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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失去的收入时，列万的声音会深情地哽咽。他能让汽车挡泥板的损坏听起来像是世界末日。在一个案件里，他代表一个在事故中被锯掉双臂的男人。被告在早上进行了法庭辩论后的总结陈词，下午轮到坚信想象的力量的列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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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他向陪审团发言了，“我刚刚和我的当事人一起用过午餐。”然后，他一字一顿地说：“他……像……狗……一……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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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号。这就是他全部的总结。陪审团目瞪口呆地静坐在那里，想象着那顿午餐的情景。在评议了不到半小时后，给了列万的当事人所有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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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万如此优秀，以至于可以靠出卖他在法庭上最后陈词的录影带赚取外快。他每次陈词后都有人涕泪滂沱。一些律师买回这些录影带，逐字背诵他的话语。然而，没人能复制列万全能的悲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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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机、火灾和建筑物倒塌就是为那些懂得如何创造一个案件的律师准备的。贿赂医生夸大伤情是抬高赔偿金数额要求的通行做法，一些律师为了赚钱甚至公然蔑视医学。1986年，位于波多黎各的一家度假旅馆起火烧毁后，灾难大师梅尔文·贝雷被罚5千美元。他代表一个死去的男人提起诉讼，诉称其妻在火中受伤，未能“履行她作为配偶的义务”，并引证了由于这女人丢掉工资而使家庭收入遭受的损失。一位稳重的法官确认，这个男人不可能授权贝雷起诉，因为在本案开始时他已经死去12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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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这些鬼把戏到处都在上演。当律师费以律师为当事人打回多少钱为依据时，这些鬼把戏尤为猖獗。想想那个没有必然收益的诉讼绩效收费制度，如果没有这一制度，穷人在法庭上何以得见天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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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的当事人，无论他们多么不受欢迎，总能找到优秀的律师。原油泄漏、化学污染、飞机失事，对于大企业而言，可能意味着坏消息，但对出类拔萃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则意味着唾手可得的金钱。绝大多数的律师事务所乐于代表任何付得起钱的人，它们对此没有任何道义上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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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我是一部出租车”，西蒙·里福坎德这样说。他是令人敬佩的纽约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是美国最出色的争讼者。不过，任何出租车都不免费载客，而优秀的律师也很少不图回报。即使在有关慈善机构的案件中，当事人的选择也可以是一种商业决定。律师们喜欢恭维这样的想法：任何个人、公司或外国都不应被剥夺聘请律师的权利。然而，他们拼得最起劲儿的，都是那些将他们引向银行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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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依靠诉讼绩效收费过活的损害赔偿案律师，就像一位只有打胜了才能取得报酬的拳击手。“在我们的职业中，你不需要‘常春藤联盟’的职业教育，”一位新泽西州的律师说。业内人士都钦羡他的胜绩。“大学优秀学生联谊会永远无法赢得陪审团，”他补充说，“为此，你不得不用街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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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基本上都是自信的人，有些人为此受益，更多的人为此受苦。他们贩卖的是这样一种信任：只要付一定的费用，他们就能解决当事人的问题，并且将现钞放到当事人的口袋里。在多数情况下，问题解决得并不尽如人意，金钱经常向相反方向跑去，但这并不妨碍某些人一出了问题就去请一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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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而律师属于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并不完美的社会却充满了经济机会，一旦得到正确的法律建议，一个人就会改换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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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斯卡登阿普斯律师事务所的乔·弗洛姆可能是美国律师中酬金最高的。这位受过哈佛教育的兼并专家永远不会疲于奔命，不过他每年因公司倾轧而净赚三五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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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以前，美国企业界比现在要和平得多。银行家和总经理以及他们的律师在乡村俱乐部里像在他们的总部一样谈成许多生意。竞争遵循着符合运动精神的一套规则进行，而充满敌意的接管——购买别人不想出卖的企业——是被严格禁止的越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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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登阿普斯改变了这一切。