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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规则还要求我们不使用极端的修饰词。在早期的一些会谈中，我们列出了一些敏感词句，这些词句几乎是不可能想清楚、听仔细并且建设性地回答的。“赞成选择者”如果被称为“谋杀者”，一定会火冒三丈，或者，当堕胎被称为“浩劫”或“灭种”时，也一定会非常愤怒；而“赞成生命者”会被“受精之物”、“终止妊娠”之类非人化的用语所激怒，因为这样的提法实际上模糊了他们“堕胎就是杀人”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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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讨论了“对方”会使用的某些陈词滥调。如果被归类为听命于男人的宗教狂热分子，没有受过教育而又道貌岸然，对处在危机中的妇女和出生后的孩子都漠不关心，那么，“赞成生命者”就会有被人中伤的感觉。如果被贴上反儿童、反男性、反家庭、高自标置、自我中心和不道德的标签，那么，“赞成选择者”也会有被人伤害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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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会谈虽有诸多不快，我们依然彼此走近了。在一次会面时，我们每个人都讲述了自己为什么要在堕胎问题上投入如此之多的时间、精力和才智。这些解释和说明是极度个人化的，但仍然令在场的人深受启发和感动。在第四次会面后，我们同意将会面继续下去，直到“枪击案”一周年。我们担心那时候波士顿在堕胎问题上的紧张对立会集中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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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30日晚上，大约700人聚集在布鲁克林一座教堂悼念洛内和尼科尔斯。我们“赞成选择者”一方的3人都参加了祈祷，祈祷的人群中还有两名“赞成生命者”的成员，霍根和索普，以及索普的丈夫大卫·索普。看到另一阵营的人参加进来，对我们来说，是悼念仪式中最有意义的时刻。嘉宝在发言中对“同意和不同意我们观点的祈祷者”都表示了感激之情。福勒在布道时提醒我们：“上帝召唤所有爱好和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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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悲伤的周年纪念日为止，我们每个人都已经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对方了。在为重大问题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还跟踪彼此生活中的个人事件，分享快乐，分担悲伤。更多的相互理解，意味着更多的相互尊敬和关怀。相互之间增加的理解，影响了我们各自作为运动领导者的讲话方式。新闻媒体虽然不知道我们在进行会晤，但它们开始注意到我们的公开表述有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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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主教和州长等人呼吁下，过去一年里，双方的嗓门降低了，至少在一些活跃分子那里是这样。现在很少听到“婴儿杀手、谋杀者、纳粹”之类的称呼了。降低嗓门是一个信号，无论分歧有多大，大家都更注意用爱、和平和尊重的口气与人讲话了。降低调门不仅是更好的举止，也证明是更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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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初我们继续会面，因为我们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对萨尔维的审判，对活跃分子和公众的安全构成新的挑战。一时间，“赞成生命者”行动起来，唐纳德·斯贝茨神父作为弗吉尼亚州“赞成生命者”的首脑人物，宣布他计划到波士顿，依照《环球》的说法，去声援他所谓的萨尔维的“正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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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梅什给斯贝茨写了一封信，霍根和索普也签了名。信中写道：“您所公开声明的对暴力的接受，悖逆于赞成生命运动所代表的一切。在这样一个困难时期，马萨诸塞州不欢迎您。”斯贝茨及其同盟者反击了麦考梅什的指责，声称她背叛了自己的事业。不过，他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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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的信任，在我们之间开通了可靠交流的“热线”。一旦有迫近的人身危险，“赞成生命者”的领导人就会提醒嘉宝。嘉宝说：“这降低了我的焦虑，并且使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另一边的人也在关心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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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5年半时间里，我们努力探索了堕胎争议的各个方面。比如，生命何时开始，妇女的权利，未出生者的权利，为什么妇女要堕胎，等等。我们还探究了其他一些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女权、性教育、安乐死、自杀、死刑、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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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分歧是有所预见的，不过有时冲突还是会突然降临。当一方不明智地使用某些词时，会令对方感觉专横和无礼。一个颇具挑衅性的词是“暴力”。当“赞成选择者”用它指枪击和对诊所、医生、工作人员的其他攻击时，“赞成生命者”却相信堕胎也是一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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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中，我们努力让对方接受或者理解我们的信仰。这些交谈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分歧。我们看到，在堕胎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反映了两种不可调和的世界观。