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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充满恐惧的会面之后，我们经历了自相矛盾。一方面，我们学会了待人以体面和尊敬；另一方面，我们在堕胎问题上都更加坚信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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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对这段经历的描述将鼓励各地的人们考虑，在堕胎和其他漫长的纠纷中参与对话。在这个两极对立的冲突世界里，我们瞥见了一种可能性：我们可以直率而热忱地表述不同意见，在心中对他们的行动主义有更清晰的了解，与此同时，为一个更加文明和富于同情的社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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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双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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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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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种缓解冲突的模式在其他场合是否有用？你能想出适合的特定情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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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种方法的弊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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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一过程的促进者需要怎样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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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一过程对于更大的、似乎是不可解决的堕胎冲突会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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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Sally Engle Merry,“The Social oganization of Mediation in Nonindustrial Societies: Implications for Informal Community Justice in America,” from The Politics of Informal Justice, edited by R. 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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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社会共同体纠纷和解中心，既可以法院为核心，也可以社会共同体为基础。所研究的大多数调解方案都与法院密切相关，它们从法院书记员和法官那里得到推荐，并依赖司法制裁的威胁来鼓励调解。而以社会共同体为基础的模式，是让当地社会共同体的领导人运筹这些方案，并作为调解人。它们避开任何与法院的联系，无论是案源，还是对不顺从的纠纷当事人的制裁……这些和解中心致力于运用共同体的社会压力引导对协议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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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公民纠纷解决方案，为相互熟识的内部、邻里、家庭、买卖以及租赁双方纠纷引起的、小的民事和刑事起诉提供了一种法庭审判之外的替代方式……纠纷当事人可以在一种非正式的、个人化的、援助性的气氛中诉说自己的委屈。其中的第三方通常是社会共同体成员中一位非专业人士，他只调解纠纷，让纠纷各方共同营造一个相互接受的妥协解决，或者，在一些方案里，让双方服从仲裁。理想状态的调解体验是自愿的、非强制性的，更有人情味儿，更适合当事人而不是法院的需要。整个过程是一种讨价还价和谈判。讨论是没有限制的，可以充分暴露情感和观点，通常持续的时间也比庭审长得多。结局一般是妥协而不是胜负决定，并且考虑到双方的整体关系。规则为讨论提供了一个框架，各方运用这些规则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这些规则并不决定结果……这个过程不是让问题去适合规则，而是就公平与正义的和解而在双方之间达成一致协议，即使这样做背离了现存的规则……和解一般是补偿性的，而不是惩罚性的，注重的是缔造和平与恢复原状，而不是施加惩罚……它们使当事人言归于好，化解敌意，维持相对亲和与合作的关系。因此，调解程序似乎比审判更适宜弥和破裂的个人关系，因为它的本质在于“使双方修好的能力，不是凭借强加规则，而是依靠帮助他们达成一种新的对双方关系的共识，这种共识将重新指导他们对另一方的态度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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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Community Dispute Resolution Programs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1986), p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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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Mark S. Umbreit,“The Development and Impact of Victim - Offender Medi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ediation Quarterly, Vol.12，No.3，pp.263-276,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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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奥地利联邦的政策是使被害人与加害者调解在其9个省的143个城市中都适用于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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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From “Talking with the Enemy,” Anne Fowler, Nicki Nichols Gamble, Frances X. Hogan, Melissa Kogut, Madeline McComish，and Barbara Thorp, The Boston Sunday Globe，January 28,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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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后“提示与问题1”。——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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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门（第八版） [:170281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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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门（第八版） 第二十章 公众纠纷与纠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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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聚焦纠纷解决者的作用，他们介入有公共含义的完整的纠纷。从事这种工作的第三方将自己描述为是中立的，而这些资料则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如何“实践”并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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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家的纠纷：解决冲突与寻觅共同体[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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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阿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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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我们关心通过纠纷解决来巩固社会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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