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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可能是一个有变动、有趣味、有创造性甚至有利可图的地方。然而，它却不是一个和谐的场所。网络环境允许一个人与志趣相同的人迅速取得联系，不过，欺骗与不和的机会也同样存在。我们该如何解决产生于网络空间的纠纷呢？它们应当在哪里解决呢？在美国，一个案件是在马萨诸塞听审，还是在加利福尼亚听审，取决于纠纷发生地或者当事人所在地。有一套复杂的规则决定着某个案件是属于州管辖，还是属于联邦管辖。然而，当纠纷产生于网上时，该活动的发生地在哪里呢？不同国家的公民之间能够轻易地相互影响，就像他们是同一州的公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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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读物让我们想到，如果可以在网上购物、游戏、付款，就应当可以建立一个网上解决纠纷的系统。我们所说的“替代性纠纷解决”，也就是ADR，在有形世界中已经成为最普通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换言之，不必走进法院，当事人也可以通过谈判、调解和仲裁来解决他们的分歧。这些过程比诉讼更廉价、更迅速、更灵活，它们有下列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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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判，只涉及试图自己解决问题的纠纷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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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解，涉及一个作为第三方的调解人，他与当事人共同找到当事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式。如果当事双方无法达成协议，调解人不能给他们强加一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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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仲裁，涉及的第三方有做出了却纠纷的决定的权力，这种权力来自当事双方，他们同意共同遵守仲裁人的裁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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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纠纷解决（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也称ODR，其潜力在于电脑的如下能力：连接当事双方，让他们进行交流，并且利用其信息处理的优势。纠纷解决，无论发生在法庭内外，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个信息的取得、解释、交流、提供和评价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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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网络空间对纠纷和纠纷解决的影响[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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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卡特什 珍妮特·莉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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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晚些时候，我们收到洛杉矶一位律师的来信，威胁要起诉我们侵犯了他的商标权。我们最近注册了“cyberjustice.org”这个域名，但却没有事先查对“cyberjustice”一词是否已经被注册为商标。这位律师说，他已经对这个词做了商标注册，依照商标法，应归他所有。他说，如果我们使用这个域名，将侵犯他的商标权。他要求我们将这个域名转让给他，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并且快点儿这样做，他将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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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陷入过纠纷，但还是头一次受到诉讼的威胁。让我们颇感惊奇的是，在我们可能面临的多种诉讼中，偏偏涉及了商标纠纷。商标是“可口可乐”或者“IBM”这样的公司的事情，如果不是域名，即使我们真想侵犯一个商标，也要绞尽脑汁地想出一种侵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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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让我们想到了互联网上可能发生的所有新生事物，它们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可以与远方的人形成关系，可以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进行交易。在互联网以前的世界，我们不会有机会违反商标法，但是，互联网让我们有能力做所有新奇的事情。以一种新的方式陷入纠纷，就是这种新奇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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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册“cyberjustice”这个域名，是想用它来从事ODR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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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词在帮助我们解决纠纷之前，竟然先把我们带人了纠纷。然而，我们认为应当向这位律师说明，我们使用ODR来解决难题，至少，我们可以获得某些ODR的经验。很不幸，这位律师对于获得全面胜利以外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事到如今，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是否侵犯了他的商标权，并不像他声称的那样板上钉钉。比如，他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行为会与他的行为发生混淆，而这正是商标法的核心问题之一。最后，非常幸运，我们再没听到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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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ODR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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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福德·斯托尔（Clifford Stoll）在其1989年的《杜鹃鸟的蛋》（The Cuckoo’s Egg）一书中，描写了在“劳伦斯利沃莫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Laboratory）进行的侦探工作，目的是追踪电脑账户上75美分的会计差错。斯托尔很快发现，有个黑客进入了系统，用去了一些时间，没办法算到现有用户账上。斯托尔随后来到当地联邦调查局，要求他们找到这个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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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不仅拒绝了斯托尔的要求，还真觉得这请求有点儿可笑，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一种可能的涉及75美分的犯罪。他们告诉斯托尔，如果他碰上涉及百万美元的犯罪，他们会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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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那儿以后，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个有意义的基础设施，以对付网络犯罪。它认识到，要取得成功，需要网络工具和资源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现在人们已经明白，擅入计算机系统与擅入有形结构相比，可能是同样严重的，并且经常是更加严重的。这篇文章虽然不是讨论网络犯罪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过去10多年网络犯罪的情况得到某些清晰的教训。比如，我们知道，远程交易的范围和种类，可能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设想；我们也知道，它们的价值也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还知道，如果网络服务陷入瘫痪，损失将是非常巨大的。我们许多人比自己预想的还要依赖网上互联。虽说在网上还不能对人进行身体攻击……但制造并涉入各种网上冲突的机会却正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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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我们设计了一些创造价值的新方法，同时也设计了一些制造麻烦的新方法。斯托尔的黑客被证明是在德国。斯托尔逐渐明白，在这个国家，他的难题不仅在于让联邦调查局关注此事，而且，即使他解决了这一难题，“法律之手”在伸向国界之外时，也会失去绝大部分力量。法律用一整套规则来解决管辖问题，但这些规则并不能覆盖产生于跨界交易过程中的所有问题。0DR基本可以不考虑管辖问题，而是依赖当事人庭外解决问题的愿望。结果是，每当管辖问题出现的时候，对于0DR的需求就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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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尔的书中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技术事实：这个黑客是以每秒1200字节的速度联网的。今天，我们联网的速度已经比那时快百倍了。这位黑客在德国看到的屏幕黑色背景上，可能是绿色或白色的字母，没有字体大小的变化，也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图像。这位黑客没有点击连接，也不可能网上冲浪，理由很简单，1986年还没有万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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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上发生的这些方面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通讯速度的快慢影响到我们交易数量的多少，影响到特定时间里能够发生多少循环互动。当我们运用图像并交流图表时，我们的表达能力就进一步扩展。我们在时间和表达范围上能做更多的事情，也能更快地从他人那里得到反馈。以1986年的装备，我们不足以有效提供ODR的过程，但是，我们当时也不可能指望有很多纠纷，除了偶然的一两个黑客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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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1986年已经理解的一件事，至今仍然至关重要：文本、图像、照片和声音可以用一连串的0和1储存并交流。以前用有形格式传输的信息，现在可以用电子形式储存、组织和交流。对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简要诠释是：我们在不得不运输原子之前，现在已经能够传输比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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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R提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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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经精明地写道：当“一种新技术进入社会环境里，在它浸透每个机构之前，不可能停止渗透”。麦克卢汉同样精明地没有去预测这种情况发生的到底有多快。变化的速率受到科技和文化两方面的影响。有了快速的网络和连接这一网络的强大的机器，就有许多机会以新的方式做新的事情。我想出卖的任何东西的可能市场，包括网络上的任何人。一旦我的产品由比特组成——它可以是与信息有关的任何东西，我就能够更快地制造它，更快地散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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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与O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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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ODR的兴趣来自于一种观察的努力：我想知道，科技与ADR是否有交叉地带，如果有，它们碰在一起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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