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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家福老师的口才不是那种演说家的口才，但他的每次发言我还是很爱听，因为他的发言有内容、有思想，又很真诚，而且一般比较简短。记得2002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政法大学50周年校庆时，王老师作为校友代表发言（他1952年随北大法律系合并到北京政法学院，参与了后者的建校工作），我当时还有点替他担心，因为在他之前发言的是教师代表江平老师。江老师的演讲在法学界是有名的，效果自然没得说。但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是，那天家福老师的发言也很有激情和文采，虽然我没有听江老师发言时的那种激动，却不知不觉间被他感动得眼角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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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王家福和江平这两位当代著名的法学家，我还感动于他们彼此之间的惺惺相惜。2005年前后，法学所聘江平教授担任荣誉研究员。在仪式的最后，家福老师应邀致辞，他说，江平教授才华出众，精力过人，道德文章皆为人敬佩，我们要特别学习他的以下三颗心：一是报效祖国的坚贞的心；二是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勇敢的心；三是充满爱的仁爱的心。娓娓道来中，深感家福老师对江平老师的了解和友谊非同一般。而江先生也动情地回忆起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他还在延庆一所中学教书时，家福老师先后数次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往返于城里和延庆，想把他调到法学所来，后来因为北京政法学院复办，他要回那边去才没有来法学所，不过对家福老师的感激之情却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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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福老师是一个入世的人，但又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有一次，一家律师事务所想通过我邀请他参加一个疑难案件的专家论证，我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他说可以。但后来开会的时间与他的行程冲突，他参加不了。邀请方想事后请他补签个名，家福老师不会不知道那是有报酬的。但他拒绝了，理由是自己没看材料，没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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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长位置上退下来后，家福老师仍然担任着社科院的学部委员和法学所的终身研究员。每年的研究生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他的出席和致辞似乎已成为法学所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成为我隐约期盼着的一次学习的机会。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毕业典礼上，家福老师再次语重心长地叮嘱那些即将走上社会的莘莘学子，要襟怀远大，既要有团队精神，又不能在原则面前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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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我个人的成长也得益于家福老师的多次鼓励。记得有一次，参加李步云老师主持的一个研讨会，轮到我发言时，李老师介绍道，这是一位目前在国内比较活跃的青年学者。此时，家福老师插了句话：不只是在国内，在国际上也很活跃。还有一次，法学所聘任大会述职，我按要求汇报了自己的科研成果，事后在院子里遇到家福老师，他说：听了你的述职，很感动，那么多成果！寥寥数语，尽显一个法学大家对晚辈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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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家福老师，虽然已经八十高龄，但依旧活跃和忙碌在社会上、书斋里。2009年年底，他荣膺全国十大法治人物，对他的颁奖词中提到：“他用50年时间做了两件事：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样一个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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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把家福老师的丰富人生作了高度浓缩，不过，这两件事确实带有标志性。毫无疑问，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历史不会忘记王家福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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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检察日报》，2010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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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悼念马克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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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网站上，我偶然发现一则重要的消息：高铭暄、赵秉志等教授专程赴武汉看望马克昌教授。立即仔细阅读其内容，里面有“马先生病情危重”的信息，心里一惊，想这次可能问题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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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暑假，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一个会议，席间听刘明祥教授、黎宏教授等几位“马家军”成员说到马先生住院并商量去探望的事。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马先生这次得的不是一般的病，而是威胁到生命安全的白血病，只不过医院和家人都瞒着他，所以他本人并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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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大家又关切地谈论到马先生的病情，赵秉志教授告诉大家，他与马先生经常有手机短信联系，马先生还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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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回到家，通过短信从赵秉志教授那里要到了马老师的手机号，几番犹豫之后，给马老师发了个短信：“马老师：听说您贵体欠安，祝您早日康复！