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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理解，技术通常是用来制造新工具的，我们也理解，技术是用来制造使用该工具的新环境的。当我们观察ADR的时候，我们想知道，新工具在ADR中是否有价值，而ADR在被制造出来的新环境中是否有价值。我们知道，ADR最初是作为诉讼的替代手段的，但现在却成了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新的信息技术是制造了一种替代的替代，还是仅仅改变了这种替代？如果是改变了替代，那么这种改变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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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近来的流行并没有什么秘密，与诉讼相比，ADR有如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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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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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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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更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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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少对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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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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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解决而不是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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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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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管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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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目标是保护人的权利、澄清法律要点或者设定公共行为标准时，我们依然要运用庭审，甚至要鼓励庭审。有时，原告们走入法庭，就是要寻求一方胜诉、一方败诉的结果认定。此外，如果报复或摧毁对方是一种目标，那么法庭和审判将继续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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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已经发展壮大，原因就在于，权利和复仇并不是多数纠纷所关注的焦点。许多纠纷涉及误解、事故，类似这样的情况，使问题得到迅速解决比谴责更重要。涉及双方可能看到了未来共同工作的可能性，消除敌意可能比取得赔偿更有价值。通常情况是，迅速解决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耗费太多的时间，损失的将不只是纠纷本身涉及的价值。在互联网环境中，在信息产业中，对这些因素的考虑更具有重要意义。信息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减少，诉讼因而变成了不太诱人的选择。下文将要讨论的“维兰诉加斯洛案”（Whelan v. Jaslow），其中描述的纠纷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限制诉讼局限性的极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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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使纠纷解决“走出”了法院，ODR使它走得离法院更远。纠纷解决传统上的典型是在法院进行的，这一过程只发生在法庭这个有形场所。ADR的部分魅力在于，它使纠纷解决得以在法庭和法院之外进行，从一个可确认的地方带到任何地方。今天的法院巴不得将案件送去调解和仲裁，但在25年前，将纠纷解决带出法院的想法所遭遇的优虑，与今天将纠纷解决带入网络空间所遭遇的忧虑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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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法律的体系内解决纠纷的趋势看来要继续下去。将调解和仲裁更明确地推向前台，将诉讼进一步推向幕后。用不同的方式看，ADR的成长代表了一种动向，离开固定的场所，离开固定而正式的过程。随着这一切的发生，我们越来越心安理得于纠纷可以在任何场所得到解决——学校、工厂、商店或办公室。ODR将网络空间作为纠纷解决的场所，这在我们看来只是推进了这一趋势，将这一过程不仅带离了共同认可的有形场所，而且带入了一个虚拟空间。随着下文对“虚拟场所”性质的讨论，我们会看到这一切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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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R的面世与强大的网络能力的出现息息相关，但是，广泛地接受诉讼以外的替代方式以及正义可以在任何场所实现的思想，可以被认为是走向ODR之路的起点。在上世纪的最后25年里，ADR已经证明，将司法带出法院，通常是各方希望的，而纠纷解决曾经被认为是法律和法院的排他领域，现在的看法与几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调解、仲裁、其他“替代性”纠纷解决，现在已经是处置冲突的最常见的方式。曾经有段时间，想到起诉和“走进法院”，可能首先想到某个人有问题，而今天，“走出法院”是一条非常可能带来满意结果的路线。