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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印第安纳州有了被简称为VORP的“被害人与加害者和解方案”。至今，VORP已经深刻影响了更广泛的领域，尤其是私人的、以社会共同体为基础的机构和一些与教会有关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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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与加害者调解当前的发展是以一种社会理论为背景的，这一理论描述了司法的两种不同范式。古老的范式是报应性司法：国家是主要的被害人，焦点在于破坏了国家利益的加害者，个人被害人处于从属地位。报应性司法范式主张被害人与加害者之间的对抗关系，强调施加严厉的刑罚，以威慑或预防未来的犯罪。犯罪行为所具有的个人特征没有得到任何重视，个人被害人的利益也遭到忽略。在这一古老范式中，加害者与被害人之间的实际冲突被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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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范式是恢复性司法：将犯罪定义为人对人的侵犯，而不是对国家利益的侵犯，焦点放在为未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为过去确立责罚；不是施加严厉的刑罚，而是强调以赔偿作为恢复双方关系的手段，双方的和解是最终的目标；被害人不再被忽视，不再处于被动地位，而是将双方置于积极的、面对面的解决问题的角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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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犯罪被害人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时，一种无力的、易受伤害的感觉是他们的共同体验，一些人甚至觉得遭受了第二次伤害。报应性司法系统经常将被害人作为一个客体、一件证据，而不是一个有感觉和利益的人。加害者则很少有机会理解或者面对其罪行给他人造成的真正影响，很少能够得知被害人也是人，而不是虐待的目标和客体。加之违法者会为自己的罪行做诸多辩解，因而经过报应性司法过程，愤怒、沮丧和冲突会步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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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犯罪被害人与加害者之间的冲突，虽然没有超出调解的基本定义和准则，但是，这种调解起作用的背景还是与传统调解显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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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其他调解都发生在关系平等或不平等的个人之间（地主与佃农、丈夫与妻子、雇主与雇员、农工与放贷人，等等）。而在被害人与加害者冲突中，绝大多数的调解参与者是陌生人。冲突的要点更明确，有明确的被害人和已经承认罪行的侵害者。调解以问题解决为目的，促进一种作为恢复性的正义感，方法是互通信息以及双方亲自参加的赔偿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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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失衡是大多数调解者主要关心的，正是因为这里有明确的被害人和明确的加害者，所以也存在严重的权力失衡。某个人被侵犯了，因而必须直接给予被害人特别的关注，以保证他不受调解过程的第二次侵害。这种对于被害人的格外关切，不能以调解方案对加害者的漠视或者违反第三方主持的谈判程序为代价，而且，被害人必须是绝对自愿参加调解方案的。调解的时间和地点不能破坏当事人的安全感、妥当感和方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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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调解者认为，对陌生人适用调解是非常困难的。然而，经验说明情况正好相反，情感的和历史的包袱少了，重要的是打破成见和相互恐惧，而不是应付情感负荷以及长期的关系所酝酿的背叛和不信任。调解时还经常遇到两代人之间的权力失衡，加害者经常是少年或者年轻人，而被害人是成年人。当加害者不善表达时，在与被害人会面前，为他做好准备甚至训练，就是极为重要的事情。这种准备可以在年龄与交流差异的语境中平衡双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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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犯罪与刑罚有着强烈的感受，这些感受通常来自媒体和政客渲染的最凶恶残暴又最不具有代表性的罪行。我们是一个极端崇尚刑罚的国家，在世界上有最高的人均监禁率，仅次于俄国。不过，自调解进入刑事司法过程之后，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调解可以极为契合于社会共同体的正义感和公平感；另一方面，某些官员和公民依然强烈反对这种体现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调解过程。当代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还是报应性正义感，强调代表国家利益的严厉刑罚，以处分被侵害人的直接利益为代价。在不远的将来，这一切不会有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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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与加害者调解适合所有的刑事案件吗？它的适当性有赖于犯罪的严重程度吗？有赖于当事人参加此种调解的自愿性吗？这一方法涉及哪些危险？何种调解人适合这种调解？这种调解应否秘密进行？恢复性司法是我们司法制度中一个真正而合法的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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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故事由安妮·福勒（Anne Fowler）向《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The Boston Sunday Globe）的读者讲述。