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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让我们想到了互联网上可能发生的所有新生事物，它们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可以与远方的人形成关系，可以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进行交易。在互联网以前的世界，我们不会有机会违反商标法，但是，互联网让我们有能力做所有新奇的事情。以一种新的方式陷入纠纷，就是这种新奇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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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册“cyberjustice”这个域名，是想用它来从事ODR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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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词在帮助我们解决纠纷之前，竟然先把我们带人了纠纷。然而，我们认为应当向这位律师说明，我们使用ODR来解决难题，至少，我们可以获得某些ODR的经验。很不幸，这位律师对于获得全面胜利以外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事到如今，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是否侵犯了他的商标权，并不像他声称的那样板上钉钉。比如，他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行为会与他的行为发生混淆，而这正是商标法的核心问题之一。最后，非常幸运，我们再没听到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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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ODR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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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福德·斯托尔（Clifford Stoll）在其1989年的《杜鹃鸟的蛋》（The Cuckoo’s Egg）一书中，描写了在“劳伦斯利沃莫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Laboratory）进行的侦探工作，目的是追踪电脑账户上75美分的会计差错。斯托尔很快发现，有个黑客进入了系统，用去了一些时间，没办法算到现有用户账上。斯托尔随后来到当地联邦调查局，要求他们找到这个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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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不仅拒绝了斯托尔的要求，还真觉得这请求有点儿可笑，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一种可能的涉及75美分的犯罪。他们告诉斯托尔，如果他碰上涉及百万美元的犯罪，他们会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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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那儿以后，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个有意义的基础设施，以对付网络犯罪。它认识到，要取得成功，需要网络工具和资源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现在人们已经明白，擅入计算机系统与擅入有形结构相比，可能是同样严重的，并且经常是更加严重的。这篇文章虽然不是讨论网络犯罪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过去10多年网络犯罪的情况得到某些清晰的教训。比如，我们知道，远程交易的范围和种类，可能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设想；我们也知道，它们的价值也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还知道，如果网络服务陷入瘫痪，损失将是非常巨大的。我们许多人比自己预想的还要依赖网上互联。虽说在网上还不能对人进行身体攻击……但制造并涉入各种网上冲突的机会却正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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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我们设计了一些创造价值的新方法，同时也设计了一些制造麻烦的新方法。斯托尔的黑客被证明是在德国。斯托尔逐渐明白，在这个国家，他的难题不仅在于让联邦调查局关注此事，而且，即使他解决了这一难题，“法律之手”在伸向国界之外时，也会失去绝大部分力量。法律用一整套规则来解决管辖问题，但这些规则并不能覆盖产生于跨界交易过程中的所有问题。0DR基本可以不考虑管辖问题，而是依赖当事人庭外解决问题的愿望。结果是，每当管辖问题出现的时候，对于0DR的需求就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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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尔的书中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技术事实：这个黑客是以每秒1200字节的速度联网的。今天，我们联网的速度已经比那时快百倍了。这位黑客在德国看到的屏幕黑色背景上，可能是绿色或白色的字母，没有字体大小的变化，也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图像。这位黑客没有点击连接，也不可能网上冲浪，理由很简单，1986年还没有万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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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上发生的这些方面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通讯速度的快慢影响到我们交易数量的多少，影响到特定时间里能够发生多少循环互动。当我们运用图像并交流图表时，我们的表达能力就进一步扩展。我们在时间和表达范围上能做更多的事情，也能更快地从他人那里得到反馈。以1986年的装备，我们不足以有效提供ODR的过程，但是，我们当时也不可能指望有很多纠纷，除了偶然的一两个黑客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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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1986年已经理解的一件事，至今仍然至关重要：文本、图像、照片和声音可以用一连串的0和1储存并交流。以前用有形格式传输的信息，现在可以用电子形式储存、组织和交流。对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简要诠释是：我们在不得不运输原子之前，现在已经能够传输比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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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R提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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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经精明地写道：当“一种新技术进入社会环境里，在它浸透每个机构之前，不可能停止渗透”。麦克卢汉同样精明地没有去预测这种情况发生的到底有多快。变化的速率受到科技和文化两方面的影响。有了快速的网络和连接这一网络的强大的机器，就有许多机会以新的方式做新的事情。我想出卖的任何东西的可能市场，包括网络上的任何人。一旦我的产品由比特组成——它可以是与信息有关的任何东西，我就能够更快地制造它，更快地散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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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与O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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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ODR的兴趣来自于一种观察的努力：我想知道，科技与ADR是否有交叉地带，如果有，它们碰在一起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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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理解，技术通常是用来制造新工具的，我们也理解，技术是用来制造使用该工具的新环境的。当我们观察ADR的时候，我们想知道，新工具在ADR中是否有价值，而ADR在被制造出来的新环境中是否有价值。我们知道，ADR最初是作为诉讼的替代手段的，但现在却成了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新的信息技术是制造了一种替代的替代，还是仅仅改变了这种替代？如果是改变了替代，那么这种改变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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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近来的流行并没有什么秘密，与诉讼相比，ADR有如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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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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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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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更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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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少对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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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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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解决而不是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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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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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管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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