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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因伯格在马萨诸塞州布罗克顿（Brockton）长大，父亲是卖轮胎的，他现在讲话依然有改不掉的浓重的波士顿口音。小时候，他在一个业余剧团参加表演，甚至考虑去当演员。但是，上了马萨诸塞大学以后，他接受父亲的建议，去了纽约大学法学院。费因伯格曾经给当时的纽约州大法官斯坦利·福尔德（Stanley Fuld）做过书记员，后来充任爱德华·肯尼迪的参谋长。现在，他与妻子黛安娜以及3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住在马里兰州的贝蒂斯达（Bethesda），生活在一座有特别设计的音响房间的房子里，保存了6千张古典音乐的CD。“9·11”以前，他通常是早上5点起床；“9·11”以后，他经常是早上3点入睡，6点来到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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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寻常的是，费因伯格有现在的专业技能，多半要感谢他的滑稽表演天才。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福尔德法官的一次生日宴会上，费因伯格表演了一个节目，给杰克·维因斯坦（Jack Weinstein）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位于布鲁克林（Brooklyn）的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维因斯坦和费因伯格成了好朋友。10年以后，维因斯坦负责“越战除草剂案”（Agent Orange），他问费因伯格是否可以努力说服双方进行和解，不让这个案子进入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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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因斯坦把费因伯格带进“越战除草剂案”的时候，这个案子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它困扰着成千上万曾经暴露于这种除草剂中的越南老兵，他们患有各种疾病，从皮肤病到异常的癌症。他们状告联邦政府以及包括道尔公司和蒙萨托公司（Monsanto）在内的除草剂生产商。实际上，双方无人相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不管怎样，费因伯格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在几星期内搞出了80页的建议书。但双方都拒绝接受它，因为在一个主要事项——钱的问题上难于取得一致。老兵们要求的是10亿美元，而化学公司最多愿意拿出几十万美元。看来，庭审是不可避免了。在开始陪审团遴选的那天早上3点钟，他们最终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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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81岁仍然在位的法官维因斯坦告诉我：“费因伯格是一个超级谈判者，非常强硬，他比任何一方的律师都更了解案情。”协议达成的那天夜里，双方同意的总金额是1亿8千万美元。维因斯坦当时住在曼哈顿的一家旅馆里，拂晓之前，他告知费因伯格可以对外宣布这个结果了。维因斯坦记得他在床上蹦了起来：“他非常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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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除草剂案”，作为一个先例，大大扩展了集团诉讼的可能性。虽然一些人极力反对，但它的确带来了一系列其他所谓大众侵权（mass-tort）案。很少有哪个大的有影响的和解不是费因伯格参与搞定的。他是“DES案”的特别主管，该案有1千个因服用二乙基固醇而怀疑患有癌症的原告人；而“道尔坤盾牌宫内节育器（Daikon Shield I.U.D）案”则有25万原告人，他在该案中的作用也类似特别主管；他还为道尔·康宁（Dow Corning）充当谈判代表，它生产的硅树脂曾被用于妇女丰胸（breast implant），该案有45万的原告人；他还在数以百计的石棉肺案件中成功地谈出了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他赢得的声誉是高效且有非凡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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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思·弗拉德克（Judith Vladeck）代表“长岛照明设备公司”（Long Island Lighting Company）地方纳税人参与的一个案件，也是由费因伯格调解的。她告诉我：“费因伯格的风格是，对你的顽固和缺乏理解，他能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不满之情。那种感觉不是‘我不同意你’，而是‘你怎么了？竟然如此麻木！’我可以欣赏一种坚韧，但如果作为被害人，我肯定不喜欢他这样。”1993年，费因伯格离开了凯、斯科勒、菲尔曼、海斯和汉德尔（Kaye, Scholar, Fierman, Hays & Handler）的合伙律师事务所，不再做他们的合伙人，而是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名叫“费因伯格团队”，办公室设在纽约和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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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费因伯格摸索了一套办法，处理到处蔓延而又错综复杂的案件，他将其中的关键要素描述为“剥离复杂性”。按照这种方法，个人情节被简化为数字，以便在一张表格里表达整个的和解方案。费因伯格告诉我：“分配金钱的办法就是尽你的最大可能拿出一个客观可见的分配公式。”他以“道尔坤盾牌案”为例加以说明：“我们有一个矩阵，就是这个。子宫切除这些钱，骨盆发炎这些钱，宫颈癌这些钱，偏头疼这些钱。只要你从医学上证明了你有这些症状之一，我们就赔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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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数字而言，“9·11”比费因伯格处理过的许多案件难度要小得多。费因伯格评论说：“我的意思是，3300名死者和伤者从数量上说还算不上大众侵权。”不过他承认，情感上的生疏是他未曾经历过的。他告诉我：“当我接受这个工作时，我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不要任何报酬，我喜欢做这个。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在我面前说：‘你无偿地这么做，是多大的牺牲啊！为了公共利益，真令人难以置信。’我做这事的真正理由，当然是为了公共利益，你可以说这算是难以置信，但也的确是一种牺牲。不过，作为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事件，如果这些家庭知道我因这些死者的血肉而得到报酬，你能想象那会是什么样子？‘你只给我300万，你挣了多少？’作为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问题，我会彻底打断他的批评，告诉他：‘我没得任何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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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年里，费因伯格主持了几十次的被害人家属问答会，参与者多数来自纽约地区，也有波士顿、华盛顿和洛杉矶的。在这些问答会中，费因伯格解释了基金的使用，倾听了家属们的意见，其间难免参杂一些谩骂。不久前一个雨夹雪的晚上，我开车带着他和他的长子迈克尔参加在斯得特恩岛（Staten Island）的一次会议。费因伯格已经去过那里两次了。第一次，有个男人做了一番评论，在费因伯格这个犹太人听来，是反闪语族的（anti-Semitic）。迈克尔是纽约大学的法科学生，他陪同父亲参加这第三次问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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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因伯格在路上不止一次告诉我：“斯得特恩岛这个地方简直是第三世界国家。”问答会在希尔顿酒店举行，时间是7点钟，而费因伯格还没吃中饭，所以，在进场前，他在酒店小卖部给自己买了一包饼干，给迈克尔买了一包巧克力。他在大厅里碰上一些熟人——某些家属在每次问答会上都尾随着他——他不太热情地向这些人打招呼。我挨着两个男人坐下，他们都失去了自己当消防员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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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人对我说：“你可能多次听说过，人们并不关心钱，这是真的，我们不关心钱。