想知道雇用律师在法庭上进行战斗是多么具有毁灭性，可以看一下前些时候发生的下面的纠纷，它就是那种在法庭上取得胜利并非最佳结局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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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诉讼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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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里程碑意义的与软件有关的版权法案件是“维兰诉加斯洛案”。原告人维兰是一位电脑程序设计者，他制造了一个软件，使被告的牙科实验室办公自动化。这个软件在一个小的电脑上运行后，被告感到满意，于是双方开始了共同的事业：用维兰的电脑编程技术和加斯洛在牙科服务业中的关系，向其他牙科实验室销售一个叫“Dentalab”的程序。维兰和加斯洛的关系并不融洽，但生意还说得过去，一直持续到电脑史上出现了那个历史性事件：IBM个人电脑于1981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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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维兰所有的“Dentalab”程序，不能在IBM的PC机上运行。加斯洛认为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知识，即使没有维兰，他也能征服PC机市场。在制造一种可以在PC机上运行的新程序的过程中，加斯洛不仅看了“Dentalab”的源代码，而且模拟了“Dentalab”上的许多信息图像和程序过程。两个程序的相似点非常明显，法官于是裁定认为，维兰的权利被侵犯了。法官判定加斯洛的赔偿包括：律师费和101000美元，以及从PC程序销售中获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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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顾多年前这个纠纷时，我们一直认为，失去了机会是这个案子最大的教训。尽管法院明确裁定屏幕显示的内容是受保护的，但同样清楚的是，商业伙伴关系破坏了，经济机会失去了。当然，调解或者其他任何纠纷解决过程都不能确保成功地修复或重建维兰与加斯洛的伙伴关系，或者确保这种伙伴关系能够征服20世纪80年代风云变幻的软件环境。不过，没有人承认或者准备面对这样的事实：处于纠纷核心位置的信息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迅速贬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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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律师和当事双方在诉讼开始时已经看到维兰与加斯洛的关系已经完了，并且没有挽救的可能。也许是这样，不过，调解人和其他纠纷解决专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诉讼和调解的一个区别在于，调解人能够认识到，维持交流渠道，对出现的问题不加限制或者加以很少的限制，将解决的责任赋予当事双方，通过这一系列手段，非常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表面上不可解决的问题也经常能够解决。很难想象，竟然很少有人关心这样的想法：这一关系原本也有可能被修复。在调解开始前想象一个合理的结局，这种想象通常是没有结果的。调解人假定的是，调解过程能够启发当事各方的创造力，导出被隐藏的或者看似不重要的想法。结果则是，损坏的关系经常可以重新建立，而这一切在调解伊始看来却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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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可以对当事双方造成损害，因为它转移了双方原本应当投入到市场上的注意力。调解则可以努力减少双方的敌意，形成一个关于双方愿意承担的任务的协议，并且达成一个确保该任务得以完成的有关方法的协议。在“维兰诉加斯洛案”中，如果运用调解，有一件事就会十分明朗：他们所创造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丧失了价值。他们可以透过一个小的时间窗口，利用原本可以通过生成合作而具备的任何优势。每一方都可能以为，自己可以通过法庭的决定来获得很高的市场份额和很大的竞争优势。然而，当科技迅猛发展变化时，几乎任何事物的价值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法官的决定所宣布的标准，在缓慢变化的环境中会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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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R成长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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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成长的背后有两种催化剂。对某些人来说，ADR被视为比法庭更好或者更适宜的解决机会。正如“维兰案”所显示的，诉讼以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告终。而ADR的理想则是一种双赢解决，一种当事双方满意的结果，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在未来进一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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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成长背后的第二种推动力是官僚主义。人们把庭外纠纷解决视为节省金钱、减少讼累的手段。调解的最大案源仍然是法院系统。司法系统对ADR的热心，主要不在于获得更好或更公正的解决，而在于克服官僚痼疾，能够比庭审更快、更廉价地处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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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R的成长，据我们观察，也有一系列的理由。政府当局支持ODR，因为相距很远的当事各方挑起讼事的成本是很髙的，而且还有管辖的难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在跨境交易的时候。ODR当然被认为是可以减少成本的，因为它避免了面议的开支。另一些人认为，ODR可以满足这样一些个人或团体的需要：他们或者没有其他的纠纷解决的选择，或者即使他们有所选择，也不愿意走入法庭。还有一些通常涉及网络以外纠纷的人，对他们来说，ODR不是为了替代ADR，而是为了加强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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