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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欧亚混血儿走到我身边,用头示意我们来的方向,会心地笑道:“您知道吗,先生,当我们的朋友(他指的是那个死去的人)得知自己的上诉被驳回时,小便失禁,尿在牢房的地板上。因为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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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笑了,说不准为什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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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卒头儿走过典狱长身边,饶舌地说着:“啊,先生,一切都非常顺利,太令人满意了,咔嚓一声,就都结束了。并不总是这样顺利。我知道有些情况下,法医不得不走到绞架下,抱住犯人的双腿往下拉,确保他已经被吊死。太让人恶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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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搐扭动,那太糟糕了。”典狱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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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先生,当他们执拗起来那才麻烦呢!我想起有个人,我们要把他带出来,他死死抓住铁栏不放。您不会相信,先生,6个狱卒才把他拖出来,3人拽一条腿。我们和他讲道理,我们说:‘亲爱的朋友,想想你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和麻烦吧!’但他听不进去!哎,他可真让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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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自己正在大笑,甚至典狱长也宽容地咧嘴笑笑。“你们最好都到外面去喝一杯,”他非常亲切地说,“我车里有一瓶威士忌,我们可以把它消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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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监狱的双层大门,来到路上。“抱住他的双腿往下拉!”一个缅甸的地方官突然大叫起来,并且开怀大笑。我们又都开始笑起来。那一时刻,狱卒头儿的故事似乎出奇的好笑。我们一起畅饮,当地人和欧洲人,相互间非常友善。那个死去的人,离我们100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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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节有关死刑执行的生动描写出自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猎象》,它能够给我们某些直觉评价,而无须进行哲学探讨。奥威尔没有告诉我们那个被绞死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似乎不必知道这些就已经对死刑产生了反感。奥威尔有伟大的思想和作品,除《一九八四》外,最值得一读的是《动物庄园》。奥威尔没有到过苏联,他从外部观察苏联,却对极权主义有精准的描摹与深刻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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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四节 反思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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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一战”前夕的阿尔及尔,一个杀人犯被判死刑。他杀了一个农民的全家,连最小的孩子都不放过。他杀人的方式残忍凶暴,还顺带洗劫了被害人。这个事件引起轰动。普遍的想法是,对这个恶魔来说,砍头实在是便宜他了。父亲告诉我,他也是这个意见,杀害孩子尤其令他怒不可遏。我只记得,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要去亲眼见识一下砍头。他天不亮就爬起来,大老远赶到行刑的地方,那里已是人山人海。他没跟任何人说过那天早上他看到了什么,我母亲只是转述说,他冲进家门,表情扭曲,话也不说,一头栽到床上躺了一会儿,突然呕吐不止。他发现了华丽辞藻掩盖的真实情形:他能够想起的,不是被杀的孩子们,只是人头落地瞬间那抽搐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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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那个行刑场面一定非常恐怖,它成功浇灭了一个单纯、正直男人胸中的怒火,原本让他觉得是罪有应得的极刑,仅剩的效果就是让他恶心。当极刑只是引起它声称要保护的可敬公民的呕吐时,怎能说它可以(也应该)为社会带来和平与秩序呢?而且,极刑是一次新的谋杀,其令人作呕的程度比犯罪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根本不能补偿犯罪对社会的危害,而只是加重了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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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没人敢于直接描述这个死刑仪式。官员和记者也好像意识到死刑现场有刺激与可耻的两面,在不得不提到它的时候炮制出一大堆不着边际的套话。于是,早餐时我们在报纸的一角读到,那个该死的家伙“已经向社会偿还了血债”,或者“凌晨5点正义得到了实现”。官员们称被处死的人为“当事人”、“病人”或者只用一个数字指代他。人们也只是悄声议论这个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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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极刑讳莫如深,正说明它是一种恶疾。中产阶级的人最多是说大女儿的“咳嗽很可疑”,父亲近来“严重了”,因为肺结核与癌症被看作某种可耻的疾病。极刑更是如此,人们提到它时都绞尽脑汁使用委婉语。当然,极刑与癌症也有区别:从没人说癌症是必须的,而人们却毫不迟疑地说,极刑是令人遗憾的必需品。极刑是正当的,因为它是必须的;而我们对它有所讳言,因为它是令人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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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极刑谈些粗浅的看法,不是因为我喜欢丑闻,也不是因为我有某种不良本性。作为一个作家,我向来回避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男人,我何尝不知,对某些无可回避的糗事最好是保持沉默。