但是，无论如何，数额越高，就意味着你越看重你所爱的人的生命，它的意义也就越大。所以，我宁愿听到他们说，我们都能得到300万美元，这样，我知道我儿子值300万，而不是我想要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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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人说：“对，就是这样。你无法给孩子的生命定价，是他们拿着这个天文数字走出来，而你，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又拿不到这笔钱。他们承诺你一些事，但却没有兑现。”这个男人补充说：“许多家属感觉这个赔偿方案是在为航空公司开脱，为港务局（Port Authority）开脱，为纽约市开脱。是为了他们，而不是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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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被害人赔偿基金”真不是为被害人设立的，而是为航空公司，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保护航空公司不受被害人困扰而设立的。“9·11”之后，美国的主要航空承运人不仅面对几十亿美元的直接损失，而且面临几百亿美元的潜在法律诉讼。法律制定者担心，这个国家整个的交通运输系统可能陷入瘫痪。他们用《空中运输安全和系统稳定法》（Air Transportation Safety and System Stabilization Act）应付局面，该法为各航空公司提供了50亿美元的现金和10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该法还将航空公司在灾难中的责任限制在4架被劫持飞机的保险额度之内。一般认为这笔钱总额是60亿美元。在该法案的辅助条款部分，国会设立了“被害人赔偿基金”。接受该基金赔偿的家庭，没有权利再向航空公司、拥有“世贸中心”的港务局以及其他国内实体起诉。作为回报，家属们将从政府接受精神痛苦和经济损失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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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得特恩岛的会议上，最初向费因伯格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是技术性的。依照法律，“被害人赔偿基金”的赔付会因家属从其他途径获得赔偿而相应减少，因而一位妇女想知道某种类型的死亡救济金（death benefit）是否也要抵消赔偿基金。费因伯格将抵消范围定义为包括生命保险和社会保险，但不包括家属从慈善机构获得的、很多情况下数目可观的捐赠。一个男人问：如果家庭内部不和，谁有权就基金问题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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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很快就转向了。一位妇女站到了麦克风前，手举一张很大的照片，说道：“我是一个消防员的母亲，这是我儿子。他成为实习消防员以前，已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为这个国家服务了5年，得到的却是贫困线以下的工资。后来他加入了消防队，逐渐拿到了贫困线工资。我想知道，在考虑他的生命价值的时候，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会被你和‘被害人赔偿基金’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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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又一位妇女站出来，她失去了自己的妹妹，做了这样的声明：“我只想说，悲剧发生1年多了，我们还在为权利而战，这真是一种耻辱。”她转向费因伯格继续说：“我们受够了！为什么你非要把我们的生活搞得更复杂，让事情简单些，让大家高兴些。我知道你精通数字、制定法和各种规章，还有计算、扣除，就会说‘这个不算’，‘请到我这儿来，向我提出你的请求。’我们为什么需要请求？我们不是在讨钱，我们要我们的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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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因伯格告诉这个妇女，他没法让他们的人回来，也无法让他们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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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你有办法。”这个妇女坚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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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办法，”费因伯格重复说，“我无法让你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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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你的孩子还活着，他在呼吸，不是吗？”有人大声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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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上帝！”费因伯格说，同时向迈克尔的方向瞟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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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推定经济损失的计算过程的解释”是费因伯格张贴在“V.C.F.”网站上的一系列文件之一。其中，他提供了一个赔偿家属的公式，还对支持这个公式的主张做了解释。文件的大部分是深奥的，好像故意这样似的。然而，费因伯格最后以他通常的方式将这些复杂的东西分解为一系列的表格，任何人都可以在表格中填入一些基本的关于被害人的事实——年龄、收入、几个孩子，并且得出对某个家庭基金赔偿额的大致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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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起来，这个表格公然对抗大部分的平等观念。越是急需的家庭，似乎得到的越少。比如，表格显示，一个25岁的寡妇，没有孩子，年收人12万5千美元，不考虑抵消部分，预计得到近450万美元；另一个寡妇，她的男人挣相同的工资，同样没有孩子，但40岁了，却只能得到前者一半的数额；一位40岁的寡妇，年薪5万美元，有一个孩子，却只能得到第一个女人的1/4；而一个40岁的寡妇，有两个要抚养的孩子，挣2万美元，结果却最糟糕，她只能得到第五级，略多于9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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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问费因伯格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平等，他总是回答说，自己的手被束缚着。他对那个拿着儿子照片的母亲说：“你真正要问的问题是：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每个人得到的钱不一样？非常公平的问题，女士们，先生们，答案就是：国会告诉我，这些赔偿不是用这种方式计算的。国会说，你必须考虑被害人的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个主张对费因伯格是有用的，在某一点上也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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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不公平，费因伯格表格中最醒目的是许多数字是缺失的。在经济损失最大的那一栏——低年龄加高收人——费因伯格没写任何数字，而是画了个“X”。不仅如此，他还拒绝公布年收入超过22.5万美元的被害人的任何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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