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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个特定纠纷最终进行了调解，调解的结果似乎让当事各方都很满意，不过，从种族冲突的角度看，却很难说是成功的。导致调解的整个经验，只是强化了社会生活中所有的不利因素，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种族主义决定了所有跨种族交往的结构。调解制造了停火，允许纠纷各方开始重建关系，开始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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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当我们指涉种族和人种冲突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地提及冲突解决。种族和人种冲突如此复杂地扎根于我们的社会结构当中，也如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的精神当中，所以，奢谈适用调解技巧来解决这些冲突是天真而令人误解的。对我而言，重新审视各类种族和人种冲突的经验之后，我发现非常有必要对安排停火、了却纠纷和解决冲突做出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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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来越确信，许多事后的调解只能算是安排停火。停火本身没什么不对，但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我认为冲突解决的技巧与情感需要融入冲突本身的结构当中。当前，许多与种族有关的纠纷多半由互致谩骂了事的当事人构成，很少真正触及核心问题和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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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种族有关的纠纷的结构动态，部分取决于旨在规避根本冲突的、机构的和个人的恐惧和需求。以上面的校园事件为例，种族敌意由于未能得到承认、面对和作为种族问题加以解决而被恶化。这种情况是让许多人高兴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种族冲突，而不是更少，但我们需要的冲突，其结构不应当是毁灭性的，也不应当是支持种族主义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调解人以及参与了其他各种各样纠纷化解的冲突解决专家的目标。处在纠纷解决中的我们，必须特别警惕各种形式的、可能帮助某些机构掩盖和平息种族紧张和冲突的方式，而这些种族紧张和冲突，是由专横和不平等的歧视处置努力导致的。民权运动木能通过回避冲突来谋求发展，而ADR运动也正是从在多方面相似于民权运动的情感中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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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计算器：肯尼思·费因伯格如何确定3千人的生命价值[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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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科尔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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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袭击1年后不久，肯尼思·费因伯格（Kenneth Feinberg），作为“被害人赔偿基金”（Victim Compensation Fund）的特别主管，在他城里的办公室会见一批消防队员。57岁的费因伯格，长脸，前额突出，举止生硬。站着的时候，他看上去像是使劲儿向前探着身子，甚至当他坐下的时候，也是身体前倾，好像马上就要再站起来。那天早上，费因伯格没穿外衣，只穿着衬衫接待消防员们。袖口上两个金制的袖扣是他给自己的礼物，被装饰成一个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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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话的消防队员是一个面色红润的壮汉。他在“世贸中心”现场工作了4个星期，最初是努力搜救被害人，后来就是复原遗骸。他告诉费因伯格，那段时间里，他呼吸的是玻璃、混凝土和铅的粉末，还有石棉。“我称其为废墟尘埃混合物。”他说，自己的肺功能丧失了一半以上，整个期间一直在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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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睡不着觉，”他说，“我越来越沮丧，老婆说这是‘情绪问题’，她带着孩子走了。”这个消防员告诉费因伯格，他最近不得不退役了，在一个学校找了份儿负责安全监控装置的工作。”我不能在街上玩儿曲棍球，不能和人一起玩儿了。我儿子不明白为什么爸爸突然什么都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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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每天要吃的东西，”他大声宣布，手里攥着一个装满各种药物的冷藏袋，“有药片、喷剂、类固醇，还有口服药液。”他从屁股口袋里取出了更多的药物。”这都是我要随身携带的玩意儿：鞣酸蛋白、肾上腺素——这都是用来自我安慰的。如果感觉实在不好，就得喝这个东西，然后到医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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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消防员一直颓然坐在椅子上，他终于开腔解释道，在袭击发生那天下午，他一直在“世贸中心”的废墟上进行搜救。”