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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十分清楚的是，有多少被害人没在费因伯格的表格中体现，但是，“世贸中心”里有许多大的金融公司，公司里相对年轻的人年收入通常都在几十万美元，这个数字肯定是很高的。随一个严格的经济损失计算公式而来的是一些被害人家属在某些情况下有资格从政府得到的一千万、两千万甚至三千万美元。表面看来，这是立法者在设立“被害人赔偿基金”时规定的，但这不是他们以及任何其他人真要看到的，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费因伯格向我提到，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与共和党参议员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给了他同样的建议，他将这个建议总结为：“不要让20%的人得到80%的钱。”准确地说，费因伯格是如何看待他所谓的“高端家庭”（high-end）的，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他也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但他指出，除了极少的情况，他给出的赔偿不会超出6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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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费因伯格的立场惹怒了高收入被害人的家属，他们指责他行为专断、不公并且不法。一天，我坐在费因伯格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个要求赔偿的男人，他死去的妻子1年差不多赚40万美元。除去生命保险抵消的几百万美元以外，这个男人又得到了200万美元。他觉得自己应该至少再拿100万。费因伯格问，他是否认为应当以收入为唯一的赔偿依据，即使这意味着某些比较富裕的家庭将会得到一千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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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绝对是的，”这个男人回答说，“这个想法就意味着要补偿我，使我的生活方式不会改变，而我的生活方式可不同于刷碗洗盘子的家伙。我可不是住在每月250美元的公寓里，我是住在每月5千美元分期付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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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特·菲茨杰拉德（Cantor Fitzgerald）证券交易公司在袭击中损失了658人，它发出了一份80页的对费因伯格处置基金方式的批评：国会指令他“确定经济损失，而不是让他对不同收入群体进行价值判断”。公司的总顾问斯蒂芬·默克尔（Stephen Merkel）告诉我，费因伯格寻求“按照个人好恶进行赔偿的权力”，而他的行动显示出“对法律本身的完全漠视”。遇到这种批评的时候，他的辩护与他提供给那位母亲的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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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给了我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由裁量权，”他说，“它让我根据自己的斟酌做我想做的事。我也就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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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因为这种自由裁量权，关于费因伯格共谋的许多说法一直挥之不去：他与布什行政当局达成了邪恶的交易；他从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那里直接受命；他用“被害人赔偿基金”推进侵权法改革事业，当然，这是前两者的子集。虽然费因伯格是一个外向的、特迪·肯尼迪式（Teddy Kennedy - style）的民主党人，却被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阿什克罗夫特任命为特别主管，至少从理论上说，他有权解除这一任命。费因伯格不失时机地表扬阿什克罗夫特，称他为“第一号盟友”。当我问他和司法部长如何沟通政治分歧时，他笑了笑说：“来点儿两党合作，来点儿马基雅维里，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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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因伯格令人惊奇地经常用“马基雅维里”指他自己的一些行为。第一次听他这么说时，也是不得要领，但到第三或第四次听他这样说时，我意识到他并不是在自我批评。在我跟随费因伯格到处乱跑的几个星期里，我在他的会议桌上参加了6次会议，讨论了总共大约30个案件。费因伯格根据情境需要，回旋于友好与敌意、倾诉与沉默之间。对那些低于平均数的赔偿——通常是150万美元，他几乎总是愿意再加几十万美元。一次，我听到他答应给一个寡妇额外50万美元，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带着两个弱小的孩子来要这笔钱。我猜想，费因伯格在这类情形下的理由是：先去做那些看起来有用的事，事后再去论证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赔偿较高的时候，他非常固执，甚至是顽固。一位律师告诉费因伯格，他已经计算出自己的当事人应当得到六七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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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疯了！”费因伯格喊道，“这家伙应当去起诉。“他会去的，你给了他各种理由。”这位律师平静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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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巴不得他去，”费因伯格说，“行行好，再开一个记者招待会，说我不愿意给这个家伙免税的6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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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只有大约800个家庭或者说1/4有资格的家庭对基金提出了主张，这个比例低于费因伯格的预想，但他并不特别担心。费因伯格的目标是让90%的家庭得到基金的赔付，从而解除其向航空公司、港务局或者纽约市起诉的权利。接受赔偿并不必然意味着高兴或者觉得公平。这仅仅意味着承认它比另一个选择更好，也就是，不必经年累月地对簿公堂，还要冒一无所获的风险。”谁想去拼命呢？”费因伯格说，“没人愿意去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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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被害人家属一系列会晤结束后的一天晚上，我留下来与费因伯格谈话。我们坐在一间空荡荡的会议室里，那里可以看到的景色是川流不息的车辆和宛若银带的东河（East River）。我问他对基金的看法以及基金的构成是否公平。某些家庭接受了更高的赔偿，而另一些急需帮助的家庭得到的却相对较少。他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决不是最困难的问题。以他的观点，最困难的问题是该不该存在这笔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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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说：“我给你看一些e-mails，那才真让人心碎。‘亲爱的费因伯格先生，我的儿子死在俄克拉何马城。为什么我没有？’‘亲爰的费因伯格先生，我的儿子死于1993年‘世贸中心’第一次爆炸中，为什么不赔偿我？’炭疽热——为什么不赔偿我？非洲使馆爆炸案——为什么不赔偿我？美国军舰科尔号（U.S.S. Cole）被炸案——为什么不赔偿我？还不仅是恐怖主义袭击。‘我丈夫去年在密西西比洪水中为救3个小女孩死了，为什么不赔偿他？’”“9·11”与其他这些悲剧有什么区别，费因伯格并没有提供说明。他问道：“你打算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又谈了一会儿，费因伯格礼貌而坚定地告诉我，他必须走了。他要去见迈克尔，和他一起去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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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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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一个有效的第三方，应当具备什么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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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方必须是一个律师或者受过职业训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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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怎样评价第三方工作的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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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认为在多数的纠纷中种族和文化是核心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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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些阅读材料里描述的纠纷，用正式的司法制度来解决是不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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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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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司法的社会意义是什么？调解和ADR领域是否损害了人的权利？它服务于谁的利益？调解性司法经过私人化和个别化，那些已经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是否更加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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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的结论性文章是法律人类学家劳拉·内德尔对上述疑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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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义换和谐[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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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内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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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纠纷解决，也就是ADR，它的提倡者们所写的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们是一种僵化的纠纷解决形式，没有历史感，缺乏对其他文化的理解，也没有ADR在我们文化中进行实验的社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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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群体，ADR的提倡者漠视他们的批评者，没有注意到挑战ADR思想基础的研究有时还对ADR的思想来源一无所知。一些这样的总括性评论适用于1991年格里芬·贝尔（Griffin Bell）所做的“纠纷解决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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