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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不仅拒绝了斯托尔的要求，还真觉得这请求有点儿可笑，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一种可能的涉及75美分的犯罪。他们告诉斯托尔，如果他碰上涉及百万美元的犯罪，他们会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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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那儿以后，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个有意义的基础设施，以对付网络犯罪。它认识到，要取得成功，需要网络工具和资源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现在人们已经明白，擅入计算机系统与擅入有形结构相比，可能是同样严重的，并且经常是更加严重的。这篇文章虽然不是讨论网络犯罪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过去10多年网络犯罪的情况得到某些清晰的教训。比如，我们知道，远程交易的范围和种类，可能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设想；我们也知道，它们的价值也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还知道，如果网络服务陷入瘫痪，损失将是非常巨大的。我们许多人比自己预想的还要依赖网上互联。虽说在网上还不能对人进行身体攻击……但制造并涉入各种网上冲突的机会却正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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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我们设计了一些创造价值的新方法，同时也设计了一些制造麻烦的新方法。斯托尔的黑客被证明是在德国。斯托尔逐渐明白，在这个国家，他的难题不仅在于让联邦调查局关注此事，而且，即使他解决了这一难题，“法律之手”在伸向国界之外时，也会失去绝大部分力量。法律用一整套规则来解决管辖问题，但这些规则并不能覆盖产生于跨界交易过程中的所有问题。0DR基本可以不考虑管辖问题，而是依赖当事人庭外解决问题的愿望。结果是，每当管辖问题出现的时候，对于0DR的需求就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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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尔的书中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技术事实：这个黑客是以每秒1200字节的速度联网的。今天，我们联网的速度已经比那时快百倍了。这位黑客在德国看到的屏幕黑色背景上，可能是绿色或白色的字母，没有字体大小的变化，也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图像。这位黑客没有点击连接，也不可能网上冲浪，理由很简单，1986年还没有万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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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上发生的这些方面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通讯速度的快慢影响到我们交易数量的多少，影响到特定时间里能够发生多少循环互动。当我们运用图像并交流图表时，我们的表达能力就进一步扩展。我们在时间和表达范围上能做更多的事情，也能更快地从他人那里得到反馈。以1986年的装备，我们不足以有效提供ODR的过程，但是，我们当时也不可能指望有很多纠纷，除了偶然的一两个黑客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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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1986年已经理解的一件事，至今仍然至关重要：文本、图像、照片和声音可以用一连串的0和1储存并交流。以前用有形格式传输的信息，现在可以用电子形式储存、组织和交流。对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简要诠释是：我们在不得不运输原子之前，现在已经能够传输比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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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R提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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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经精明地写道：当“一种新技术进入社会环境里，在它浸透每个机构之前，不可能停止渗透”。麦克卢汉同样精明地没有去预测这种情况发生的到底有多快。变化的速率受到科技和文化两方面的影响。有了快速的网络和连接这一网络的强大的机器，就有许多机会以新的方式做新的事情。我想出卖的任何东西的可能市场，包括网络上的任何人。一旦我的产品由比特组成——它可以是与信息有关的任何东西，我就能够更快地制造它，更快地散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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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与O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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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ODR的兴趣来自于一种观察的努力：我想知道，科技与ADR是否有交叉地带，如果有，它们碰在一起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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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理解，技术通常是用来制造新工具的，我们也理解，技术是用来制造使用该工具的新环境的。当我们观察ADR的时候，我们想知道，新工具在ADR中是否有价值，而ADR在被制造出来的新环境中是否有价值。我们知道，ADR最初是作为诉讼的替代手段的，但现在却成了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新的信息技术是制造了一种替代的替代，还是仅仅改变了这种替代？如果是改变了替代，那么这种改变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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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近来的流行并没有什么秘密，与诉讼相比，ADR有如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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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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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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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更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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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少对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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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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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解决而不是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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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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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管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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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目标是保护人的权利、澄清法律要点或者设定公共行为标准时，我们依然要运用庭审，甚至要鼓励庭审。有时，原告们走入法庭，就是要寻求一方胜诉、一方败诉的结果认定。此外，如果报复或摧毁对方是一种目标，那么法庭和审判将继续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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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已经发展壮大，原因就在于，权利和复仇并不是多数纠纷所关注的焦点。许多纠纷涉及误解、事故，类似这样的情况，使问题得到迅速解决比谴责更重要。涉及双方可能看到了未来共同工作的可能性，消除敌意可能比取得赔偿更有价值。通常情况是，迅速解决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耗费太多的时间，损失的将不只是纠纷本身涉及的价值。在互联网环境中，在信息产业中，对这些因素的考虑更具有重要意义。信息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减少，诉讼因而变成了不太诱人的选择。下文将要讨论的“维兰诉加斯洛案”（Whelan v. Jaslow），其中描述的纠纷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限制诉讼局限性的极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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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使纠纷解决“走出”了法院，ODR使它走得离法院更远。纠纷解决传统上的典型是在法院进行的，这一过程只发生在法庭这个有形场所。ADR的部分魅力在于，它使纠纷解决得以在法庭和法院之外进行，从一个可确认的地方带到任何地方。今天的法院巴不得将案件送去调解和仲裁，但在25年前，将纠纷解决带出法院的想法所遭遇的优虑，与今天将纠纷解决带入网络空间所遭遇的忧虑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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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法律的体系内解决纠纷的趋势看来要继续下去。将调解和仲裁更明确地推向前台，将诉讼进一步推向幕后。用不同的方式看，ADR的成长代表了一种动向，离开固定的场所，离开固定而正式的过程。随着这一切的发生，我们越来越心安理得于纠纷可以在任何场所得到解决——学校、工厂、商店或办公室。ODR将网络空间作为纠纷解决的场所，这在我们看来只是推进了这一趋势，将这一过程不仅带离了共同认可的有形场所，而且带入了一个虚拟空间。随着下文对“虚拟场所”性质的讨论，我们会看到这一切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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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R的面世与强大的网络能力的出现息息相关，但是，广泛地接受诉讼以外的替代方式以及正义可以在任何场所实现的思想，可以被认为是走向ODR之路的起点。在上世纪的最后25年里，ADR已经证明，将司法带出法院，通常是各方希望的，而纠纷解决曾经被认为是法律和法院的排他领域，现在的看法与几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调解、仲裁、其他“替代性”纠纷解决，现在已经是处置冲突的最常见的方式。曾经有段时间，想到起诉和“走进法院”，可能首先想到某个人有问题，而今天，“走出法院”是一条非常可能带来满意结果的路线。想知道雇用律师在法庭上进行战斗是多么具有毁灭性，可以看一下前些时候发生的下面的纠纷，它就是那种在法庭上取得胜利并非最佳结局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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