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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看不出为什么军事法院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它事实上是一种军事犯罪的话。在一般法院审判恐怖分子，并不属于过去25年法院处理不了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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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赦》：作为一名忠诚的战士，您如何看待自己对军方和总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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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质疑制度是最高的忠诚。美国的制度有别于他国者，正在于我的忠诚是捍卫宪法，而非盲从命令。我们忠诚的对象是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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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发现，行政分支既发出所有的号令，又制定所有的规则。我们的宪法是不信这一套的，它将责任分给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机构。特别军事法庭的程序违背了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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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同意总统的观点：永远不能允许恐怖分子摧毁我们所热爱的自由。我认为恐怖分子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我们不尊重宪法，如果我们不小心，也许我们自己会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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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曾经写过律师在美国民主中的作用，同样的作用能够扩展到美国的敌人中吗？这里受访的海军军官被认为是一个勇敢的辩护律师。他冒着职业、身份和个人安全的风险，代表他的当事人，而这个当事人的所作所为却是对法律和社会基本价值的挑战。尽管如此，托克维尔并不号召律师冒这样的风险，而是认为他们对于维护民主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通常的法律事务中。然而，在几乎200年后的美国和世界，如果没有勇敢的律师，民主还能保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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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像托克维尔那样将律师看成美国的贵族，已经相当困难了。据说，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热衷讼争的社会，诉讼和诉讼的威胁几乎调整着生活的所有方面，许多简单的行为都会有法律后果。害怕法律责任已经成为限制乐趣的标准理由，这种理由还使我们的商业、财产甚至秘密交易变得极为复杂。尽管我们个人认识的律师不是很多，但却感觉他们无处不在。几乎每晚的电视新闻里都混杂着天灾人祸、战争饥饿、健康匮乏和政治风云，也总有许多诉讼、罪案以及律师的声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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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视律师为正义与邪恶事业的捍卫者、美德与恶行的辩护士、权力的支配者和粗俗笑话的嘲弄对象。他们是迷人戏剧的演员，真实也好，虚构也罢，都使我们赏心悦目。律师都是接触内情的人，既是故事的主角，也是故事的讲述者。他们聪慧、愤世、天真、迷茫、诚实、利他、贪婪、慷慨、傲慢、平淡、热心、冷酷、好战……几乎没有什么评价不适合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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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作者是当代光彩照人的律师罗伊·格鲁特曼（Roy Grutman)，他曾代表杰里·福尔韦牧师起诉拉里·弗林特。导演奥利弗·斯通将该案拍人电影《人民诉拉里·弗林特》（The People vs. Larry Fly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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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三节 大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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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人，律师是每天的必需品；而对另一些人，需要律师就像需要一次大手术，是巨大的恐怖。委托人雇请了一位律师，通常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其实，律师不仅必须为案件做好准备，而且还要使委托人鼓足勇气打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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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知我将与怎样的人合作，我给自己的所有新客户一个简单的精神压力测试。首先，我让他们尽可能告诉我所有关于他们自己及其案件的事情，然后利用这些信息，劈头盖脸地侮辱、讽刺他们。一些人垮了，回家了，再也没回来，只有严肃认真善于论争的人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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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是两个律师之间的较量，看谁的神经更坚强，谁的当事人更有必胜的信念。人们相互控诉是为了施加痛苦，这是自然而然的。在某种程度上，审判意味着报复。然而，对当事人而言，诉讼不仅是一种复仇形式，它们已经成为发财致富的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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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前，正义是由我们自己去实现的。如果有人伤害你，你就伤害他。没有律师，没有法官，没有陪审团，一般说来，结果是迅速的、终局的。对公正的急不可待，还刺激着人们在法庭上打出个结果来，只是今天，人们才用较长的时间看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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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延的原因之一在于法律过程本身，在美国，任何人都可能为任何有效的理由而起诉你；另一个原因是利害攸关的经济回报。法庭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通过重新分配财富将善与恶区分开来。如果某人伤害了别人，并且被裁定应当承担责任，那么他必须赔偿。如果一家公司的产品损害了某人，而且该公司有过错，那么它也必须赔偿。几乎每个去法院打官司的人都期望带着钱走出法院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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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一次诉讼就是法律经济中的一项投资。将某人诉至法院，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敌对行为，它是律师及其委托人的一次复杂的资本冒险。只要浏览一下各大报纸，就不难发现打官司是多么有利可图。如果没有官司可打，律师除了写写遗嘱和搞搞不动产，就无所事事了。人们惧怕起诉和被诉，而只要有惧怕，律师们就会为它寻找更快更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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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得最起劲儿的，要属损害赔偿案律师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为寻找客户，恨不得把大街小巷都用梳子梳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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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追着救护车到医院并等在急救室外，这情景成为民间法律文学的一部分。显然，任何自尊的救护车尾随者，都不愿被人看到时至今日他们还在以这种方式兜揽生意。一些律师付钱给警察和医务人员，让这些人在事故现场为自己分发名片；另一些律师雇用“托儿”，让这些人去医院巡视，寻找官司有的可打的患者。“托儿”们利用报上登载的六七位数字的损害赔偿的故事，诱使患者签署委托书，从而获得酬金。这种做法在大多数州是违法的，但每年仍然有几百万这样的生意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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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方法不论，专打损害赔偿官司的律师，为委托人提供了一种变不幸为金钱的法门。像中世纪号称点铁成金的术士一样，他们兜售的是暴富的许诺。此外，还有一条心理纽带将律师及其所代表的人联结起来。每天都有人受伤害、被欺侮，世上其他人可能对他们折断的骨头和破碎的心灵漠不关心，而律师则不仅倾听他们的悲怨，还使他们成为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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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聘请律师和聘请医生的理由一样，都是为了修复他们生活中某些受损害的部分。但在法庭上，损害要让陪审团看得见，因而胜诉总是有赖于律师如何动听地描述当事人的故事，而无论这个故事多么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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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内·凯茨是我所熟悉的纽约人身损害赔偿律师，他说自己相信“现实的痛苦”。痛苦，除了亲身体验者外，是抽象的。为了说服法庭相信他的当事人所遭受的苦难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赔偿，律师不得不生动地描述一幅煎熬与悲伤的图景，生动得使陪审团无法拒绝赔偿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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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律师在法庭上连哭带嚎地传达他们的信息，另一些律师则带来成群结队的专家证人。曼内·凯茨的招数是制作名叫《某某生命中的一天》的写实录影带，表现了他的当事人，一位领福利救济的母亲，在有代表性的一天里照料一个严重痴呆的婴儿的情景，而与此同时，她的健康的孩子们正在背景里欢蹦乱跳。她正在控告孩子出生的医院，诉称医生们在她分娩时使孩子发生了窒息。这是一起复杂的案件，索要几百万。6位医师出庭作证，但陪审团需要看的唯一证据就是这部影片。影片播完后，陪审团的绝大多数已经泪流满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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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特别易受悲惨电影的影响，毫无疑问，影像能够最有效地传达信息。然而，在律师群体中仍然残留了一些有语言纯正癖的人，他们依靠口头的表达来达到目的。让没有偏见的陪审团对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置之不理是不容易的，但是，对某人寄予同情与给他50万美元又是有区别的。为此，律师要把一个悲伤的故事讲得如此具有感染力，以至于唯一的同情反应就是现金。拥有这一技巧的大师之一是曼哈顿的律师列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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