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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阿灵顿庄园是一个离白宫和国会很近的战略要地，李将军估计联邦军队很快就会来占领，因此他嘱托夫人妥善藏好与曾外祖父华盛顿总统相关的物品后，就尽快离开了庄园。果然，在李夫人和全家匆匆撤离后不久，联邦军队就开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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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给一个国家的最大冲击是破坏了原有的社会正常状态。在非常态的战争期间，一些在正常状态下不可能通过的“法律”也会顶着“战时法”的牌子出台。内战期间，面对大量的“阿灵顿现象”（联邦军占领私人房产），美国政府必须有所交代，否则与其建国以来所确立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则相冲突，于是林肯领导的联邦就通过了一个战时法：要求凡是被联邦军队占领的私人房产，其所有人必须亲自前来房产所在地缴房地产税，否则没收其财产。这个战时法虽然是个“恶法”，但比起那些在战争期间为所欲为，想强夺就强夺的国家来，我们至少还是可以看到美国法律文化的另一面，那就是政府的行为起码要有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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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种法律依据面前，阿灵顿的主人不可能有效地捍卫自己的权益。李将军及其家人怎么可能亲自去缴税呢？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于是，联邦政府便以抗税为由，没收了阿灵顿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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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立法者所希望看到的结果：财产的主人要么老老实实到联邦占领区来，别参与南方叛军；要么你就属于抗税在先，政府依法没收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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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被没收以后的阿灵顿庄园不能直接成为政府的囊中之物，还得按照美国的有关法律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所得将用于联邦教育基金。后来，在阿灵顿庄园的拍卖中，联邦税务局局长代表联邦政府举牌成功，取得了阿灵顿庄园的产权。随后，联邦政府将阿灵顿庄园改成了司令部，并在庄园中辟出200英亩地作为战争中阵亡将士的坟地。这一做法也反映了当时北方对李将军与联邦军作对的憎恨。他们希望阿灵顿庄园永远成为坟地，李家后人别想再回来。这对李将军的打击当然很大，因为阿灵顿庄园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钟爱、最依恋不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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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内战结束后，李将军及其夫人作为失败的一方，不再提这伤心之事。他们去世后，美国在各方努力下，又恢复了战前正常的法律秩序。可是，对于在战争非常时期形成的既成事实，如何处理呢？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林肯总统任内的事，且符合当时的“战时法”，现在没必要去改变；甚至就说这是敌产，没收你又怎样？但美国没有这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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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美国法院在其政府与公民发生矛盾时所起的居中裁判作用。当阿灵顿庄园被政府侵占长达20年之久后，其合法继承人——李将军的长子乔治·华盛顿·卡斯迪斯·李走向法院，状告政府没收阿灵顿庄园是不正义的，请求法院判令联邦政府返还其财产。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1882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定：无论何时何地，公民的私有财产都受法律保护，战时也不例外；非经法律程序和合理补偿，政府也不得征用私有财产；即使是叛军首领的私有财产，也一样受到法律保护，不能随意剥夺。因此，联邦政府败诉，阿灵顿庄园必须物归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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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下达这一判决时，数万名战时牺牲的将士在阿灵顿庄园长眠已久，房子也早已面目全非。鉴于阿灵顿庄园事实上已经成为联邦军人的墓地，联邦政府与李家都本着务实的态度进行谈判。1883年，美国国会批准用15万美元向乔治·华盛顿·卡斯迪斯·李买下阿灵顿庄园。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李家满意了，至此，联邦政府正式成为阿灵顿庄园的合法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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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故事的最后结局是：1933年，美国为纪念阵亡将士，将阿灵顿公墓正式设为阿灵顿国家公墓，由内政部管理。1955年，美国政府又决定将阿灵顿庄园山顶上的那栋二层小楼房按照李将军居住时的原貌修复，作为“罗伯特·李将军纪念馆”。今天这里已成为一处著名的旅游观光点。不知道底细的游客会感慨美国对失败者的宽容和对人格高尚的对手的尊重（美国至今没有人怀疑，李将军当时的抉择是源自他心中的道德担当），但倘若知道阿灵顿的前述变迁，恐怕就会有更深的认识：发生在美国本土的唯一一次战争的创伤终于很快弥合了，这个国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在经历了短暂的迷途后，又重新回到了真实的契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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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产者有恒心。直到今天，美国的财产法仍然是诸部门法中变化最小、最稳定的，除了与时俱进地作些技术性修改外，其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都没有变化。美国的财产法来源于英国，而英国近千年没有大的社会动乱，没有大规模的流血革命，应当说与其稳定的财产法制度是有关的。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能够坚定地捍卫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时，这个社会的人们才能够致力于埋头苦干，去光明正大地创造财富，而不用担心自己的财产突然有一天被随意剥夺，甚至人财两空。这应当是阿灵顿故事带给我们关于财产法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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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读书》，2011年第2期。