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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法官科尔里奇勋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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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真正问题仍然有待思考，在上述情境下杀人是否构成谋杀。认为不构成谋杀的论点，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是新颖而奇特的，我们想听清楚，什么样的说辞能够支持这种似乎既危险而无道，又有悖于所有法律原则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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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种主张来自权威著作中的谋杀定义，称这些定义暗示了这样的原理：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你可以合法地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即使这另一个人当时既没有企图威胁也没有实际威胁你的生命，并且没有针对你或他人实施任何非法行为。不过，如果看一下这些定义，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支持这一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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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们引证的最古老的一段文字出自布拉克顿[5]，他生活在亨利三世统治的时代。很清楚，布拉克顿是在通常意义上论述紧急状态的：用暴力来反抗，只要该暴力是抗制针对自己的不法暴力所必须的，就是正当的。布拉克顿说，如果该紧急状态是“可回避的，他能够不受伤害地逃避，则构成杀人罪”。用语清晰地表明，使杀人成为正当的只能是一种“无可回避的暴力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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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清楚的是，所争辩的原理并没有得到伟大的权威黑尔勋爵[6]的支持。他的明确观点是，使杀人成为正当的理由只有紧急状态一种。他说：“在所有的紧急状态杀人案中，像追捕重罪犯，杀死为抢劫而袭击者或者杀死就要烧毁房屋或破门而人者，等等，本身都不构成重罪。”他又说：“使杀人正当的紧急状态，是指为防卫自我生命安全而杀人，通常称为正当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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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尔勋爵在讨论因胁迫或紧急状态而免罪时是这样表述的：“如果一个人受到致命攻击，生死一线，只有杀死一名在场的无辜者，才能平息攻击者的愤怒。即使是这种情况，也不足以开脱其谋杀的罪与罚，因为他应当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应当杀死一名无辜者；但如果他为挽救自己的生命而别无选择，法律允许他在防卫中杀死攻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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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尔勋爵进一步指出：有人说在极度缺衣少食的紧急状态下“偷窃不再是偷窃，至少不作为窃贼来惩罚。但我认为，至少依英格兰的法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此，一个人在缺衣少食的紧急状态下，怀有偷窃的意图，秘密地取得另一个人的财物，这是重罪，一种依英格兰的法律要处以死刑的犯罪”。因而，如果饥饿不能使盗窃变得正当，那么对于饥饿使谋杀正当的所谓原理，黑尔勋爵又会做何评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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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伊斯特爵士[7]讨论的案例是人所共知的：两个翻船落水者只有一块仅能浮起一人的木板。但他没有给出确定的结论。萨金特·霍金斯（Sarjeant Hawkins）与伊斯特的观点相同：唯一正当的私人性质的杀人，只能是为了防卫一个人的人身、房屋或财产免受暴力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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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无权威观点支持提交给我们的无罪主张呢？判例是没有的。我的同事斯蒂芬[8]引用的一个美国判例认为，水手们虽然没有权利为了保全自己而将乘客扔到船外，但基于某种奇怪的理由却又认为，决定谁将作为牺牲品的适当方式是抽签。正如斯蒂芬所说，这一判例无法成为令我国法院满意的权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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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勋爵创制了下述法则：“紧急状态有其自身的特权，第一项特权就是维持生命。如果一个人为了免于饿死而偷窃食物，那既不是重罪，也不是盗窃。因此，如果某条小船倾覆而使落水者面临溺毙的危险，一个落水者爬上一块木板，使自己不至于沉到水里，而另一个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将第一个人推离，使之溺水而亡，这既非自卫亦非意外事件，但却是正当的。”要注意的是，培根勋爵没有引证权威的观点，这一定是他自己的观点。培根勋爵是伟大的，但也允许没有他那么伟大的人，依据原则和其他权威来质疑他的法律格言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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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身生命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和至高无上的义务？我们不考虑战争中的情形，不讨论效忠王室、保卫国家所必须的那种杀人，只讨论个人性质的杀人。必须承认，深思熟虑地杀死一个既未挑衅又无反抗的男孩是不折不扣的谋杀，除非这一杀人行为能有法律承认的理由来使之正当化。但是，本案杀人行为的诱因并不是法律所认可的紧急状态。虽然法律和道德不同，且许多不道德的事情不一定是非法的，但是，法律与道德绝对分离，后果将是致命的。