我们从中看出，非正式的纠纷解决可以用于正规法庭之外的冲突，反映出非正式过程的目标不一定是“解决”冲突，也可以是建立对话和交流，以便消除愤怒，降低暴力的可能性，在高度的两极分化中促成可能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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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六节 与敌人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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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30日上午，约翰·萨尔维走进位于布鲁克林的“计划生育”诊所，用一支步枪打伤3人，杀死了接待员莎农·洛内，当时，她正在接听电话。随后，萨尔维驾车到两英里外培根大街的“早产健康服务所”，在那里，他又开枪打伤2人，杀死了接待员尼科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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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20分钟的暴行震动了全国。“赞成选择者”悲痛、愤怒而震惊；“赞成生命者”也惊恐而忧虑，他们的事业竟然与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有了瓜葛。州长、主教以及许多人都呼吁，“赞成选择者”和“赞成生命者”双方的领导人应当坐下来谈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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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6个人，3个属于“赞成选择者”，3个属于“赞成生命者”，响应了这种呼吁。在近5年半的时间里，私下会晤超过150小时。这是一种令我们震惊的经历，我们首次披露这些不公开的会晤。我们以个人身份参加，不代表各自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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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话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共同的基础，也不是为了妥协，而是要与对手进行公开的交流，远离两极分化的媒体的闪光灯，建立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关系，减少堕胎争论的火药味，当然，也为了降低未来枪击案的可能性。我们每个人都同意参加对话的时候，仍然处在布鲁克林谋杀袭击的震恐之中。随着第一次会谈日期的临近，我们都开始焦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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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面之前，“赞成生命者”一方做了祈祷。弗朗西丝·霍根，一位律师，“妇女扶持生命协会”会长，担心与“赞成选择者”领导人的对话可能制造“一个丑闻”。马德琳·麦考梅什，一位药剂师，马萨诸塞州“公民拥护生命协会”会长，害怕与那些直接参与了取人性命的人坐在一起。巴巴拉·索普痛恨诊所里的谋杀，她担心直接交流只会使分歧加深。虽然索普疑虑重重，但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波士顿大主教管区赞成生命办公室”主任，还是非常渴望与对方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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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选择者”也心存疑虑。作为马萨诸塞州“计划生育联盟”的主席和CEO，尼基·尼科尔斯·嘉宝直接受到枪击事件的影响。她觉得对话会有帮助，但不知道对话是否会转移我们的精力，使我们不能专心协调自己的组织对枪击的反应，也不能专心帮助医治雇员及其家属的创伤。梅丽萨·科伽特新近被任命为马萨诸塞州“全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分支机构主任，她不知道如何向董事会和同事们说明花在这种对话上的时间是值得的。安妮·福勒是“圣约翰教区”的教区长，她相信，以她教区长的身份而赞成选择，她的观点可能不被任何一方尊重。然而，作为一个神职人员、和平主义者与行动主义者，她不得不接受这个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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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在所有会晤中都起了调和作用的对话促进者也焦急地期待着。劳拉·查辛，“公共交谈项目”的主任，害怕这个对话弊多利少。苏珊·波德兹巴是来自布鲁克林的独立的公共政策调解人。她回忆说，暴力的威胁依然存在，如果某个坏人发现了我们的对话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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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面简直让人精疲力竭。我们在彼此的称呼上就难以达成一致。除一人而外，大家同意使用彼此都能接受的、实际上要加引号的“赞成生命者”和“赞成选择者”的称呼。至今，嘉宝还不以“赞成生命者”称呼对方，因为她也是赞成生命的。科伽特也不太情愿使用这些术语，但她有两个结论：为了将和平对话进行下去，我们需要使用对方愿意接受的称呼；时间一长，我开始将“赞成生命”看成是对方的信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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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孕妇子宫中物应如何称呼也莫衷一是。赞成选择的妇女认为“未出生的婴儿”的称呼是不可接受的，而赞成生命的妇女不同意使用“胚胎”一词。为了继续下去，尽管不太自然，我们同意“人类胚胎”一词。开场中的意见交换，实际上将我们带到了分歧的核心。神经在磨损，裂痕在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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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助于倾听并解说分歧，场地规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不打断对方，不卖弄技巧，也不进行人身攻击。最重要的是，会谈应当是完全秘密的，除非我们所有人都同意将其公开。我们还承诺了某些人依然难以做到的事：不为自己的事业进行争辩。这个协议是为了防止恶意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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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相信，这个场地规则是维护我们对话长久生命力的基础。我们知道自己的观点会受到质疑，但却不会受到攻击，所以才能够公开倾听并且坦诚解说。可这并不容易。从一开始，我们就觉得一种巨大的紧张，也就是，在尊重不为自己的立场进行争辩的协议与说服对方改变立场的渴望之间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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