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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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马老师的回信：“仁文教授：谢谢关心。正在康复中，勿念！马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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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我一直在关注着马先生的病情。2011年1月至5月，我在美国几所大学访学，只要有空就会登录武汉大学法学院的网站，先后发现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曹建明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去医院看望马克昌先生的图文报道，每次一看到标题就担心看到下一步的内容，心想如此高层的司法首长去探望，肯定是马先生的病情恶化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了。但每次看完报道，又打消了这样的念头，因为从报道的内容看，马先生与正常人无异，他在病房里照样给《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提出修改意见，每天看《检察日报》和《人民法院报》等书报，还在有计划地写自己的学术著作。他与曹建明检察长和王胜俊院长等的谈话积极乐观，从眼下的司法改革谈到中国的古典诗词，看那照片，全无悲观，充满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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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幸的一天还是到来了。2011年6月22日19时16分，一代刑法宗师马克昌在武汉逝世，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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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天的时间里，马先生去世所引起的悲痛和悼念之情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这不是偶然的，是与马先生高尚的人品和学品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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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马先生的交往不算多，但他的去世立即促使我放下手中的工作，写点东西来舒缓我内心的悲痛，这表明他是一个在我心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长者，是一个我发自内心敬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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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马先生最早认识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记得有一次我们法学所的欧阳涛老师组织一个会，邀请马老师参加，我负责接待之类的工作。中午吃饭正好坐马老师旁边，我向仰慕已久的马老师作自我介绍，没想到他竟说：“你就是刘仁文啊，我经常在《法制日报》上读到你的文章。”我激动之余，想起在读过的一本书中看到他当“右派”的一些报道，遂向他核实，他告诉了我当年是怎么被打成“右派”以及被划为“右派”后的经历。那是1957年5月下旬，马先生响应号召，为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撰写了题为《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刑法》的提案，希望尽快制定一部刑法，以便审判人员依法判案。谁知不到半个月时间，政治风云突变，他因此提案被划为“右派”。此后，他先是被发配到湖北省蕲春县八里湖农场劳动改造，之后回到学校的伙食科当出纳，最后调到图书馆当了十多年的图书管理员。这次交谈，让我在感慨那个时代的荒唐的同时，也对马先生不摆架子、真诚待人的品质留下了初步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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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几次刑法学会上见到过他，并打招呼，有时出去爬山和参观景点，正好走到一起，还会作短暂交谈。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人文地理、古典诗词的修养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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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2004年，我的一个湖南老乡在外地打工，犯了“死罪”，我为他担任辩护律师，接下来从一审、发回重审、二审到死刑核准，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司法“马拉松”，中间几次出现生机，但阴差阳错，到最后还是在发回重审中由死缓改为死刑立即执行。该案的一审法官也认为此案判死刑立即执行过重，所以特意向我解释其中的复杂原因，并让我留意他的判决书，意思是前面对案情的描述和后面的判决结果有一定的矛盾。他还告诉我，此案要刀下留人，除非省高院某某主管副院长过问，而他是马克昌老师的博士生，建议我求助于马老。也许是救人心切，我在一天的深夜冒昧给马先生家去了个电话，汇报了一下此案的来龙去脉，说如果需要，我可以把有关证据材料和法律文书寄给他，请他过目。马老师听完后很痛快地说：我还不相信你？！时间紧迫，你不要寄了，我赶快与他联系，你过会儿给我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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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多久，我再给他电话，他喘着气高兴地说，已经与对方联系上了，现在我把他的手机也告诉你，你赶快与他联系。他还跟我说，“在严格限制死刑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像你说的这个案子，我完全同意判死缓。”他说对方已答应听取我的辩护意见，建议我连夜赶过去面见该主管副院长，力陈我们的观点。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马先生当时说话喘着气，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刚从楼下上来，可能是他家里没有长途电话，或者是到办公室去找该主管副院长的电话了，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今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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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给这个主管副院长去了个电话，说明是马老师介绍的，想去面见他。对方倒是很客气，但就是坚持说我没有必要过去，把辩护词寄给他就可以了。最后我也不好强求，只好把辩护词寄给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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