如果本案的谋杀诱因被法律认定为一种绝对的辩护理由，则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将随之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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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一个人的生命，总的来说是一种义务，但牺牲生命，也可能是最朴素、最高尚的义务。战争期间到处是这样的事例：一个人的义务不是去生，而是去死。海难中船长对其船员应尽的义务、船员对旅客应尽的义务，战争中战士对妇女儿童应尽的义务，这些义务赋予他们的道义责任，不是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是为他人作出牺牲。因此，存在绝对的、无条件的保全个人生命的紧急状态，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从希腊和拉丁的先贤那里引经据典，是对人所共知的学说的简便展示。先贤们用闪光而铿锵的语言，从世俗伦理中确立为他人献身的义务；而在我们这个信奉基督的国度，则只须提及我们誓言追随的耶稣的伟大榜样就足够了。在本案中，最弱小、最年轻、最无反抗能力的人被选中了。难道杀死他比杀死成年人中的一个更为紧急而必要吗？答案肯定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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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本案中的行为是“恶魔般的”，但非常明显的是，一旦这样的行径被承认，紧急状况就会成为肆意激情和残暴犯罪的烟幕。除了倾力坚持法律并依自己的判断伸张法律，法官的脚下没有安全的道路可走。如果在某个案件中，法律对个人显得太过严厉，那么，宽恕之权应当交予女王陛下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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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虽然拒绝承认诱因是犯罪的借口，但也不应忘记本案的诱因有多么骇人听闻，磨难是多么忍无可忍。在这样的考验中，保持判断的正直和举止的纯洁是多么艰难。我们经常被迫确立自己无法达到的标准，定下自己无法遵循的规则。但是，人没有权利宣称诱因是一种犯罪的借口，尽管他可能屈从于这种诱因；也不允许为了同情犯罪人，而以任何方式改变或削弱犯罪的定义。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在押人构成谋杀罪，判处死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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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里奇勋爵实现了正义吗？本案中的什么价值观处于危险中？本判决产生的益处和弊端各是什么？科尔里奇在作了不利于被告判决的同时，又为女王的减刑创造了条件。科尔里奇的价值观无疑影响着他对先例或其他权威的态度，我们相信他有能力写出一份有说服力的相反的法庭意见。一些法学家说，程序是法律的核心，判决的方式比判决的内容更为重要。这样说来，如果科尔里奇以一种审慎明智的方式形成判决，我们就应当满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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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年前，格雷戈里（S. S. Gregory）曾劝告：“打赢官司的法门在于使法官乐于作有利于你的判决，为此，必须只援用那些证明这样一个判决是正当合理的先例。你几乎总能找到大量有利于你的先例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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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世纪前，伟大的肯特法官（Chancellor Kent）解释了他形成判决的方法。他首先使自己“掌握事实”，然后，“我看到公正之所在，道义感在一半的时间里决定了法官的活动；随后我坐下来寻找权威，时而我可能受困于某个技术规则，但我几乎总能找到符合我的案件观点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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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arl N. Llewellyn,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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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ord Coleridge，又译柯勒律治勋爵（1820—1894），时为英格兰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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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enry de Bracton，生于英格兰的德文郡，卒于1268年，曾任巡回法官和王座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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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atthew Hale (1609—1676)，曾任理财法院首席法官和王座法院首席法官，他的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可能是英格兰普通法史上第一部成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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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ir Edward East (1764—1847), 1813年任英属加尔各达首席法官，后在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任职，因Pleas of the Crown一书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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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ir James Fitzjames Stephen (1829—1894)，英格兰法官和作家，著有Digest of the Criminal Law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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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一量刑后来被女王陛下改为6个月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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