我们从尘土、残骸和灰烬中努力把人挖出来。你见过宇航员在月球上的情景吗？灰尘扑面而来。3周以后，我咳出来的都是血、灰土和碎屑。打那儿以后，我已经住过3次医院了。我的肝、脾、胃都不正常，没人能给我一个确定的答案。我11岁的儿子问他妈妈：‘我爸快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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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赔偿基金”，人们称它V.C.F.，从下个月起就要年满终止了。从现在到截止，它要向约3千个家庭签发支票。这类基金还没有先例，费因伯格作为特别主管来决定基金的使用。费因伯格制定分发基金的规则，费因伯格确定规则如何实施，费因伯格听取对规则不满的家庭的抱怨。像消防队员这类被害人，他们的病状要在灾难之后数日甚至数星期才表现出来。费因伯格不仅有权决定补偿多少，而且有权决定是否补偿。按最高估计，基金的数额最终会达到50亿美元，尽管还可能更高。但究竟高出多少，完全由费因伯格说了算，他被授权使用联邦财政的空白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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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处在费因伯格位置上的人都会发现自己不免与一些被害家庭发生争执，而费因伯格一直在激怒几乎所有的人。几个月前，一位寡妇公开对他说：“我曾听你说，不能站到我们的立场上。我认为，如果你能对我们的痛苦有1小时的感觉，你的语调和举止就和现在截然不同了。”在同一次会面中，一个失去妻子和侄女的男人说：“你可能不相信，你的傲慢自大实在让人无法忍受。”费因伯格是律师出身，出道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在和灾难打交道，评估各种各样可以想象的人类痛苦——从生理缺陷和不孕不育到石棉肺和死亡。如果某种愤怒让他不快，他也不会表现出来。他告诉我：“每个人都在大吵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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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费因伯格会见消防员，在听他们描述病状和恐惧时，翘着二郎腿，先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他干掉了两块饼干，然后将包装纸塞进塑料杯里。消防员们讲完之后，问他有什么问题要问，他摇摇头，起身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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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袭击之后仅10天，国会就设立了“被害人赔偿基金”。在匆忙的磋商过程中，提到了一些管理这笔基金的候选人，包括来自密苏里州的前参议员约翰·丹弗斯（John Danforth），来自缅因州的前参议员乔治·米歇尔（George Mitchell）。费因伯格得知了这一消息，随即做了决定——就像他对我说的那样：“过去20年，我一直都在做这个。”他给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查克·黑格尔（Chuck Hagel）打了电话，这位参议员是他的老朋友。费因伯格告诉我：“电话一通，他立刻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打电话来，就是你了。’然后他就让议会把这差事交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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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因伯格在马萨诸塞州布罗克顿（Brockton）长大，父亲是卖轮胎的，他现在讲话依然有改不掉的浓重的波士顿口音。小时候，他在一个业余剧团参加表演，甚至考虑去当演员。但是，上了马萨诸塞大学以后，他接受父亲的建议，去了纽约大学法学院。费因伯格曾经给当时的纽约州大法官斯坦利·福尔德（Stanley Fuld）做过书记员，后来充任爱德华·肯尼迪的参谋长。现在，他与妻子黛安娜以及3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住在马里兰州的贝蒂斯达（Bethesda），生活在一座有特别设计的音响房间的房子里，保存了6千张古典音乐的CD。“9·11”以前，他通常是早上5点起床；“9·11”以后，他经常是早上3点入睡，6点来到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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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寻常的是，费因伯格有现在的专业技能，多半要感谢他的滑稽表演天才。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福尔德法官的一次生日宴会上，费因伯格表演了一个节目，给杰克·维因斯坦（Jack Weinstein）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位于布鲁克林（Brooklyn）的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维因斯坦和费因伯格成了好朋友。10年以后，维因斯坦负责“越战除草剂案”（Agent Orange），他问费因伯格是否可以努力说服双方进行和解，不让这个案子进入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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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因斯坦把费因伯格带进“越战除草剂案”的时候，这个案子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它困扰着成千上万曾经暴露于这种除草剂中的越南老兵，他们患有各种疾病，从皮肤病到异常的癌症。他们状告联邦政府以及包括道尔公司和蒙萨托公司（Monsanto）在内的除草剂生产商。实际上，双方无人相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不管怎样，费因伯格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在几星期内搞出了80页的建议书。但双方都拒绝接受它，因为在一个主要事项——钱的问题上难于取得一致。