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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情势变化之下，刘仁文坦言，随着各地经济水平的提高，他觉得中国全面推行注射死刑、废止枪决的时间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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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是，对于不同地区而言，人力成本与经济成本之间的转化标准并不一样。对于部分经费紧张而人力相对充裕的贫困地区，可能宁愿多花费些人力成本执行枪决，而非选择经济成本较高的注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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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学者郭光东的批判相当激烈。他对法国影片《圣皮埃尔的寡妇》中的一处情节印象极深，推崇备至。“1849年在法属加拿大群岛一个荒凉的圣皮埃尔岛上，一位水手被判死刑，根据法国法律，必须用断头台执行。但岛上没有断头台，于是法国当局不惜耗费巨资，千里迢迢将断头台从法国本土运来。”他直言，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算得上地处偏僻，经费紧张，可是早在几年前就以购置注射死刑执行车的方式全面推行注射执行。执行车不过区区数十万元，再加上些许车费、油费，各市中级法院当真承担不起？更何况，金钱本就不应该与生命尊严、司法公正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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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文对此的态度则要相对温和得多。在他看来，某些贫困地区确实经费紧张，考虑经济因素并非不可理解。事实上，就是在国外，注射死刑的推广中，财政因素也确实是原因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宋英辉教授查阅的资料显示，在美国，电椅的费用昂贵，1966年为3万美元。而建造一间毒气室的费用比电椅还要高4倍。有美国专家因此表示，应从纳税人的角度考虑，在同等痛苦的前提下选择花费较少的执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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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文指出，在某些贫困地区经费确实紧张的前提下，更应该倡导的是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加大推广力度，尽力降低相关环节的成本，在相关设备的采购和相关场所的修建上，采取不同程度的倾斜政策，国家应当拿出专款，在各地建立规范的注射执行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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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郭光东提出的使用“死刑执行车”这一方式，刘仁文则坦言，这种死刑执行方式显得很不严肃，一些国外媒体将这些流动执行死刑的车和人拍照后放到互联网上广为传播，造成不好的影响。而且执行车需要维修，有的几年之后就会报废，很多法院因此觉得与其买车，还不如建刑场。而随着死刑数量的迅速下降，对于生产死刑执行车的商家而言，生产执行车的利润空间也变得相当有限。不少商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已经好些年没有生产死刑执行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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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特权”与“血债血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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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调查问卷的结果，在此次注射死刑引发的舆论关注热潮中往往被同时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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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回答是否赞成中国全面推进注射死刑时，近七成网友投了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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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怎样执行注射死刑的问卷下面，有56％的网友的选择是，对于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还是应该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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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注射死刑引发的巨大争议之一，便是它成为了落马高官们的最后一道“特权”。可是，且不说接受注射死刑的高官们很多确实身处具备执行注射死刑条件的地区，与官员身份无涉；单就高官们的犯罪性质而言，高官们落马大多是经济犯罪，暴力气息相对较弱，并不在公众认定的“血债血偿”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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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反对执行方式的某一类双重标准，另一方面却又主动强化着另一类双重标准，公众面对注射死刑时的矛盾心理，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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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坚定的“废除死刑”观念持有者，刘仁文对他亲历的第一次完整的死刑执行现场，一直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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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被下派到河北省某基层法院，当时法院还没有专门的法警队，枪决都是由武警来执行的。执行枪决的前一天，县政法委书记找到他，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去陪第二天执行任务的武警喝几杯，“要让他们尽兴，但又不能喝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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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等真正到了第二天，刘仁文发现，其实更受不了的是他自己。“五花大绑的死刑犯人跪在地上，武警在后面向犯人的后脑勺开枪，有一个犯人一枪没有致死，又补了一枪，脑浆迸裂，我之后几天都不敢喝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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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过去了，他没有机缘再回旧地，不过在得知河北的注射死刑推广力度走在全国前列的时候，仍是忍不住感到欣慰。在他看来，实施注射死刑的好处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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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死刑的快速与安全，使得死刑犯们不必在临死前还遭受不必要的生理折磨。与枪决相比，注射死刑的死亡过程一般不会超过一分半钟，一般也不会出现一次不成功需要再打一针的情况。而注射死刑对尸体的完整保留，也符合“死留全尸”的中国传统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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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份调查问卷可以清晰显现出死刑犯们对于注射死刑的共同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在试点时曾征求死刑犯的意见，选择枪决还是注射，结果没有一个死刑犯要求枪决，全部选择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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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死刑犯们如此，对于死刑执行者们而言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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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在注射死刑的行刑室里，犯人看不到法警，法警也看不到犯人，中间是隔开的。犯人大多是通过一个洞把手伸过去接受注射。有的地方为了减轻执行者的心理压力，在注射执行死刑时，用4支液体量及颜色完全相同的针剂，由4名行刑法警随机取用，其中只有一针是致死性药物，一针为辅助性药物，另两针为生理盐水。“法警们都愿意相信不是自己推入了致死性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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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刘仁文感慨的是，即便是深受死刑执行心理压力之苦的法警们，同样有一部分并不赞同全面推广注射死刑。“他们说如果为了自己着想，当然是愿意注射行刑的，可又总觉得有些杀人犯，不枪决不足以震慑社会，预防犯罪。”深受其苦的法警们尚且如此担心，社会公众对全面推广注射死刑的不理解，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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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此类担心注射死刑会让社会成本“此起彼伏”的议论，也有人对其背后的潜在逻辑提出了异议。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就在其节目中表示：“我觉得长期以来，我们有这样一种可能是感性的感受，既然他那么糟糕，民愤极大，那就应该罪加一等，恨不得枪毙两三次，就把他执行死刑时候的痛苦程度跟他的犯罪程度画上一个等号，其实这两者从今天的这个角度来看不应该画等号，为什么呢？因为对一个人极致的惩罚就是剥夺他的生命，而没有说在极致惩罚之后，再赋予一些惩罚的色彩，比如说让他痛苦，让他恐惧，让他一枪死不了，等等，在这背后好像有一种以暴制暴、以怨报怨这样一种长期的心理。”更有评论直言，如果枪决因为它比注射更残酷而获拥戴，那么更残酷的凌迟车裂为何不能保留；如果必须死亡加残酷才足以惩罚犯罪，那么临刑前的殴打与折磨是否也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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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文则从宏观角度强调，很多国家的数据都清楚显示，死刑执行方式的不同，对犯罪率的变化并无明显影响。甚至死刑的存废也并不对犯罪率产生多大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今废除死刑的国家其社会治安并不比保留死刑的国家差。所谓注射死刑虽保证了对犯人的人道，却可能失去社会安定的推断，并无明显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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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盼标准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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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年初，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一篇美国学者的学术论文。文章指出，注射死刑远非像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是无痛的。研究人员检查了注射死刑犯在行刑后血液中麻醉剂的含量，他们相信，在90％的情形下，死刑犯能够感觉到痛苦，而且有40％的情况，在行刑的过程中，死刑犯实际上是有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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