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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因为这种自由裁量权，关于费因伯格共谋的许多说法一直挥之不去：他与布什行政当局达成了邪恶的交易；他从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那里直接受命；他用“被害人赔偿基金”推进侵权法改革事业，当然，这是前两者的子集。虽然费因伯格是一个外向的、特迪·肯尼迪式（Teddy Kennedy - style）的民主党人，却被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阿什克罗夫特任命为特别主管，至少从理论上说，他有权解除这一任命。费因伯格不失时机地表扬阿什克罗夫特，称他为“第一号盟友”。当我问他和司法部长如何沟通政治分歧时，他笑了笑说：“来点儿两党合作，来点儿马基雅维里，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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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因伯格令人惊奇地经常用“马基雅维里”指他自己的一些行为。第一次听他这么说时，也是不得要领，但到第三或第四次听他这样说时，我意识到他并不是在自我批评。在我跟随费因伯格到处乱跑的几个星期里，我在他的会议桌上参加了6次会议，讨论了总共大约30个案件。费因伯格根据情境需要，回旋于友好与敌意、倾诉与沉默之间。对那些低于平均数的赔偿——通常是150万美元，他几乎总是愿意再加几十万美元。一次，我听到他答应给一个寡妇额外50万美元，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带着两个弱小的孩子来要这笔钱。我猜想，费因伯格在这类情形下的理由是：先去做那些看起来有用的事，事后再去论证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赔偿较高的时候，他非常固执，甚至是顽固。一位律师告诉费因伯格，他已经计算出自己的当事人应当得到六七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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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疯了！”费因伯格喊道，“这家伙应当去起诉。“他会去的，你给了他各种理由。”这位律师平静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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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巴不得他去，”费因伯格说，“行行好，再开一个记者招待会，说我不愿意给这个家伙免税的6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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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只有大约800个家庭或者说1/4有资格的家庭对基金提出了主张，这个比例低于费因伯格的预想，但他并不特别担心。费因伯格的目标是让90%的家庭得到基金的赔付，从而解除其向航空公司、港务局或者纽约市起诉的权利。接受赔偿并不必然意味着高兴或者觉得公平。这仅仅意味着承认它比另一个选择更好，也就是，不必经年累月地对簿公堂，还要冒一无所获的风险。”谁想去拼命呢？”费因伯格说，“没人愿意去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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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被害人家属一系列会晤结束后的一天晚上，我留下来与费因伯格谈话。我们坐在一间空荡荡的会议室里，那里可以看到的景色是川流不息的车辆和宛若银带的东河（East River）。我问他对基金的看法以及基金的构成是否公平。某些家庭接受了更高的赔偿，而另一些急需帮助的家庭得到的却相对较少。他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决不是最困难的问题。以他的观点，最困难的问题是该不该存在这笔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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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说：“我给你看一些e-mails，那才真让人心碎。‘亲爱的费因伯格先生，我的儿子死在俄克拉何马城。为什么我没有？’‘亲爰的费因伯格先生，我的儿子死于1993年‘世贸中心’第一次爆炸中，为什么不赔偿我？’炭疽热——为什么不赔偿我？非洲使馆爆炸案——为什么不赔偿我？美国军舰科尔号（U.S.S. Cole）被炸案——为什么不赔偿我？还不仅是恐怖主义袭击。‘我丈夫去年在密西西比洪水中为救3个小女孩死了，为什么不赔偿他？’”“9·11”与其他这些悲剧有什么区别，费因伯格并没有提供说明。他问道：“你打算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又谈了一会儿，费因伯格礼貌而坚定地告诉我，他必须走了。他要去见迈克尔，和他一起去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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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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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一个有效的第三方，应当具备什么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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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方必须是一个律师或者受过职业训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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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怎样评价第三方工作的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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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认为在多数的纠纷中种族和文化是核心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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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些阅读材料里描述的纠纷，用正式的司法制度来解决是不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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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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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司法的社会意义是什么？