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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案而言，损害赔偿是一项绝对的权利，而颁布禁止令则须诉诸自由裁量权。何谓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是以经济赔偿的方式认可原告的指控？还是更进一步，同意他们的请求，铲除两个庞大的矿产企业，捣毁一个县一半的课税价值，并将1万多人逐出家园？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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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总值不足1千美元的几小块土地，而要求我们使用禁止令毁掉一项近200万美元的资产，不仅对企业主，而且对州乃至整个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承认：居住在上述小块土地上的原告的家庭生活，已经不如受到烟害之前那样舒适，并且，我们深刻意识到这一主张的真实性：任何人都不因其有多于他人的财产而享有更多的权利。但是，在权利相互冲突的案件中，任何一方的当事人对权利的享有，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另一方当事人对财产的使用。法律必须尽可能在争讼的当事人之间做最好的安排，以维持每一方在当时情况下最大限度的自由。我们对本案责无旁贷的结论是：唯一适当的判决是同意原告有关经济赔偿的请求，但禁止令的申请必须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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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运用庞德和加兰特尔的观点评述“达克镇案”，然后对两者进行比较。以加兰特尔的观点看，案件中的哪些方面使得冶炼者处于有利地位？依当代的视角，如何看待长期的生态问题，能否用一纸不利于公司一方的判决将其解决在萌芽状态？“佐治亚州诉田纳西铜业公司案”[2]是州政府为制止污染而提起的一场诉讼，最高法院在该案中作了不利于达克镇硫矿公司的裁决。尽管对佐治亚州土地的损害不似对达克镇紧邻工厂的土地的损害那般重大，霍姆斯大法官仍然作了有利于佐治亚州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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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享有“准国家主权”能力的州针对自己所受的损害而提起的诉讼，这种主权能力使该州对其领域内的土地和空气拥有独立于公民权利并作为公民权利后盾的利益。对于其山岭的树木应否砍伐，对于其居民应否呼吸新鲜空气，该州有最后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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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权者要求其领土上空不被硫酸烟尘大面积污染，要求其山岭上的林木不被进一步损毁，要求其山丘上的农作物和果树不遭受同样的危险，这样的要求是公平的、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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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予被告一段合理的时间，并且在被告进行了一定的努力之后，为制止烟雾，除了发出禁止令，我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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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rom Roscoe Pound, Social Control Through Law, pp. 64-65, Yal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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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eorgia v. Tennessee Copper, 206 U. S. 236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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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五章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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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权力对于拥有权力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权力维持着他们的生计。他们要维护权力，不得不同时反对外部的对手和内部的敌人，后者所能做的不外是摆脱那些拥有权力的危险的主子。主子害怕奴隶，这一事实在奴隶心中制造了恐惧，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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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尼·韦奥尔，《压迫与自由》，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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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厉害，就不必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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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纳·李·博西格诺，4岁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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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法律定义为强制命令，一种有充分的国家暴力作为潜在后盾的命令，由此将法律与习惯、伦理和宗教等其他规范区别开来。它们的制裁也有别于法，如冷眼、内疚或者永恒的诅咒。韦伯认为，社会为其成员提供两种基本的奖赏方式：荣誉（身份）和回报（财富和阶级）。当法律和社会奖赏被通盘考虑时，一个困惑的问题就出现了：法律体系是用来使身份、财富和权力的主导分配方式永久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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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美国法中令人不快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被说成是不分阶级的，而且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都被认为是平等的。像霍姆斯、卢埃林和庞德这样的著名法学家，都难以想象法律除了强化社会和经济的定位外，还有什么别的功能；将法律视为不偏不倚的、以恰到好处的自由裁量加以落实的平衡过程，要比将其视为实现少数精英分子愿望的权力操纵更令人舒适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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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某些法律规则阻碍了切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要害的重大问题的提出。涉及住房、福利、就业等具有广泛影响的争执的时候，除了利用规则来阻碍法律诉讼、减少对现状的威胁外，有权力的人还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通过立法使法律对自己有利。各种游说集团一直都在对州和国家发挥着影响。绝大部分有关契约和财产方面的法律被塑造出来，以使现存的权力和财产关系成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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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故意制造的晦涩难懂的条款，成为有权者手中的硬通货，这些条款几乎总是恶意针对小企业中的谋生公众的，更不必说穷人和低薪阶层了。绝大多数商业交易的文件都是由有权者提供的，也正是他们从这些文件中获益。需要人们签字的东西，既是公平交易的证据，又常常是统治支配的工具。一般情况下，法院并不到文件的背后去发现商业交易的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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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的获益与负担并不在全体人口中分配，而是集中于某些阶层和团体。不仅如此，跨国公司乐于在世界范围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中计算其收入和成本，而由此产生的巨大的税收漏洞必然由普通纳税人来弥补。从理论上说，税收本质上是累进制的，因而从长远看，应当是使收入和财富趋于平等的力量。但事实正好相反，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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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法哲学家帕舒卡内斯（E. B. Pashukanis）认为，在刑法领域，阶级对抗达到了顶点。制度将被指控犯罪的人转化为“审判客体”，使法律的制定者能够更粗暴地对待他们，并且通过他们来施加阶级统治。依照他的观点，衡量刑法是否正当的标准——保护社会安全——掩盖了现实本身，因为从封建社会到工业社会，刑法的真正作用一向就是维护等级、特权和财产。[1]刑法及其适用一直高度可见地展示了财富、身份和权力对于法律后果的影响。企业偷税、证券内幕交易、合同诈骗、银行监守自盗、贪污挪用等绅士犯罪，其待遇绝对不同于偷窃、夜盗、抢夺之类的穷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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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尼克松政府多名高官被定罪的水门事件，是一次不寻常的优待规则，因为在事件后仍然给予尼克松总统以优厚的退职金，甚至有政府出钱的私人随从。像其他象征性地服刑后到处招摇过市的“水门事件的罪犯”一样，尼克松发表回忆录，接受电视采访，被聘为顾问，并最终享受了英雄般的葬礼。自水门事件后的30年里，华盛顿的丑闻已是家常便饭，以至于合法与非法、适当与不当的界线被湮没了。过去令人气愤已极的事，现在只能耸耸肩说：“你还能期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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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的纺织业，绝大多数的工人是妇女，下面的判例展示了纺织女工的历史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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