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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会谈虽有诸多不快，我们依然彼此走近了。在一次会面时，我们每个人都讲述了自己为什么要在堕胎问题上投入如此之多的时间、精力和才智。这些解释和说明，尽管是极度个人化的，但仍然令在场的人深受启发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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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次会面后，我们同意将会面继续下去，直到“枪击案”一周年。我们担心那时候波士顿在堕胎问题上的紧张对立会集中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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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30日晚上，大约700人聚集在布鲁克林的欧哈贝·舍拉姆教堂（Temple Ohabei Shalom），悼念洛内和尼科尔斯。我们“赞成选择者”一方的3人都参加了祈祷，由福勒和嘉宝主持。祈祷的人群中有我们会晤的促进者之一波德兹巴，还有两名“赞成生命者”的成员，霍根和索普，以及索普的丈夫大卫·索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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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勒回忆说：“看到另一阵营的人参加进来，对我来说，是悼念仪式中最有意义的时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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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宝在发言中对“同意和不同意我们观点的祈祷者”都表示了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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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勒在布道时提醒我们：“上帝召唤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她套用希伯来先知以赛亚（Isaiah）的话说：“自李·安和莎农被害后，新的事物已经萌发。已经改变了许多，还将要改变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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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我们这些参与秘密对话的人已经改变了许多。到这个悲伤的周年纪念日为止，我们每个人都已经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对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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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重大问题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还跟踪彼此生活中的个人事件，分享快乐，分担悲伤。更多的相互理解，意味着更多的相互尊敬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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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之间增加的理解，影响了我们各自作为运动领导者的讲话方式。新闻媒体虽然不知道我们在进行会晤，但它们开始注意到我们的公开表述有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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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枪击周年纪念日后，《环球》（Globe）的记者堂·奥克因（Don Aucoin）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主教伯纳德·劳和州长威廉·威尔德等人呼吁下……过去1年里双方的嗓门儿降低了没有？答案似乎是非常肯定的，至少在一些活跃分子那里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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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援引了嘉宝的话：“问题双方的许多人都开始努力思考他们的用语了。”嘉宝补充说，她现在很少听到“婴儿杀手、谋杀者、纳粹”之类的称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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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篇文章中，也引用了霍根的话，她说，使用“‘赞成选择者’是因为这是他们想要的称呼。我对人有起码的尊敬，即使我既不同意也不尊敬他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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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普的话也被引用了：“降低嗓门的呼吁发出了一个信号，也就是，我们真的需要认真而互敬地彼此倾听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用爱、和平和尊重的口气与人讲话，无论我们的分歧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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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就枪击事件一周年所做的采访中，霍根解释说，虽然她认为堕胎就是杀人，但也不再称其为谋杀了。霍根还说：“降低调门非常关键，这不仅是更好的举止，也证明是更好的政治……我们透过这样的信息，接触到了我们原本接触不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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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伽特在与“赞成生命者”的发言人在新闻广播中进行辩论的时候，感觉和行为都有所不同。科加特回忆说：“令我吃惊的是媒体特别渴望冲突。一个广播谈话节目的主持人竟然鼓励我向对手发起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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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初我们继续会面，因为我们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对萨尔维的审判，对活跃分子和公众的安全构成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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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赞成生命者”行动起来，将鼓吹暴力的人挤出马萨诸塞州。1996年2月，唐纳德·斯贝茨（Donald Spitz）神父，作为弗吉尼亚州“赞成生命者”的首脑人物，宣布他计划到波士顿，依照《环球》的说法，去声援他所谓的萨尔维的“正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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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梅什给斯贝茨写了一封信，霍根和索普也签了名。信中写道：“您所公开声明的对暴力的接受……悖逆于赞成生命运动所代表的一切。在这样一个困难时期，马萨诸塞州不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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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贝茨及其同盟者反击了麦考梅什的指责，声称她背叛了自己的事业。不过，他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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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的信任，在我们之间开通了可靠交流的“热线”。一旦有迫近的人身危险，“赞成生命者”的领导人就会提醒嘉宝。嘉宝说：“这降低了我的焦虑，并且使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另一边的人也在心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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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5年半时间里，虽然外部事件占去了我们大部分的注意力，但我们还是努力探索了堕胎争议的各个方面。比如，生命何时开始，妇女的权利，未出生者的权利，为什么妇女要堕胎，以及堕胎以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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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花了特别多的时间讨论“赞成选择者”所说的“禁止某些堕胎程序”的问题和“赞成生命者”所称的“性别选择堕胎”问题。我们还探究了其他一些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女权主义、性教育、安乐死、自杀、死刑、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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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处置有分歧的话题时，我们对分歧是有所预见的。不过，有时冲突还是会突然降临——当一方不明智地使用某些词时，会令对方感觉专横和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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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颇具挑衅性的词是“暴力”。当“赞成选择者”用它指枪击和对诊所、医生、工作人员的其他攻击时，“赞成生命者”却相信堕胎也是一种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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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形成过程中，当一方提到《独立宣言》时，我们陷入了僵局。“赞成生命者”希望引用《独立宣言》来陈述他们的核心信仰：生命权利是不可转让的和不言自明的。“赞成选择者”则激烈反对他们同样珍爱的这一经典文献被人占为己用。对他们来说，《独立宣言》肯定的是每个人的生命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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