的心理过程或思想，它们能够在精神生活中产生通常思想所能产生的所有影响（包括那些反过来作为思想而变成意识的影响），尽管它们本身并没有变成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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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所青睐的理论分析是什么，这里都有可观的来自每日经验的常识证据令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在意识之外窝藏了偏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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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位著名体育解说员因黑人球员的精彩表现而忘乎所以，竟在全国电视实况转播时称这位球员为“小猿猴”。我们见证了一次典型的心理学上的动作倒错，或者通俗说来是无意间的走嘴。这位体育解说员认为自己在种族问题上是进步的，他的许多最重要的职业伙伴都是黑人，他也无疑会承认他们中的不少人是他的亲密朋友。出了这个意外之后，他最初声称不记得了，而当他面对录像带的时候，道歉说自己并非存心搞种族污蔑。没有理由怀疑他的真诚道歉。他何必有意冒险得罪观众，毁了自己的声誉和职业前途呢？但是，他无意间的走嘴也并不是空穴来风。这是一个证据，证明他意识中一直压抑着的种族成见，这会儿不小心逃过了自我审查。同样，南茜·里根曾在一次支持里根总统竞选的公众集会上说，她真希望里根也能在这儿“看到所有这些漂亮的白人”，人们很难想象这是她在自我意识支配下有意公开声明她喜欢这些白人的现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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