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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得最起劲儿的,要属损害赔偿案律师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为寻找客户,恨不得把大街小巷都用梳子梳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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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追着救护车到医院并等在急救室外,这情景成为民间法律文学的一部分。显然,任何自尊的救护车尾随者,都不愿被人看到时至今日他们还在以这种方式兜揽生意。一些律师付钱给警察和医务人员,让这些人在事故现场为自己分发名片;另一些律师雇用“托儿”,让这些人去医院巡视,寻找官司有的可打的患者。“托儿”们利用报上登载的六七位数字的损害赔偿的故事,诱使患者签署委托书,从而获得酬金。这种做法在大多数州是违法的,但每年仍然有几百万这样的生意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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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方法不论,专打损害赔偿官司的律师,为委托人提供了一种变不幸为金钱的法门。像中世纪号称点铁成金的术士一样,他们兜售的是暴富的许诺。此外,还有一条心理纽带将律师及其所代表的人联结起来。每天都有人受伤害、被欺侮,世上其他人可能对他们折断的骨头和破碎的心灵漠不关心,而律师则不仅倾听他们的悲怨,还使他们成为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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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聘请律师和聘请医生的理由一样,都是为了修复他们生活中某些受损害的部分。但在法庭上,损害要让陪审团看得见,因而胜诉总是有赖于律师如何动听地描述当事人的故事,而无论这个故事多么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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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内·凯茨是我所熟悉的纽约人身损害赔偿律师,他说自己相信“现实的痛苦”。痛苦,除了亲身体验者外,是抽象的。为了说服法庭相信他的当事人所遭受的苦难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赔偿,律师不得不生动地描述一幅煎熬与悲伤的图景,生动得使陪审团无法拒绝赔偿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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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律师在法庭上连哭带嚎地传达他们的信息,另一些律师则带来成群结队的专家证人。曼内·凯茨的招数是制作名叫《某某生命中的一天》的写实录影带,表现了他的当事人,一位领福利救济的母亲,在有代表性的一天里照料一个严重痴呆的婴儿的情景,而与此同时,她的健康的孩子们正在背景里欢蹦乱跳。她正在控告孩子出生的医院,诉称医生们在她分娩时使孩子发生了窒息。这是一起复杂的案件,索要几百万。6位医师出庭作证,但陪审团需要看的唯一证据就是这部影片。影片播完后,陪审团的绝大多数已经泪流满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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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特别易受悲惨电影的影响,毫无疑问,影像能够最有效地传达信息。然而,在律师群体中仍然残留了一些有语言纯正癖的人,他们依靠口头的表达来达到目的。让没有偏见的陪审团对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置之不理是不容易的,但是,对某人寄予同情与给他50万美元又是有区别的。为此,律师要把一个悲伤的故事讲得如此具有感染力,以至于唯一的同情反应就是现金。拥有这一技巧的大师之一是曼哈顿的律师列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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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失去的收入时,列万的声音会深情地哽咽。他能让汽车挡泥板的损坏听起来像是世界末日。在一个案件里,他代表一个在事故中被锯掉双臂的男人。被告在早上进行了法庭辩论后的总结陈词,下午轮到坚信想象的力量的列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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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他向陪审团发言了,“我刚刚和我的当事人一起用过午餐。”然后,他一字一顿地说:“他……像……狗……一……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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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号。这就是他全部的总结。陪审团目瞪口呆地静坐在那里,想象着那顿午餐的情景。在评议了不到半小时后,给了列万的当事人所有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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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万如此优秀,以至于可以靠出卖他在法庭上最后陈词的录影带赚取外快。他每次陈词后都有人涕泪滂沱。一些律师买回这些录影带,逐字背诵他的话语。然而,没人能复制列万全能的悲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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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机、火灾和建筑物倒塌就是为那些懂得如何创造一个案件的律师准备的。贿赂医生夸大伤情是抬高赔偿金数额要求的通行做法,一些律师为了赚钱甚至公然蔑视医学。1986年,位于波多黎各的一家度假旅馆起火烧毁后,灾难大师梅尔文·贝雷被罚5千美元。他代表一个死去的男人提起诉讼,诉称其妻在火中受伤,未能“履行她作为配偶的义务”,并引证了由于这女人丢掉工资而使家庭收入遭受的损失。一位稳重的法官确认,这个男人不可能授权贝雷起诉,因为在本案开始时他已经死去12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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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这些鬼把戏到处都在上演。