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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无动于衷地读完这可怕的报告。为了使威慑有望发力，没有理由不在医师的观察之外加上目击者的描述：夏绿蒂·科黛，那个因刺杀马拉而被处决的女人，在被斩首后，刽子手提起她的头颅，掌掴她的面颊，她竟还以愤怒的表情。这个细节不可能比刽子手的一次描述更令人震惊：“铡刀落下，头立刻死了，身体却在跳跃，在绳索中挣扎。20分钟后，在墓地里，躯体还在颤动。”一位并不反对死刑的牧师在书中写道：“行刑的那个早上，罪犯的情绪糟透了，拒绝我们的宗教安慰。我们知道他的心情，也了解他对妻子的热爱。于是我们对他说，看在你对妻子爱情的分上，死前做一些祷告吧！罪犯接受了。他在十字架前祷告了很长时间，也似乎注意到我们的存在。行刑时，我们离他很近，他的头掉落在断头台前的木槽里，躯体很快被放进一个大的柳条篮筐中。这时出了一个差错，头还没放进去，就把篮筐合上了。刽子手拎着那颗人头等在那里，等篮筐重新打开，好把头放进去。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罪犯的眼睛正盯着我，一副祈求的目光，似乎在请求宽恕。我们本能地手画十字祝福这颗头颅，它的眼帘眨了眨，眼睛的表情放松了。最后，那依然充满表情的眼神，变得模糊了……”读者们各自的信仰不同，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这位牧师的解释。但是至少，“那依然充满表情的眼神”不需要任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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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是法国作家艾伯特·加缪（Albert Camus）的文章，写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译自贾斯汀·欧拜伦（Justin O’Brien）的英译本。加缪反对死刑，但他对终身监禁又会如何评价呢？如果死刑是个好东西，就该让法官去监斩他所判处的每个死刑，以便他积极地推广这个好东西，难道不是这样吗？在一些国家里，多数民众还很拥护死刑，对主张废除死刑的人非常反感，其中有复杂多样的原因。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杜塔尔给出了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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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回忆遭受磨难的人性令我痛苦，可我还是要说，在政治上，这些处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安抚民众对自己遭受的灾难的不满，满足他们的复仇心。失业的商贩、面对物价飞涨而工资贬值的工人，只有在看到比他们更加不幸的人时，才能勉强接受自己的不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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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2年成立于美国加州的环保组织，成员号称上百万，其座右铭是“探索、欣赏并保护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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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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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rom The Cheyenne Way: Conflict and Case Law in Primitive Jurisprudence, by Karl N. Llewellyn and E. Adamson Hoe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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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1868年）规定：“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和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绝给予平等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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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1791年）规定：“任何人非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其生命、自由或财产。除非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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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最高法院曾经表示：俄克拉荷马州某一制定法否定了人的生育的基本权利。对于州立法机关的判断我们通常予以尊重，但这种尊重不适于影响基本人权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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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弗曼案”发生时，41个州、哥伦比亚特区仍然授权对至少一个罪适用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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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法〕贝纳尔·勒歇尔博尼埃：《刽子手世家》，张丹彤、张放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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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四章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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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政府设计中，最大的便利就是确保稳定、正直而不偏不倚的法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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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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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神话中，特弥斯（Themis）是一位蒙着眼睛、不偏不倚的正义女神。她手持天平权衡冲突，手握宝剑施行法令。这一生动的比喻在罗斯科·庞德的法理学中得到最充分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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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需要地球，都有大量的愿望和要求需要满足。我们有那么多人，但却只有一个地球。每个人的愿望不断地与邻人相冲突或者相重叠。因此，不妨说这是一个任务艰巨的社会工程，它的任务是创制维持生存的物资和满足人们愿望和要求的手段——人们共同生活在被政治所组织的社会里，即使物资、手段无法满足人们的全部主张，至少也应当尽可能人人有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法律的目的在于正义。我们不是说正义是一种个人美德，也不是说正义就是人们之间的理想关系。我们是说一种政体，一种关系的调整和行为的规制：使维持生存的物资成为满足人类享有物质和采取行动的手段，在最小摩擦与最少浪费的情况下尽可能人人有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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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庞德之见，法律体系评价的方式首先是实用：在现代法律的全部发展过程中，法院、立法者和法学家，对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很可能没有清晰的理论认识，而是受一种以实用为目的的、清晰本能的指引，他们一直从事寻找实用的调和方式，即使不可能更多，也至少找到相互冲突与重叠的利益的实际折中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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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评价的方式参照了庞德有关权利义务的假定，这是所有法律秩序都努力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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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社会里，人们必须能够假定，（1）他人不会对他们进行有意的侵犯；（2）他们可以为善意之目的而控制自己所发现、获取和占用的东西、自己的劳动创造物；（3）与他们进行一般社会交往的人将依良好诚信行事；（4）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将以应有的注意，不给他人造成不合理的损害；（5）执掌易于失控、逃逸而为害之物的人，将约束它们不超出适当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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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所考虑的第三种评价方式更加多样而分散，他认为，一个社会中起作用的法律体系反映了社会的总体文化、方向和目标。在庞德的时代，美国社会正从自耕农的价值观向集体的、城市工业的价值观转变，庞德由此提出了一种正义理论（减少浪费），一种冲突来源理论（匮乏），一种法律体系作用阐释（裁判相互抵触的主张和利益），一种变更理论（重新承认以往未被确认的主张），一种关于如何评价各种主张的理论（通过经验、有关权利义务的假定，以及在法律体系中法官们将什么视为起作用的社会总体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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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科·庞德历经的职业生涯有法官、学者和哈佛法学院院长，他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对法律体系如何起作用，以及法律体系中的法律人角色的理解，没有遇到过真正的质疑。不过，马克·加兰特尔（Marc Galanter）在《法律与社会评论》（Law & Society Review）发表的文章却是对庞德理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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