该文后被收入《中学生创新阅读》编委会编的《2010—2011年名家杂文排行榜》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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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格兰特墓和李鸿章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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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的马路斜对面，有一座造型雄伟、通体洁白的花岗岩建筑矗立在哈德逊河边的河滨公园里，它就是曾任美国南北内战北军统帅、后当选为美国第十八任总统并连任两届的格兰特的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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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堂建在坚实的四方形基座上，其主体部分为爱奥尼亚圆柱撑起的希腊神殿式建筑，上面是陶立克柱式圆锥形屋顶。正门外的基座下有一座小型广场，靠入口的两侧各立有一根旗杆，一边悬挂的是美国国旗，另一边悬挂的是四星上将旗（格兰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四星上将）。两座振翅欲飞的雄鹰石雕扼守在纪念堂门口的石阶旁。高高的正门上方，刻着这位戎马一生的军人总统的墓志铭：“让我们享有和平。”墓志铭的两边分别依偎着一位女神，据说一个代表胜利，一个代表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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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级而上，厚重的青铜门通往白色的大理石内厅。在内厅中央，扶栏往下俯瞰，只见格兰特夫妇深紫色的大理石石棺停放在地下室里，让人忍不住先到那里去细看一番，这才发现，还有几尊栩栩如生的半身塑像摆放在两个石棺的周围，他们就是格兰特的几位著名爱将，如谢尔曼、谢里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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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堂内陈列着许多照片和文物，其中既有与格兰特本人有关的，也有与该纪念堂有关的，如一份材料显示，该纪念堂并非官方拨款修建，而是在格兰特去世后由一个叫“格兰特纪念协会”的组织募捐而建。该协会的秘书长是理查德·格林纳，他是第一个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非洲裔美国人，后来曾担任过霍华德大学的法学院院长。在当年的募捐中，很多黑人表现积极，以感激格兰特为解放黑奴所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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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堂四周墙壁上有画工考究的壁画，再现了格兰特当年战场上的风采。其中一幅描述的是格兰特接受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的投降。那是一幅动人而令人浮想的画面：在士兵、群众簇拥和欢呼的背景下，两位将军紧紧握手。战败一方的李将军，身穿崭新军服，腰系皮带，脚蹬长筒皮靴，手持佩剑，很是英武；而战胜一方的格兰特则是一身便服，胡子拉碴，皮靴和裤子上溅满了泥水。格兰特和罗伯特·李原本是好友，都毕业于西点军校，都在联邦军队任职，是内战使他们成了两军对垒的敌人。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当内战爆发时，罗伯特·李其实已经解放了自己家的奴隶，而格兰特家还拥有奴隶。但罗伯特·李不愿自己的军队去攻打自己的父老乡亲，所以痛苦地辞去了联邦军队的职务，回到家乡去担任南军统帅。格兰特则在历史的洪流中，不仅自己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而且还为全国性的制度废奴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场持续四年之久付出六十多万士兵生命的内战当然是残酷的、不幸的，但战争的结局却是幸运的，本着宽容、和解、礼貌与尊重，美国成功地化解了南北双方因战争而引起的隔阂、猜疑和仇恨，诚如格兰特所说：“战争结束了，叛乱者现在又是我们的同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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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来自中国的参观者而言，格兰特纪念堂外还有一处特别值得去看的地方，那就是李鸿章为纪念格兰特而植下的银杏树。在纪念堂的后面，会发现树林中有两棵银杏树，四周用铁栏杆围护着，下有一块一米见方、用青铜铸造的铜牌，铜牌上有中英两种文字。其中文用的是隶书繁体，直行书写，且无标点符号，用今天的简体字加标点符号，可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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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光绪二十有三年，岁在丁酉，孟夏初吉，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合肥李鸿章，敬为大美国前伯理玺天德葛兰脱墓道种树，以志景慕。出使大臣二品衔，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铁岭杨儒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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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伯理玺天德”即英文“president”（总统）的音译，“葛兰脱”就是“格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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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回事？李鸿章怎么会给格兰特墓植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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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得从1879年说起。那一年，已卸任总统的格兰特环游世界，5月28日抵达中国天津，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设宴款待，两人一见如故。当时正发生日本吞并琉球、置为冲绳县的事件，中国力争不成，于是清政府和李鸿章想借助格兰特的名望，在他访日期间劝说日本放弃琉球。可格兰特此时不过一卸任总统，很难有所作为，他的调停自然毫无结果，琉球并入日本已是无可挽回。格兰特回国前，从日本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介绍日本的新气象外，明确指出：“中国大害在一弱字，国家譬如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格兰特希望中国奋发自强，否则“日本以一万劲旅”，可“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他建议李鸿章“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广行通商”，如是则“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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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一段因缘，当1896年李鸿章出使俄国并环游欧美抵达纽约时，自然想起格兰特。此时格兰特已去世11年，李鸿章专程前往拜谒格兰特墓。当时的场面很是感人，李鸿章在格兰特的灵柩前驻足良久，最后悲伤地低吟道：“别了，我的兄弟。”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也许，他的思绪又回到了17年前他们在中国相谈融洽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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