但是,如果沉默或者巧言只益于维持必须改革的滥刑或者本可减轻的痛苦,那么,除了大声疾呼直揭真相而外别无选择。法兰西与英格兰、西班牙分享了一份“荣耀”,它们是最后几个用铁幕将死刑遮蔽在镇压武库中的国家。只有对民众的极端漠视才可能使这种原始仪式存活,而民众也只是运用他们所熟悉的那套装饰话语来回应死刑。当想象力沉睡、言辞沦为空话的时候,在那里喊杀的,只有半聋的没心没肺的人。但是,如果向人们展示杀人机器,让人们实际触摸,并且让人们听到人头落地的声音,那么,公众的想象力就会被突然唤醒,就会在拒绝巧言的同时拒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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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波兰纳粹疯狂地公开处决反抗者的时候,为了不让他们呼喊抵抗与自由的口号,纳粹用生石灰堵住反抗者的嘴。将无辜的受害者与该死的犯罪人相比,可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不过,我们国家的一个事实是:上断头台的可不只是罪犯。这个事实之外还要补充一点:杀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用温吞的言辞修饰一种刑罚,而如果不在现实情况下对这种刑罚做认真的检视,就不可能肯定其合法性。我们不能一边说死刑决不可少,一边又赶忙说最好不谈论这个话题。实事求是地审视死刑到底是不是必须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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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死刑不仅不是必须的,而且无疑是有害的。我的结论不是来自几星期的调查研究,但也不是来自我父亲对死刑的感受。我不愿沉迷于虚弱的怜悯,这种怜悯将价值与责任混为一谈,最终使无辜者的权利丧失殆尽。与诸多当代名流的看法不同,我认为人并非本质上就是社会动物。我认为正好相反。不过我相信,人不可能活在社会之外,社会的法律对人的生存是必要的。因此,社会自身必须以合理而有效的规模确立一些责任,但法律最终的正当性需要检验,标准是看它为社会做了好事还是干了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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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死刑在我眼中不过是想象力无法容忍的刑罚,我的理智不断谴责这种懒惰的无序。我不想把自己的判断力留给想象力,我近期也做了许多研究,研究的结论加强了我的信念,更加强了我的论点。今天,我绝对同意匈牙利小说家库斯勒(Koestler)的看法:死刑玷污了我们的社会,应当立即废除,而死刑的支持者却无法作出合理的辩护。无需重述他的关键论点,无需叠加事实与数据,我只是补充一些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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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支持死刑的最强论点是它的示范价值。砍头不只是为了惩罚,它更是为了威慑,通过一个可怕的样本,吓阻那些蠢蠢欲动的人;社会不是在报复,而只是在预防;在空中挥舞被砍下的头颅,让潜在的谋杀犯看到自己的下场,知难而退。这个观点,只要细加辩驳,其实并无力量。第一,社会并不相信自己所宣称的示范价值;第二,没有证据证明死刑曾经使下定决心的谋杀犯望而却步;第三,死刑是一种令人作呕的展示,它的后果无从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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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第一点说起,社会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示范作用。如果它相信,它应当展览那些头颅。社会应当让处决现场万众瞩目,成为社会的纽带或者痛饮的琼浆。可我们知道,死刑在我国并不是在公共场所执行的,而只是在监狱的院墙内由少数人士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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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再没有宏大的死刑现场,人们知道死刑,只是通过口口相传,处以极刑的新闻用语都是修饰加工过的。一个潜在的罪犯,在将要犯罪的时候,何以能够牢记已被步步抽象了的那次行刑?如果真想让他时刻铭记这次行刑,以致能够使他消除、逆转犯罪的决心,那就应该努力强化行刑的可怖,动用所有影像和语言手段来刺激公众的神经。在提到今天凌晨某人已向社会偿还血债的时候,就不该用模糊的言辞,而应当用更生动的详述向每个人提示犯罪的后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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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当说“如果你杀人了,就只能在断头台上赎罪”,最好告诉他,为了杀鸡给猴看,“如果你杀人了,你会被投入监狱,几个月或者几年,挣扎于无与伦比的绝望与接踵而至的恐惧之间。直到某个早上,我们溜进你的牢房,事先脱了鞋,免得把你从睡梦中惊醒,因为我们知道,极度的焦虑使你好不容易才人睡。我们会扑到你身上,把你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如果需要,再剪掉你的衣领和头发。我们可是完美主义者,我们会用绳子捆住你的胳膊,迫使你身体前倾,以便我们更容易接近你的脖子。然后我们就架起你,左右各有一人夹持你的胳膊,任你的双脚拖行在走廊上。那时,天还黑着,一个刽子手好不容易抓到你的裤子,平直地将你扔到断头台上,另一名刽子手把你的头固定在铡刀槽里,第三个刽子手让7尺高处的120磅的刀片飞落下来,切掉你的脑袋,像剃须刀一样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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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威慑更有效,有必要更进一步,使恐怖对我们足够巨大,足以在适当的时刻克服那难以抗拒的谋杀欲望。我们不应只是装腔作势点到为止,不应满足于发明这个“快捷、人道的”处决坏人的方法,我们应当出版成千上万册目击死刑者的回忆录,公布描述行刑后躯体状态的医学报告,然后在中学、大学里广泛传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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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符合这一目的的近期报告,来自医学科学院的两位勇敢的医师,他们为了科学研究而受邀检查刚被斩断的头和躯体。医师们认为总结那些可怕的观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如果允许我们发表意见,我们要说这些场面是令人惊恐的巨大痛苦。血从断开的颈动脉高速喷射出来,然后逐渐凝结;肌肉先是收缩,随后,这种纤维性颤动便转为僵硬;肠部痉挛,心脏不规则、不完全地跳动;嘴部因痛楚而皱缩起来。在那颗被砍下的头上,双眼不动,瞳孔放大,看不清任何东西;对眼睛来说,透明属于生命,凝固属于死亡。所有这一切都要持续几分钟,对于健全的肌体来说甚至持续几小时。死亡不是即刻来临的,关键的器官在砍头之后都还活着。医师们全程见证了这个谋杀式的活体解剖,直至那个过早来临的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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