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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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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检察》:关于劳动教养的性质方面您提到了许多宝贵的建议,那么在劳动教养的对象和范围方面,您认为其改革的思路和具体的改革措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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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文:关于劳动教养的对象和范围方面,改革后的劳动教养,总的说应对其适用对象进行严格限制,集中在与治安有关、需要进行保安处分与矫治的那部分人身上,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人:一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屡教不改的;二是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于刑事处分或者不起诉,但又由于行为人具有较大人身危险性不宜直接放回社会的;三是依照刑法第17条第4款的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而需要由政府收容教养的;四是依照刑法第18条的规定,需要由政府强制实行医疗的精神病人;五是需要强制隔离戒毒的吸毒成瘾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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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卖淫嫖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1年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分别规定了“收容教育”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但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规定对卖淫嫖娼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因为其第76条有关强制性教育措施(即劳动教养)的规定只涉及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屡教不改等情形,并没有包括卖淫嫖娼本身。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没有规定收容教育。据此,有学者认为,依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对卖淫嫖娼的不再实行收容教育和劳动教养,而只能处以罚款、拘留等治安处罚。我是同意这种观点的,但目前实际中还存在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收容教育和劳动教养的情况,原因可能在于《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以及国务院1993年通过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并没有被明令废止。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彻底解决收容教育问题,并在完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以及屡教不改、有严重性罪错的卖淫、嫖娼者,予以适当期限的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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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劳教”人员的下限年龄,现行的劳动教养法规并没有规定,公安部在1981年《关于劳动教养人员年龄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凡年满16周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凡不满16周岁的,送工读学校或少年犯管教所。1983年公安部在对辽宁省公安厅《关于当前是否放宽对劳动教养人员年龄限制的请示》的答复中指出:对当前那些轻微、不够判处刑罚而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可以报请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送劳动教养,待社会治安恢复正常后,再按前述规定执行。我认为劳动教养立法应当对此予以明确。鉴于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均规定受处罚的最低年龄为14周岁,因此原则上改革后的劳动教养也可以以此为下限。但由于该法的法律后果主要不是惩罚,而是教育和矫治,因而对于那些虽然在14周岁以下,但对社会治安危害较大,其监护人又确无能力管教的,可以经监护人请求,通过法院判决,对确有必要的,送教养场所。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没有年龄的上限规定,考虑到年龄太大的人接受教育矫治的能力下降,因此原则上对60周岁以上的人不宜实行劳动教养(但经诊断确有社会危险的精神病人等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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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现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适用范围的地域限制,我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予以取消,理由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小城镇发展迅速,农村也较过去大为活跃,上述几类人在这些地区同样存在,因而取消收容对象的地域限制,不仅是维护这些地区社会治安的需要,也是教育、挽救和改善这些人的需要,同时,亦可体现我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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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检察》:您对劳动教养制度在控制惩罚力度和惩罚期限上有什么具体的见解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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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文:关于劳动教养的严厉程度和期限,许多关于劳动教养的改革意见都提出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在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方面过于严厉,而且期限太长。这是有道理的。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从根本上有别于刑罚,降低其严厉程度。现行的劳教场所应改为“教养学校”和治疗之类的机构,通过对被教养人进行道德法纪、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劳动生产等方面的教育以及对症下药的心理和生理矫治,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身心健康的有用之材。