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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有些贪污犯比起余振东来，数额要少得多，在国内还是被判处死刑，而远华走私案已经判处了数十名同案犯的死刑，首犯赖昌星却仅因跑到国外就可以免死，怎么向公众解释“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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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办法是取消所有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样不仅有利于实现所有经济犯罪和贪腐犯罪者的刑罚平等，而且也可省去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围绕“死刑不引渡”而引发的烦琐谈判。否则，给人的印象就是贪官谁能跑到国外，谁就可以免死，其负面效应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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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消贪腐犯罪死刑是刑罚人道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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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比例性原则又称“罪刑相适应原则”，它要求最严厉的刑罚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生命是无价的，因此，再多的金钱也不能与生命等价，这是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所应有的态度。刑法上的犯罪要受到何种惩罚，需要结合其侵害的法益来考虑，如果其侵害的法益不是生命，那么即使在强调报应的刑法观里，其报应的后果也不能是死刑。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那些还保留死刑的国家，死刑也越来越严格地被限定在那些与剥夺他人生命相关的犯罪上。在衡量法益的前提下，还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大小，因为“如果坚持比例原则，就不能对所有的谋杀犯都处以同样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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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贪腐等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也有利于我们营造一种宽容、人道的法治文化，为最终彻底废除死刑创造条件。中国政府早已声明，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在条件具备时废除死刑。从历史上看，世界上那些废除死刑的国家有一个大致的规律，那就是这些国家都曾经走过这样一条道路：从死刑罪名众多到后来被限制在严重谋杀罪再到最后彻底废除死刑，从死刑被广泛适用到死刑逐渐被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刑罚”很少适用再到后来彻底不用，从死刑执行手段的多样化、对不同的死刑犯要采取痛苦和羞辱程度不同的方法到死刑执行手段的单一化、对所有的死刑犯都要采取痛苦程度最低的方法，从死刑执行的兴师动众到死刑执行逐渐退出公众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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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在总的来讲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前进的，如死刑执行方式由过去的枪决到现在的注射，死刑执行场所由过去的露天刑场到现在的专门刑场，死刑执行环节增加了人性化的安排，如允许死刑犯与亲人见面等；另外，我国自2007年1月1日把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后，死刑的判决和执行在实践中大幅度地下降，虽然现在还不能说死刑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刑罚，但与过去相比，死刑的适用确实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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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取消贪腐犯罪的死刑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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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法上限用死刑到立法上取消死刑，这中间还有很大一步需要跨越。总结这次《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准备取消死刑的13个经济犯罪的经验，我们发现，这些罪名都是近年来发案率得到有效控制、司法实践中已经很少适用死刑的罪名。这给我们的启示是：贪腐犯罪作为一种目前发案率还较高、社会公众反应还很强烈的犯罪，要马上从立法上取消这些犯罪的死刑，显然不现实。故当务之急是，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反腐措施，把贪腐犯罪的严重性降下来。刑罚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带有“马后炮”的性质，一些基础性的制度更加重要，如通过颁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新闻法等，使公权力受到有力监督和制约。只有当某一类犯罪不是那么大范围地发生时，民意对这类犯罪的愤怒才会降低，那时再取消这类犯罪的死刑也就不会遇到民意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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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权学者主张，在废除死刑这个问题上，政治家应基于原则信仰而不是屈从于民意，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政治家在作出废止死刑的决定时，肯定要考虑到民意的强弱。尽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废除死刑时多数民意都是反对的，但显然在一个民意80％甚至90％都支持死刑的时候，废除死刑的难度肯定要大于仅超过50％或者60％的民意支持死刑。在我国当前反对废除贪腐犯罪死刑的民意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除了前面所说的要从体制机制上设法把贪腐犯罪的严重性降下来之外，还要对民意进行适当的引导，如死刑与某一类犯罪的增长没有必然联系，像我国1997年废除普通盗窃罪后，现实中的普通盗窃并没有出现原来某些人所担忧的大幅度上升；在那些没有对贪腐犯罪设置死刑或者废除了这类犯罪的死刑的国家和地区，贪腐犯罪并不比那些对这类犯罪保留死刑的国家严重，说明防治贪腐有比刑法更有效的措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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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之所以民众反对废除贪腐犯罪的死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司法腐败比较严重，担心某些贪官不被判处和执行死刑，就会通过种种不正当的关系，很快被放出来。现实中确有某些贪官在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下被保外就医，或者在减刑、假释等环节滋生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公信力。