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26369
在对分歧的这些讨论以及全部讨论中，我们努力让对方接受或者理解我们的信仰。我们质疑对方，是为了深入挖掘——准确定义我们所信仰的——为什么我们会信仰以及什么是我们仍然不解的。
1702826370
1702826371
这些交谈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分歧。我们看到，我们在堕胎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反映了两种不可调和的世界观。
1702826372
1702826373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会面呢？
1702826374
1702826375
首先，因为当我们面对对手时，我们看到了她的尊严和善良。包容这种明显的矛盾，从精神上拓展了我们。我们经历了某些激进的、改变生命的、用非政治术语描述的东西：“神秘之爱”、“圣地”或者仅仅是“神秘”。
1702826376
1702826377
我们继续会面，因为我们在智力上也拓展了。难得有机会参与持久而坦诚的关于严重道德分歧的交谈。这让我们思想更深刻，语言更准确。
1702826378
1702826379
我们还希望能够成为更明智、更有效率的领导者。我们对自己的政治对手有了更多的了解，学会了避免过激的反应，学会了集中精力正面主张我们各自的事业。
1702826380
1702826381
从第一次充满恐惧的会面之后，我们经历了自相矛盾。一方面，我们学会了待人以体面和尊敬；另一方面，我们在堕胎问题上都更加坚信自己的观点。
1702826382
1702826383
我们希望，对这段经历的描述将鼓励各地的人们考虑，在堕胎和其他漫长的纠纷中参与对话。在这个两极对立的冲突世界里，我们瞥见了一种可能性：我们可以直率而热忱地表述不同意见，在心中对他们的行动主义有更清晰的了解，与此同时，为一个更加文明和富于同情的社会贡献力量。
1702826384
1702826385
【图】双方的观点
1702826386
1702826387
1702826388
1702826389
1702826390
提示与问题
1702826391
1702826392
1、这种缓解冲突的模式在其他场合是否有用？你能想出适合的特定情境吗？
1702826393
1702826394
2、这种方法的弊端是什么？
1702826395
1702826396
3、这一过程的促进者需要怎样的训练？
1702826397
1702826398
4、这一过程对于更大的、似乎是不可解决的堕胎冲突会有什么影响？
1702826399
1702826400
[425] Sally Engle Merry,“The Social oganization of Mediation in Nonindustrial Societies: Implications for Informal Community Justice in America,” from The Politics of Informal Justice, edited by R. Abel.
1702826401
1702826402
[426] 社会共同体纠纷和解中心，既可以法院为核心，也可以社会共同体为基础。所研究的大多数调解方案都与法院密切相关，它们从法院书记员和法官那里得到推荐，并依赖司法制裁的威胁来鼓励调解。而以社会共同体为基础的模式，是让当地社会共同体的领导人运筹这些方案，并作为调解人。它们避开任何与法院的联系，无论是案源，还是对不顺从的纠纷当事人的制裁……这些和解中心致力于运用共同体的社会压力引导对协议的遵守。
1702826403
1702826404
[427] 公民纠纷解决方案，为相互熟识的内部、邻里、家庭、买卖以及租赁双方纠纷引起的、小的民事和刑事起诉提供了一种法庭审判之外的替代方式……纠纷当事人可以在一种非正式的、个人化的、援助性的气氛中诉说自己的委屈。其中的第三方通常是社会共同体成员中一位非专业人士，他只调解纠纷，让纠纷各方共同营造一个相互接受的妥协解决，或者，在一些方案里，让双方服从仲裁。理想状态的调解体验是自愿的、非强制性的，更有人情味儿，更适合当事人而不是法院的需要。整个过程是一种讨价还价和谈判。讨论是没有限制的，可以充分暴露情感和观点，通常持续的时间也比庭审长得多。结局一般是妥协而不是胜负决定，并且考虑到双方的整体关系。规则为讨论提供了一个框架，各方运用这些规则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这些规则并不决定结果……这个过程不是让问题去适合规则，而是就公平与正义的和解而在双方之间达成一致协议，即使这样做背离了现存的规则……和解一般是补偿性的，而不是惩罚性的，注重的是缔造和平与恢复原状，而不是施加惩罚……它们使当事人言归于好，化解敌意，维持相对亲和与合作的关系。因此，调解程序似乎比审判更适宜弥和破裂的个人关系，因为它的本质在于“使双方修好的能力，不是凭借强加规则，而是依靠帮助他们达成一种新的对双方关系的共识，这种共识将重新指导他们对另一方的态度和意向”。
1702826405
1702826406
[428] Community Dispute Resolution Programs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1986), pp.13-14.
1702826407
1702826408
[429] Mark S. Umbreit,“The Development and Impact of Victim - Offender Medi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ediation Quarterly, Vol.12，No.3，pp.263-276, 1995.
1702826409
1702826410
[430] 奥地利联邦的政策是使被害人与加害者调解在其9个省的143个城市中都适用于年轻人。
1702826411
1702826412
[431] From “Talking with the Enemy,” Anne Fowler, Nicki Nichols Gamble, Frances X. Hogan, Melissa Kogut, Madeline McComish，and Barbara Thorp, The Boston Sunday Globe，January 28, 2001.
1702826413
1702826414
[432]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后“提示与问题1”。——译注
1702826415
1702826416
1702826417
1702826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