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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三章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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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想冷静而客观地写作，但我做不到；愤慨与同情不断渗透进来。或许这并不奇怪，因为死刑不仅是一种统计与权便，也是一种道德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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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库斯勒：《反思绞刑》，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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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一个单纯的童话故事，也有关于老鼠和南瓜、仙姑和公主正确举止的一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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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卢埃林：“规范的、合法的与法律的工作”，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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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事物，包括法律，研究它的价值关系一般都是不受恩宠的。不愿考虑价值问题，部分地归因于相对主义。它有粗疏与复杂两种形式。粗疏的相对主义在这样的对话中可以捕捉到，一个人打断对方说：“这个吗，要看你的观点如何了。”有时，拒绝讨论有争议的观点，非常相似于一个小镇上的外交家虔诚的声明：“有两个问题我从不讨论——政治和宗教。”强调这一论点，可能是深恐自己暴露于伴随价值探究过程的心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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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相对主义的典型是院士们的论点：所有的价值都是有情境的，换言之，都有赖于时间和地点。既然有了这样的结论，一些院士不再苦苦细究各种情境、时间、地点及与之相应的道德，而是放弃所有的探询，排除必要的思考。不仅如此，院士们通常主张，研究（好的研究）是（应当是）价值无涉的。除了没有认识到这一主张本身就包含着价值判断——像括号里的内容所显示的那样，这一信条还导致学者们心理准备不足，加剧了已经广泛存在的、作为学院派特征的反伦理和反政治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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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们也不能幸免于相对主义和价值无涉的压力。法科学生所受的混杂的先例原则教育，教导他们说案件的任何方面都是有意义的，都能进行有效的论争。执业律师则积极地在任何地方为任何委托人的任何事业去论争，这样做有时会极大地使社会受益，但在最坏情况下也使法律执业中的价值范畴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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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背离自己过去的观念，会腐蚀律师的自我价值感，并助长令人烦恼的幻灭感，这是许多刚开始从事法律实务者经常感觉到的。白天为环境污染者辩护，夜间阅读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1]的杂志，这样做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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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过程中，一旦技巧和工艺占了统治地位，就会导致文牍主义的结果。对于所有遭遇这一结果的人来说，都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法国法理学家加奎·埃吕尔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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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机构已不再承担寻求正义或者创制法律的责任，它只承担适用法律的责任。这种作用可以纯粹是机械的，不需要哲人或者有正义感的人，需要的只是一位优秀的技师。他明了技术原理、解释规则、法律术语，以及推演结论和发现答案的方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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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绝大多数有争议的案件是有情境的，并且充斥着价值问题，所以有关相对主义或者价值无涉的表述都是文不对题的。价值问题在可能的情况下必须得到解释和论证，或者必须得到充分的讨论。随着有关价值问题辩论的展开，一种社会的紧张状态出现在规则与价值之间，迫使判决者为了预见未来而将现在与过去结合起来。卢埃林透彻地描述了某些有争议案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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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争议的案件，或者使学科训练无用武之地，或者使不羁的个性开辟着新的行动之路，或者使古老的制度受到新生力量的拷问。有争议的案件创制、打破、扭曲或径行建立了一条规则、一项制度、一个权威。当然，也并非所有有争议的案件都是如此，它们之中也有微不足道者，也有自古至今都存在着的平庸的法律货色。在社会生活之中，如果文化的紧张状态、新生的权力模式、古老的安全需要、自相矛盾的目的和有关正义的各种观点，都公然纠缠在一起，那么，这一切都将集中体现于有争议的、纷乱复杂的案件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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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对待那一直困扰价值追寻的众多困难，这一话题如何简要地开场而又不满足于经典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爱邻里如爱自己”的训诫？可以采取两种方法：关注职业主义与价值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关注法律体系是如何处理那些提出深刻价值问题的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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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一节 让弱智者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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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诉俄勒冈州案[Cook v. State, 495 P. 2d 768 Or. (1972)]，法官弗利（Fo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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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针对巡回法院所作裁定的上诉案，该裁定维持了1971年5月21日“州社会保护委员会”发出的为上诉人做绝育手术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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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委员会多数人的判断，被审查人的情况将使其生育的孩子受到忽视，无依无靠，因为被审查人有精神疾病或者弱智，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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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委员会多数人的判断，被审查人的情况不可能好转到足以避免（2）中所指出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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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也就是命令中所说的被审查人曾经向一审法院提出请求，判令州政府从精神疾病和弱智中择一作为绝育的根据。庭审法院驳回了她的请求，并且维持了委员会的命令。余下的主张是：俄勒冈州法律的相关条文是违宪的，因为它歧视穷人，违反了州和联邦宪法有关平等保护的条款。[4]该条规定：“委员会的调查、裁决和命令，应以避免此类生育为目的：孩子将受到忽视，无依无靠，因为他们的父母有精神疾病或者弱智，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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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是一名17岁的女孩，她有严重情绪紊乱的病史。13岁时，她被法院宣布为被保护人，并被带离家庭，因为证据显示，她在一段时间内曾受家人的身体侵害和性侵犯。在过去4年中，她被先后寄养于两个家庭、少年寄宿所、俄勒冈州立医院和州立学校。她的表现波动很大，从持续3个月的稳定期到富于攻击性的敌意——用语言和行动对他人进行威胁，以及自伤和逃跑。她在医院涉及一系列杂乱而冲动的性交，因此有人向社会保护委员会提出了一份请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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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诉人成为法院的被保护人起，就有一位儿童心理学家对她进行跟踪治疗。他的证词显示，即使她可能掌握照顾自己和孩子身体的必要技能，也永远不会有能力提供孩子所需的家长般的指导和判断。他这一结论的根据是：女孩缺乏控制情绪的能力，在心理测试中判断力的分数一直很低，并且有虐待孩子的倾向。他说，由于有脑损伤，即使进行不间断的医疗，她的未来状况还是不会稳定，痊愈的可能性极小。精神疾病和弱智都是作用因素，并且相互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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