因此，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加强对这些刑罚执行环节的监督，纠正这些领域的不规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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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经济参考报》，2010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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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为什么要创造条件废除贪腐犯罪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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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要创造条件取消贪腐犯罪的死刑”后，一些读者难以接受，有必要就此作进一步的展开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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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态势：25年后死刑可能从地球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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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废除死刑在国际上取得了长足发展。截至2008年7月1日，世界上已有141个国家和地区从法律上或在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只有56个国家和地区还保留并执行死刑。据统计，从1965年到1988年，世界上平均每年有一个国家走向废除死刑的道路，从1989年到2001年，却有平均每年3个国家走向废除死刑的道路。因此，著名的国际人权法专家沙巴斯预言，如果这一趋势能够继续下去，死刑将在未来25年内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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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一趋势确实在继续，例如，2007年12月，联合国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暂缓执行死刑的决议，号召那些还保留死刑的国家暂停适用死刑，以便为未来彻底废除死刑作准备。本来联合国大会在1994年和1999年都曾准备通过这样的决议，但那时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但到2007年，就已经完全成熟了。记得当天通过该决议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说过这样的话：“今天的投票代表了国际社会向前迈出了勇敢的一步，这更进一步显示了最终完全废除死刑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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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经验看，暂缓执行死刑后，最后就会过渡到彻底废除死刑。例如，俄罗斯从1999年开始暂停执行死刑，到2009年，其宪法法院正式宣布：俄罗斯从2010年1月1日起废除死刑，“这不是指继续暂停实施死刑，而是永远禁止死刑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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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改革：死刑执行下降了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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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预测死刑将在未来25年内从地球上彻底消失的沙巴斯教授我也认识，几年前他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曾对中国的死刑命运作过预测：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成为中国走向废除死刑道路的一个里程碑。当时我们几个与会的中国学者都不相信他的这一预言，但回头看，他的这一预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道理的。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推行所有的死刑二审案件都要开庭审理；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收回死刑的核准权；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又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文件，旨在从源头和基础上把好死刑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与此同时，在死刑执行环节，也更加慎重、更加人道化，如推广用注射执行死刑来替代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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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回死刑核准权为标志的一系列死刑制度改革，促成了实践中死刑执行大幅度下降的局面。例如，2008年3月10日，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与广东代表团共同审议“两高”报告时，曾透露2007年判处死缓的数量，多年来首次超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数量。死缓判得多了，自然死刑立即执行的就少了。同一天，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的倪寿明在接受记者采访、解读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时指出：2007年因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量刑不当、程序违法等原因不核准的死刑案件占总数的15％左右。应当看到，实际中死刑下降绝不仅是这15％，因为死刑案件的二审开庭已经在提高死刑案件的质量、控制死刑方面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这一举措使下级法院和其他司法机关认识到严格限制死刑已经成为国家的刑事政策，因而对判处死刑更加慎重。曾有法官告诉我，过去遇到重大案子，首先想到的是要判被告人死刑，但现在思路完全倒过来，首先想有没有可以不判其死刑的理由。检察官也告诉我，现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法院判死缓的案件，检察机关一般不提起抗诉。我曾问过一些参与死刑执行的法警，他们告诉我，根据他们的经验，现在实践中的死刑执行差不多减少了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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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执行显著减少，但犯罪并没有增加，相反，有的犯罪甚至还有所下降。例如，在前述与广东代表团共同审议“两高”报告时，肖扬还向人大代表介绍，2007年死刑核准权收回后，由于运用多种形式打击犯罪，强化社会管理，死刑判决和执行减少非但没有导致犯罪的增加，反而在爆炸、杀人、放火等几类恶性案件的发案率方面，还比2006年有明显下降。这充分说明了死刑对维护社会治安并没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少用死刑照样能治理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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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立法上削减死刑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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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减少死刑为立法削减死刑创造了条件：一是死刑的减少并没有导致犯罪的上升这一积极信号解除了立法者和司法者此前有过的一些顾虑和担心；二是死刑减少使得一些非暴力的经济犯罪存而不用成为可能。这次《刑法修正案（八）》准备取消的13个死刑罪名基本都是长期不用或很少适用的非暴力经济犯罪。但应当看到，即便这次取消13个非暴力经济犯罪的目标最后得以实现，我们的刑法典中仍然还有55个死刑罪名，仍然是世界上死刑最多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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