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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许多律师对这款律师服并不喜欢，甚至对全国律协关于申请律师服的时间、程序以及律师服的定价都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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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各级律协没有抓好落实工作，从地方各级律协来看，有的地方落实得比较好，但大部分地方对此不闻不问。而全国律协既没有检讨和改进对律师服的款式设计和管理，也没有采取措施落实其对律师穿律师服出庭的强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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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服的推行是我国司法改革在形式上的一个进步，它对于增强律师职业共同体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树立律师的良好社会形象，都有着积极的意义。现在我们强调法庭上的控辩平等，既然作为控方的检察官有统一的检察官服，那么作为辩方的律师也应当有统一的律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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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由全国律协主导的律师出庭应着律师服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行，这多少反映了目前我国律师业发展过程中的不规范现象，也暴露出全国律协和地方各级律协在实施律师行业自治、加强对律师的管理和服务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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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不少在法庭旁听的市民看不懂：怎么有的律师穿律师服，有的律师却不穿律师服？我作为一个每年上缴注册费的兼职律师，也搞不懂：为什么我至今没有一套律师服？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使律师的执业更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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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新京报》“具体权利”专栏，2011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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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第四辑 死刑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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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死刑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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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4年翻译牛津大学罗吉尔·胡德教授的《死刑的全球考察》一书时，记得他在书中有点悲观地提到：“亚洲在整体上拒绝废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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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前不久，当我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亚洲死刑改革的进展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与胡德教授再次相逢时，我发现他的悲观态度已经有了很大转变，例如，他对中国的死刑限制和削减给出了较高评价，认为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取得了很大进步，不仅消除了原先对废除死刑问题所持的压倒性的完全否定态度，而且在司法上和立法上切实减少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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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议上，我也了解到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在限制和废除死刑问题上的最新信息，总的来看，是朝着国际上废除死刑、暂停执行死刑和严格限制死刑的趋势来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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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韩国至今已连续14年没有执行过死刑，按照大赦国际“连续10年没有执行过死刑就归入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的标准，韩国现在已经被公认为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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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作为世界上第二大人口大国，我知道它在死刑适用上一直保持着比较低的比率，据我原先掌握的资料，它在20世纪80年代，大概平均每年执行死刑十几例，到90年代降到平均每年不到十例。但这次会议上，印度的学者告诉我们，从2004年印度执行最后一例死刑以来，至今没有再执行过死刑。闻听这一消息，我和一起与会的大陆刑法学者赵秉志教授都略感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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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还是一个死刑保留国，但它早已将死刑作为一种例外的刑罚措施来使用。根据日本学者此次提供的会议材料，从1993年至2010年的18年间，只有1年的死刑执行数在10个以上（15个），其余17年都在10个以下，其中有2年均只有1个，有5年只有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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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曾在2004年被大赦国际列为“可能是世界上人均执行死刑比率最高的司法区之一”。据统计，从1999年至2003年，新加坡年均执行死刑数28个，当时新加坡的人口为400万，因而死刑的人均适用率为百万分之七。但从2004年开始，新加坡的死刑适用率也在明显下降。据统计，从2004年至2009年，新加坡年均执行死刑数为6个，而此时新加坡的人口已经从2000年的400万人上升到2010年的500万人，因而死刑的人均适用率下降到百万分之一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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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在减少死刑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据台湾地区学者介绍，台湾地区从2005年12月到2010年4月的四年多时间里，暂停了死刑的执行。然而就在大家以为台湾地区会朝着事实上废除死刑的方向前进的时候，2010年又在民意的压力下恢复了死刑执行。当时的台湾地区“法务部长”王清峰是一个坚定的废除死刑论者，因而宁肯辞职也不签署死刑执行令。目前台湾地区致力于废除死刑的组织和人士正在想办法如何让当局回到暂停执行死刑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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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台湾地区的这种反复现象在泰国也出现过，1994年年底，眼看泰国就要加入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的行列（其上一次执行死刑是1986年），却又恢复了执行死刑。当然，这种恢复不可能多，比如，在2004年至2007年间，就没有执行过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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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也出现过反复。1987年，随着马科斯的下台，新宪法出于死刑侵犯人权的考虑而将全部犯罪的死刑予以废除，不过当时留了个尾巴，那就是当出现“令人担忧的犯罪高潮时”国会可以在新宪法的框架内重新启动死刑，这样到1994年菲律宾又恢复了死刑。但到2006年，菲律宾的众议院和参议院终于通过了彻底废除死刑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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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尽管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已经全部没有死刑的欧洲相比，亚洲在废除死刑的问题上依然整体上处于落后的状态，但死刑在这个地区的减少似乎正成为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在使死刑由过去的一种常规性刑罚变成一种例外性的刑罚，这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废除死刑的路线图是大体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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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洲地区为何废除死刑的步伐比较缓慢，对此我注意到国际上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如有的人认为，这可能仅仅是因为“一种时间上的滞后性……亚洲仅仅是一个在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程度上比欧洲还落后一二十年的地区”。与此类似的观点还有，恰当的法律和政策应当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某种程度后，才能够负担得起文明和政治自由这种奢侈品。也有的人认为，亚洲各国在废除死刑问题上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缺乏统一的、联合的声音和组织。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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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解释特别值得引起重视，那就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的问题，这主要来自那些为死刑辩护的人。具体包括以下一些观点：有的人说文化上的不同传统或宗教信仰可以为死刑的适用提供正当理由，如“杀人偿命”；有的人说相对西方的重视个人人权，亚洲价值观更加重视集体人权，因而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全，可以适用死刑；还有的人指出，亚洲价值观崇尚公平和报应，因而会支持将死刑作为一种报应，即使没有任何功利主义的目的，如威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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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亚洲价值观的视角，如果用来解释过去，我倒觉得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能否用它来为死刑的继续存在作辩护，却是有疑问的。事实上，正如前面所列举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在死刑这个问题上，正越来越以国际人权公约为参照，追随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日趋严格地限制死刑的适用，直至废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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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1764年发表《论犯罪与刑罚》呼吁废除死刑算起，欧洲废除死刑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国际社会真正在废除死刑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还是“二战”以后尤其是晚近三四十年的事情。无论是死刑的罪名数量还是执行死刑的残忍程度，欧洲在历史上绝不亚于亚洲。即使后来欧洲走向废除死刑的道路，也在废除之初不时出现过要否恢复死刑的讨论。但如今，以挪威为例，即使出现布雷维克这样的惨案制造者，死刑也再无恢复的可能。这说明，人类是可以战胜自己“冤冤相报”的报应冲动的，也是可以在一个没有死刑的社会里实现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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