只有这样,这种较长时间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实质的合法性,也才能真正达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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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还要对现有的劳动教养期限予以大幅缩短,一般而言,带有惩罚性质的处分不要超过6个月,必要时经法庭同意也可延长到最多不超过1年的时间;带有治疗性质的则可采取“不定期”的方案,如对需要强制实行医疗的精神病人和强制隔离戒毒的吸毒成瘾人员等特殊对象,通过定期接受医疗科学的监管和法庭的审查,在确认不会再对社会构成威胁的前提下予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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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国正在试点和推广社区矫正,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改革后的劳动教养也应充分考虑运用社区矫正的措施,否则就又会出现矛盾:刑罚都可用社区矫正来替代执行,劳动教养却反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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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检察》:谈了这么多关于劳动教养的改革内容,那么关于劳动教养立法最终还需要有一个总体的模式以及法律名称,对此您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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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文:关于劳动教养的立法模式和名称,我主张,应以劳动教养的立法升格为契机,制定一部比较系统的、集实体与程序于一体的保安处分法,将有关涉及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一并纳入该法,这样便于从《公约》第9条第1款的“正当程序”出发来约束对各种性质的人身自由的剥夺,以免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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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该法的立法名称,“劳动教养”这个名字是肯定不能再沿用了,理由是除了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已不再以强制劳动为其基本特征外,还基于《公约》有关条款的考虑。例如,《公约》第8条第3款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除非在那些把苦役监禁作为一种对犯罪的惩罚的国家里,按照由合格的法庭关于此项刑罚的判决而执行的苦役。如前所述,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在法律性质上不属于对犯罪的一种惩罚,因而若在我国的刑罚制度之外仍继续保留一种冠之以“劳动教养”的制度,势必在国际社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那么,叫什么法呢?目前已有的建议中提出了强制教养法、矫治处分法、教导处分法、教养处遇法、收容教养法、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等名称,立法机关的最新表述叫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我考虑,如果按本文的涵盖范围,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似乎包括不了精神病人和14周岁以下者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主体要么是事实上属于无责任能力,要么是法律上假定他们无责任能力,总之不好说他们“违法”。可将该法取名为保安处分与矫治法,“保安”反映了该法的社会功效,“处分与矫治”突出了其“处分”和“矫治”的双重特征,可以比较全面地概括该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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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郭书原主编:《当代名家法治纵横谈》,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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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民意与死刑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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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死刑存废的争论,这些年争议很多。近来社会上一系列案子(李昌奎案、梁勇案、赛锐案等)使公众再次聚焦这个问题。这些案子中的罪犯以自首、立功等原因由死刑改判为死缓,但是引起了公众的质疑和民意的汹涌。而国际上的挪威枪击案也激起了一些废除死刑国家对死刑的反思。如何看待社会上这些有争议的案子?如何看待民意对刑事案件判决的影响?死刑判决如何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中取舍?《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于金翠特别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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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如何看待最近一系列的死缓判决案?有人认为这是一股“死缓翻案风”,您是否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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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文:这些当前有争议的案子有的还没有真正定案,所以我们不就个案来讨论。我想说的是当前废除死刑是国际趋势,国内正朝这个方向努力,尽管离废除死刑还有很远的距离。现在严格限制死刑、慎用死刑立即执行是没有疑问的。两个最突出的表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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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把死刑的核准权从各个省的高级法院收回,表明中央严格控制死刑的态度,导致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大幅度减小。2008年3月,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披露,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死缓判决超过了死刑立即执行,说明死缓不再是例外,判处死缓的越来越多,判死刑立即执行的越来越少。需要说明的是,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我国的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如果死缓犯在两年内没有再故意犯罪,就可以改为无期徒刑。由于法律把死缓也规定在死刑内,作为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所以法官就有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和判处死缓都叫判处死刑。对此,有人觉得应当明确二者的界限,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有人觉得,不能限定得大死,这样法官可以逐渐多判一些死缓,用中国这一有特色的死缓制度来实现死刑立即执行越来越少的目标。因为联合国早几年通过的一个决议已经要求,对于那些尚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要暂停死刑的执行。可以说,我国的死缓制度与这个决议的精神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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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2011年年初《刑法修正案(八)》减少了13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死刑不再做加法而做减法,从立法上将这13个死刑罪名拿掉,符号意义很大。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减少死刑、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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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有人认为这些有争议的案子背后汹涌的民意可能导致公众狂欢式杀人,有人认为法院判决引起民愤说明判决结果严重违背民众感情,有违法律精神,您如何看待公众的舆论或者汹涌的民意在重大刑事案件判决,特别是死刑问题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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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文:只要死刑在法律上还存在,即使是国家严格控制,也是不安全的,现在我们还有55个死刑罪名,在我国司法机关有时还不是很理性、有的领导特别在乎民意的情况下,很可能在民意的压力下会反复,在不该判死刑的情况下判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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