老兵们要求的是10亿美元，而化学公司最多愿意拿出几十万美元。看来，庭审是不可避免了。在开始陪审团遴选的那天早上3点钟，他们最终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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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81岁仍然在位的法官维因斯坦告诉我：“费因伯格是一个超级谈判者，非常强硬，他比任何一方的律师都更了解案情。”协议达成的那天夜里，双方同意的总金额是1亿8千万美元。维因斯坦当时住在曼哈顿的一家旅馆里，拂晓之前，他告知费因伯格可以对外宣布这个结果了。维因斯坦记得他在床上蹦了起来：“他非常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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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除草剂案”，作为一个先例，大大扩展了集团诉讼的可能性。虽然一些人极力反对，但它的确带来了一系列其他所谓大众侵权（mass-tort）案。很少有哪个大的有影响的和解不是费因伯格参与搞定的。他是“DES案”的特别主管，该案有1千个因服用二乙基固醇而怀疑患有癌症的原告人；而“道尔坤盾牌宫内节育器（Daikon Shield I.U.D）案”则有25万原告人，他在该案中的作用也类似特别主管；他还为道尔·康宁（Dow Corning）充当谈判代表，它生产的硅树脂曾被用于妇女丰胸（breast implant），该案有45万的原告人；他还在数以百计的石棉肺案件中成功地谈出了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他赢得的声誉是高效且有非凡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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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思·弗拉德克（Judith Vladeck）代表“长岛照明设备公司”（Long Island Lighting Company）地方纳税人参与的一个案件，也是由费因伯格调解的。她告诉我：“费因伯格的风格是，对你的顽固和缺乏理解，他能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不满之情。那种感觉不是‘我不同意你’，而是‘你怎么了？竟然如此麻木！’我可以欣赏一种坚韧，但如果作为被害人，我肯定不喜欢他这样。”1993年，费因伯格离开了凯、斯科勒、菲尔曼、海斯和汉德尔（Kaye, Scholar, Fierman, Hays & Handler）的合伙律师事务所，不再做他们的合伙人，而是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名叫“费因伯格团队”，办公室设在纽约和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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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费因伯格摸索了一套办法，处理到处蔓延而又错综复杂的案件，他将其中的关键要素描述为“剥离复杂性”。按照这种方法，个人情节被简化为数字，以便在一张表格里表达整个的和解方案。费因伯格告诉我：“分配金钱的办法就是尽你的最大可能拿出一个客观可见的分配公式。”他以“道尔坤盾牌案”为例加以说明：“我们有一个矩阵，就是这个。子宫切除这些钱，骨盆发炎这些钱，宫颈癌这些钱，偏头疼这些钱。只要你从医学上证明了你有这些症状之一，我们就赔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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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数字而言，“9·11”比费因伯格处理过的许多案件难度要小得多。费因伯格评论说：“我的意思是，3300名死者和伤者从数量上说还算不上大众侵权。”不过他承认，情感上的生疏是他未曾经历过的。他告诉我：“当我接受这个工作时，我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不要任何报酬，我喜欢做这个。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在我面前说：‘你无偿地这么做，是多大的牺牲啊！为了公共利益，真令人难以置信。’我做这事的真正理由，当然是为了公共利益，你可以说这算是难以置信，但也的确是一种牺牲。不过，作为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事件，如果这些家庭知道我因这些死者的血肉而得到报酬，你能想象那会是什么样子？‘你只给我300万，你挣了多少？’作为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问题，我会彻底打断他的批评，告诉他：‘我没得任何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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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年里，费因伯格主持了几十次的被害人家属问答会，参与者多数来自纽约地区，也有波士顿、华盛顿和洛杉矶的。在这些问答会中，费因伯格解释了基金的使用，倾听了家属们的意见，其间难免参杂一些谩骂。不久前一个雨夹雪的晚上，我开车带着他和他的长子迈克尔参加在斯得特恩岛（Staten Island）的一次会议。费因伯格已经去过那里两次了。第一次，有个男人做了一番评论，在费因伯格这个犹太人听来，是反闪语族的（anti-Semitic）。迈克尔是纽约大学的法科学生，他陪同父亲参加这第三次问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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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因伯格在路上不止一次告诉我：“斯得特恩岛这个地方简直是第三世界国家。”问答会在希尔顿酒店举行，时间是7点钟，而费因伯格还没吃中饭，所以，在进场前，他在酒店小卖部给自己买了一包饼干，给迈克尔买了一包巧克力。他在大厅里碰上一些熟人——某些家属在每次问答会上都尾随着他——他不太热情地向这些人打招呼。我挨着两个男人坐下，他们都失去了自己当消防员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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