当律师费以律师为当事人打回多少钱为依据时,这些鬼把戏尤为猖獗。想想那个没有必然收益的诉讼绩效收费制度,如果没有这一制度,穷人在法庭上何以得见天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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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的当事人,无论他们多么不受欢迎,总能找到优秀的律师。原油泄漏、化学污染、飞机失事,对于大企业而言,可能意味着坏消息,但对出类拔萃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则意味着唾手可得的金钱。绝大多数的律师事务所乐于代表任何付得起钱的人,它们对此没有任何道义上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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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我是一部出租车”,西蒙·里福坎德这样说。他是令人敬佩的纽约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是美国最出色的争讼者。不过,任何出租车都不免费载客,而优秀的律师也很少不图回报。即使在有关慈善机构的案件中,当事人的选择也可以是一种商业决定。律师们喜欢恭维这样的想法:任何个人、公司或外国都不应被剥夺聘请律师的权利。然而,他们拼得最起劲儿的,都是那些将他们引向银行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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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依靠诉讼绩效收费过活的损害赔偿案律师,就像一位只有打胜了才能取得报酬的拳击手。“在我们的职业中,你不需要‘常春藤联盟’的职业教育,”一位新泽西州的律师说。业内人士都钦羡他的胜绩。“大学优秀学生联谊会永远无法赢得陪审团,”他补充说,“为此,你不得不用街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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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基本上都是自信的人,有些人为此受益,更多的人为此受苦。他们贩卖的是这样一种信任:只要付一定的费用,他们就能解决当事人的问题,并且将现钞放到当事人的口袋里。在多数情况下,问题解决得并不尽如人意,金钱经常向相反方向跑去,但这并不妨碍某些人一出了问题就去请一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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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而律师属于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并不完美的社会却充满了经济机会,一旦得到正确的法律建议,一个人就会改换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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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斯卡登阿普斯律师事务所的乔·弗洛姆可能是美国律师中酬金最高的。这位受过哈佛教育的兼并专家永远不会疲于奔命,不过他每年因公司倾轧而净赚三五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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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以前,美国企业界比现在要和平得多。银行家和总经理以及他们的律师在乡村俱乐部里像在他们的总部一样谈成许多生意。竞争遵循着符合运动精神的一套规则进行,而充满敌意的接管——购买别人不想出卖的企业——是被严格禁止的越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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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登阿普斯改变了这一切。在弗洛姆领导下,接管兼并成了公司通常的战略——他的事务所的所有装备,都是为了能够随心所欲发起这种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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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祖父般慈祥的弗洛姆和血腥的代理战作为隐含的威吓,将人们对不友好的买断的恐惧转化为一台私人印钞机。如果一名律师为你工作,他就不可能再帮别人搞掉你。这是一种利益冲突,还是安全为妙,据说各公司每年付给斯卡登阿普斯两千万美元预聘费,以避免与弗洛姆对簿公堂。请注意,这只是预聘费,一旦真正开始法律工作,收费就会直线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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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律师事务所按照兼并总值的1%收取费用,斯卡登阿普斯的收费要高得多,但对企业来说无所谓。不难看出为什么,它的客户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公司袭击者詹姆斯·戈登斯密和卡尔·伊克恩,他们在弗洛姆的帮助下成功兼并了环球航空公司。这件事启发了电影《华尔街》的拍摄,也足以鼓励大多数公司签约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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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公司生活在对弗洛姆的恐惧之中,甚至那些雇用他的客户也不喜欢谈论这种恐惧。在今天的公司界,弗洛姆就是蛮荒西部枪手的现代翻版。当他骑马进入小镇时,每个生意人都希望成为他的朋友,因为其他任何选择都意味着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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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保险”就是斯卡登阿普斯的保护服务之一。如果一场公司大战进入法院,律师事务所就是一支敢死队。一个友善而儒雅的世界是不需要来自斯卡登阿普斯的律师的。他们对底线的本能是传奇式的,他们对收费的本能也是传奇式的。收费的构成是为了一并反映他们花在案件上的时间和他们的表现,客户的利益越大,斯卡登阿普斯的律师们提取的也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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