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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恢复性司法是我们司法制度中一个真正而合法的目标吗？它能达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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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故事向我们说明，非正式的纠纷解决，可以用于正规法庭之外的冲突，也反映出非正式过程的目标不一定是“解决”冲突，也可以是帮助建立对话和交流，以便消除愤怒，降低暴力的可能性，并且在高度的两极分化中促成可能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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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与敌人谈判[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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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福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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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来，堕胎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一直在秘密接触，试图达成更多的相互理解。现在，他们打算分享一下各自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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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30日上午，约翰·萨尔维（John Salvi）走进位于布鲁克林（Brookline）的“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诊所，用一支步枪打伤3人，杀死了一名接待员莎农·洛内（Shannon Lowney），当时，她正在接听电话。随后，约翰·萨尔维驾车到两英里外培根大街的“早产健康服务所”（Preterm Health Services），在那里，他又开枪打伤2人，杀死了接待员李·安·尼科尔斯（Lee Ann Nich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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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20分钟的暴行震动了全国。“赞成选择者”（prochoice）悲痛、愤怒而震惊；“赞成生命者”（prolife）也惊恐而忧虑，他们的事业竟然与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有了瓜葛。州长威廉·威尔德（William F. Weld）、主教伯纳德·劳（Cardinal Bernard Law）以及许多人呼吁，“赞成选择者”和“赞成生命者”双方的领导人应当坐下来谈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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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6个领导人，3个属于“赞成选择者”，3个属于“赞成生命者”，响应了这种呼吁。在近5年半的时间里，我们私下的会晤超过了150小时。这是一种令我们震惊的经历。现在，在“布鲁克林枪击案”6年后，美国最高法院划时代的“罗诉韦德案”[432] 28年后，我们首次披露了我们的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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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6个来自两个敌对阵营的积极分子是如何找到谈判之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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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枪击案后的几个月里，一个以波士顿为基地的全国性团体“公开交谈项目”（Public Conversations Project），它策划并落实有分歧的公共问题的对话，它咨询了许多共同体的领导人，探讨了就堕胎问题进行高层对话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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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这些“交谈”的鼓励，这个项目于1995年7月邀请我们6人进行了4次会谈。这些会谈是不公开的，我们以个人身份参加，不代表各自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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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话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共同的基础，也不是为了妥协，而是要与对手进行公开的交流，远离两级分化的媒体的闪光灯，建立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关系，减少堕胎争论的火药味，当然，也为了降低未来枪击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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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同意参加对话的时候，仍然处在布鲁克林谋杀袭击的震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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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一次会谈日期的临近，我们都开始焦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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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面之前，“赞成生命者”一方在附近一个属于支持者的隔间里一起做了祈祷。弗朗西丝·霍根（Frances X. Hogan），一位律师，“妇女扶持生命协会”（Women Affirming Life）会长，也是马萨诸塞州“公民拥护生命协会”（Massachusetts Citizens for Life）的执行副会长，她担心，与“赞成选择者”领导人的对话可能制造“一个丑闻，如果人们认为我只是将堕胎视为一种理性人可以有所分歧的问题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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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琳·麦考梅什（Madeline McComish），一位药剂师，马萨诸塞州“公民拥护生命协会”会长，“害怕与那些直接参与了取人性命的人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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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拉·索普（Barbara Thorp）“痛恨诊所里的谋杀”，她担心，“如果双方领导人的直接交流是不公开的，那么分歧只会加深。”虽然索普疑虑重重，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波士顿大主教管区赞成生命办公室”（ProLife Office of the Archdiocese of Boston）主任，“非常渴望与对方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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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选择者”也心存疑虑。作为马萨诸塞州“计划生育联盟”（Planned Parenthood League）的主席和CEO，尼基·尼科尔斯·嘉宝（Nicki Nichols Gamble）直接受到枪击事件的影响。尽管她觉得对话会有帮助，但“不知道对话是否会转移我的精力，使我不能专心协调自己的组织对枪击的反应，也不能专心帮助医治雇员及其家属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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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丽萨·科伽特（Melissa Kogut）新近被任命为马萨诸塞州NARAL的执行主任，这个组织是“全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National Abortion Rights Action League）在一州的分支机构，她不知道如何向董事会和同事们说明，花在这种对话上的时间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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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福勒（Anne Fowler）是“牙买加平原圣约翰教区”（St.John’s Episcopal Church in Jamaica Plain）的教区长，她相信，以她教区长的身份而赞成选择，她的观点可能不被任何一方尊重。”然而，作为一个神职人员、和平主义者与行动主义者，我不得不接受这个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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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在所有会晤中都起了调和作用的对话促进者，也焦急地期待着。劳拉·查辛（Laura Chasin），“公共交谈项目”的主任，“害怕这个对话弊多利少”。苏珊·波德兹巴（Susan Podziba）是来自布鲁克林的一位独立的公共政策调解人。她回忆说：“暴力的威胁依然存在，如果某个坏人发现了我们的对话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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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面地点是“公共交谈项目”位于水镇（Watertown）的办公室，时间是1995年9月5日，一个炎热的星期二的晚上。福勒回忆说：“我本想穿教服，但是太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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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讨论简直让人精疲力竭。我们在彼此的称呼上就难以达成一致。除一人而外，大家同意使用彼此都能接受的、实际上要加引号的“赞成生命者”和“赞成选择者”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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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我们多次用语冲突中的一次，分歧仍然未能解决。至今，嘉宝还不以“赞成生命者”称呼对方，因为“我相信我的事业也是赞成生命的”，她说。这种立场使索普及其同仁非常沮丧。”我忍受了尼基拒绝称呼我们赞成生命者，不过坦率地说，这使我非常生气。我原本也不打算称尼基一方为赞成选择者，但我还是这样做了，因为这似乎是显示尊重并推进交谈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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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伽特也怀疑自己是否愿意使用这些术语，“但是我有两个结论：第一，为了将和平对话进行下去，我们需要使用对方愿意接受的称呼；第二，时间一长，我开始将‘赞成生命’看成是对方的信仰描述，也就是，生命本身，而不是生命的质量，是他们的优先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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