调解和ADR领域是否损害了人的权利？它服务于谁的利益？调解性司法经过私人化和个别化，那些已经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是否更加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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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的结论性文章是法律人类学家劳拉·内德尔对上述疑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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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义换和谐[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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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内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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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纠纷解决，也就是ADR，它的提倡者们所写的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们是一种僵化的纠纷解决形式，没有历史感，缺乏对其他文化的理解，也没有ADR在我们文化中进行实验的社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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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群体，ADR的提倡者漠视他们的批评者，没有注意到挑战ADR思想基础的研究有时还对ADR的思想来源一无所知。一些这样的总括性评论适用于1991年格里芬·贝尔（Griffin Bell）所做的“纠纷解决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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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是含糊其词、不知所云的。贝尔先生注意到，1976年“庞德研讨会”（Pound Conference）的主旋律是“如何迅速、有效而低耗地分配正义”。我不同意。尽管这次研讨会将“公众对正义之落实的不满原因”作为主题，但是，像希根伯索姆（Higgenbothom）法官在会上提醒我们的，研讨会不是关于如何分配正义，而主要是围绕效率与和谐，或者如何清除国家中的对抗，消解法院中的“垃圾案件”（比如，消费、环保、女权等案件）。“庞德研讨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尽管也讨论了如何疏通正义落实的渠道，但却没人谈到防止违法行为的措施，也没人讨论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权力，更没人探讨集团诉讼或总体解决（aggregate solutions）。格里芬·贝尔认为，弗兰克·桑德斯（Frank Sanders）在会上所说的“多门径法庭”，让人想起墨西哥萨巴特克（Zapotec）印第安人的法庭。这种法庭是世界上许多“简朴”民族所实践的一种简朴的思想，几个大陆的多位人类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描述它。这种辉煌属于土著人，而我们利用他们这些经验的能力应归功于人类学家，正是他们向西方人描述了这样的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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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先生写到主持一个追随“庞德研讨会”思想的特别工作组。他描述了一份报告，该报告聚焦分配正义的新近机制，但却没有考虑法律体系之外的解决。没有预防的方法，而产品部件的标准化或者机动车安全气囊的使用，都是这种法外预防的事例。他忽视的事实是，纠纷解决是偏颇的。街区司法中心可以处置吠犬事件，却不能对付“不在地主所有制”（absentee landlordism），不能处置被激怒的消费者或者有毒废弃物的案件——所有这些冲突源都高居公民难题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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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多次阐述的，只有那些在权力不平等者之间落实正义的难题，才是需要形式创新的。贝尔先生所说的“太平绅士”（justice of peace），运用自己的智慧面对面地解决相对平等者之间的纠纷；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散在的公民与庞大而集权的组织之间的冲突。当事人之间在力量上严重失衡，因此，关注于对个人的帮助，使我们的注意力从美国的经济动力、权力分化和救济手段分配上的不平等转移开来。通过增加调解或仲裁人员，就能实现对正义分配现状的改变，这种假定生动说明，它漠视了产生法律问题的社会和文化结构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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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轻易就可炫耀出来的数据的情况下，贝尔先生赞许罗森伯格教授和米多（Meador）教授的工作成果丰硕。我对这些绅士们虽然怀有敬意，但我还是要问丰硕成果是什么？说有超过400个街区司法中心在运作，但却不能说它们提供了什么急需的救济？并且，尽管街区司法中心或其他培养调解或仲裁人员的努力都没有保存其承办案件的公开记录，但是，那些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研究的人仍然知道，对大多数美国消费者来说，涉及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争议解决机制仍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无从接近的、无效的、昂贵的或者不公正的”。[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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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是一个聪明的绥靖方案，相似于传教布道的殖民力量在非洲、太平洋及其他地区所使用的那一种。美国20世纪60年代那些年里，许多社会团体感觉被什么力量激励着，纷纷抱着自己的日程和纲领抛头露面。有民权组织、消费者权利组织、环境权利组织和妇女权利组织，等等。那些认为美国人变得好讼喜争的人，寻求补正他们看成对抗模式的东西。就在同一时间里，大公司却在抱怨法人之间的讼事糜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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