在弗洛姆领导下，接管兼并成了公司通常的战略——他的事务所的所有装备，都是为了能够随心所欲发起这种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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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祖父般慈祥的弗洛姆和血腥的代理战作为隐含的威吓，将人们对不友好的买断的恐惧转化为一台私人印钞机。如果一名律师为你工作，他就不可能再帮别人搞掉你。这是一种利益冲突，还是安全为妙，据说各公司每年付给斯卡登阿普斯两千万美元预聘费，以避免与弗洛姆对簿公堂。请注意，这只是预聘费，一旦真正开始法律工作，收费就会直线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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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律师事务所按照兼并总值的1%收取费用，斯卡登阿普斯的收费要高得多，但对企业来说无所谓。不难看出为什么，它的客户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公司袭击者詹姆斯·戈登斯密和卡尔·伊克恩，他们在弗洛姆的帮助下成功兼并了环球航空公司。这件事启发了电影《华尔街》的拍摄，也足以鼓励大多数公司签约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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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公司生活在对弗洛姆的恐惧之中，甚至那些雇用他的客户也不喜欢谈论这种恐惧。在今天的公司界，弗洛姆就是蛮荒西部枪手的现代翻版。当他骑马进入小镇时，每个生意人都希望成为他的朋友，因为其他任何选择都意味着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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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保险”就是斯卡登阿普斯的保护服务之一。如果一场公司大战进入法院，律师事务所就是一支敢死队。一个友善而儒雅的世界是不需要来自斯卡登阿普斯的律师的。他们对底线的本能是传奇式的，他们对收费的本能也是传奇式的。收费的构成是为了一并反映他们花在案件上的时间和他们的表现，客户的利益越大，斯卡登阿普斯的律师们提取的也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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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损害赔偿案律师一样，兼并专家们都是些卑鄙无耻而又胆大妄为的家伙。一些帮他们做事的投资银行家说：“看这些事情的完成过程，就像看一群醉醺醺的司机在除夕之夜冲上高速公路一样。”他们的伎俩之一是焦土政策，运用无休止的文件和数据来耗尽对方的资源。办理兼并事宜的律师都是精于此道的专家，他们在专司兼并的律师事务所被委派的活计就是制造信件，将对方埋葬在纸堆里。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已退居次要地位，重要的是用越来越多的信息来轰炸被锁定为攻击目标的公司，直到这家公司最终投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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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战略被称为“驱鲨剂战略”，它需要更加机智灵活。手段之一是所谓“南茜．里根防御术”，各公司对于买断人的出价“只说不”。另一种更加精妙的措施叫做“洋葱防御术”，是为南加州石油公司设计的，当时，该公司成为兼并大王布恩·皮肯斯垂涎的目标。洋葱防御术就是制造一系列处于南加州石油公司和现在的加州联合石油公司之间的控股公司。如果皮肯斯成功买下南加州石油公司，他只是取得了一个徒有其名的企业。每次他把目标对准一个控股公司，另一家又冒了出来。像剥洋葱一样，皮肯斯需要穷年累月地寻找真正的南加州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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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皮肯斯和解时，南加州石油公司主席以胜利者的姿态描述这场漫长的战斗及其结局：“疯狗咬人，人也回咬疯狗。最终，人以其优势的智力，咬败了疯狗。”不过，这一次疯狗声称带走了几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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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被兼并的另一种技巧具有更多的残忍而不是聪慧。一次，弗洛姆所代表的一家公司削减了2万7千个工作职位，以避免一次不友好的买断。他后来解释说，这一决定是为了“公司的最大利益”。弗洛姆在业余时间可算是个慈善家，他在最近的一次凯旋之后，为自己及其客户的谋财之道做了这样的辩护：“这就是资本主义，我认为利润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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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律师并不能为经济增值，他们只增加消耗。在企业兼并过程中所耗费的金钱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当一家律师事务所1个月可赚1 500万时——这在兼并案中不足为奇——像成本与劳动这样的现实便失去了所有的通常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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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兼并专家说：“我记得有一次花了几个月进行一次10亿美元的兼并收购，我们谈论7位数的收入，好像在咀嚼钞票。一天晚间，我的妻子抱怨每样东西都那么贵，当她说到金枪鱼罐头涨到5美元一个时，我对她说，涨到1万美元时再告诉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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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弗洛姆最大的客户伊克恩的说法：“兼并风潮治愈了损害美国生产率的病疾：臃肿而无能的管理。”从另一角度看，兼并狂们像贪欲无度的损害赔偿案律师一样，只不过是不同疾病的症状。在提高公司效率的烟幕下，收购成为从事具体操作的投资银行家和律师重新分配资产的一种方式。1988年，奈贝斯库有240亿美元的兼并数字，产生了总计超过10亿美元的“专业服务费”，其中大约2/3跑到银行家的口袋里，其余1/3进了律师的腰包。那么，生产率又怎样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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