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会面呢？因为当我们面对对手时，我们看到了她的尊严和善良。包容这种明显的矛盾，从精神上拓展了我们。我们继续会面，因为我们在智力上也拓展了。难得有机会参与持久而坦诚的有严重道德分歧的交谈。这让我们思想更深刻，语言更准确。我们还希望成为更明智、更有效率的领导者。我们对自己的政治对手有了更多的了解，学会了避免过激的反应，学会了集中精力正面主张我们各自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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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充满恐惧的会面之后，我们学会了待人以体面和尊敬，同时，我们在堕胎问题上都更加坚信自己的观点。我们希望，对这段经历的描述将鼓励各地的人们考虑，在堕胎和其他漫长的纠纷中参与对话。在这个两极对立的冲突世界里，我们瞥见了一种可能性：可以直率而热忱地表述不同意见，为一个更加文明和富于同情的社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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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观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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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选择者”这样描述他 们的观点： 我们体认的不是左右我们道德 决定的、唯一普适的真理。相反， 当我们寻求明智的、合乎伦理的、 富于同情的选择时，我们必须考虑 一个范围广泛的价值现。我们尊重 妇女就其包括生育在内的自身健康 和福利作出决定的道德能力。 一位妇女的选择反映了她对各 种生活情境的权衡：她的重要关 系，她的经济、社会和感情资源与 义务，她的健康，她的宗教和哲学 信仰，以及她为之承担责任者的 福祉。 我们在一个广大而深邃的世 界，受制于命运的安排，它使我们 的同情和判断相互竞逐以致经常冲 突。一位妇女尊重生命的珍贵，她 承认并且尊重自己精微的关系和承 诺。的确，我们相信，生命的复杂 性可以成为道德智慧和勇气的 源泉。 “赞成生命者”这样描述他们的 观点： 我们相信一个普适的真理。我们 作为天主教徒，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在 上帝心中都自有其起源。这种人的神 圣起源，要求我们保护和尊重每个人 的生命，从怀孕到自然死亡。 涉及人类内在尊严的真理，可以 通过关于人的生育和起源的、理性和 科学的原则来理解。的确，信任和理 性是共鸣的，它们都肯定了一个不变 真理：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内在神 圣的。 堕胎杀死的是人类家庭中最脆弱 的成员，也就是未出生的孩子。出 生的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如果它 得不到保护，其他的权利都将受到 威胁。 我们非常理解，某些妇女经常面 对绝望的处境。我们依然需要努力创 造一个环境，没有任何孕妇感觉必须 在自我福利和孩子生命中作出选择。 如果一位孕妇感觉堕胎是她唯一的选 择，那么，这是爱和人类共同体的彻 底失败。 ♣这种缓解冲突的模式在其他场合是否有用？这一过程对于更大的、似乎是不可解决的堕胎冲突会有什么影响？参考大法官布莱克默恩在“罗诉韦德案”中有关堕胎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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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毫不迟疑地承认，我们意识到堕胎争议的敏感而牵动人心的性质，意识到即使在医师中间也同样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我们还意识到这一问题所引发的深刻而又似乎是绝对的信念。一个人的哲学观点、经验阅历、对人类艰难生存的粗浅体会、信仰教育、对生活和家庭及其价值的态度、建立并遵循的道德标准，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人们有关堕胎的思想和结论，并且使这些思想和结论染上个人色彩。不仅如此，人口增长、环境污染、贫困和种族背景都会使问题复杂化而不是简单化。当然，我们的任务是不带情绪和偏见地以宪政手段解决这些要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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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内德尔（Laura Nader）在下文中坚决反对ADR，并且将这个问题上升到正义之存亡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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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七节 以正义换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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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纠纷解决，也就是ADR，它的提倡者们所写的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有致命的弱点，僵化，没有历史感，缺乏对文化的理解，根本没有进行实验的社会语境。1976年“庞德研讨会”的主旋律是“如何迅速、有效而低耗地分配正义”。但是，研讨会不是关于如何分配正义，而主要是围绕效率与和谐，或者如何清除国家中的对抗，消解法院中的“垃圾案件”，比如消费、环保、女权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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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研讨会讨论了如何疏通正义落实的渠道，却没人谈到防止违法行为的措施，也没人讨论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权力，更没人探讨集团诉讼或总体解决。被忽视的事实是，纠纷解决是偏颇的。街区司法中心可以处置吠犬事件，却不能对付“不在地主所有制”，不能处置被激怒的消费者或者有毒废弃物的案件——所有这些冲突都高居公民难题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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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太平绅士”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面对面地解决相对平等者之间的纠纷，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散在的公民与庞大而集权的组织之间的冲突。当事人之间在力量上严重失衡，因此，我对支持ADR的绅士们虽然怀有敬意，但我还是要问他们的“丰硕成果”是什么。说有超过400个街区司法中心在运作，但却说不出它们提供了什么急需的救济。并且，街区司法中心虽然没有保存其承办案件的公开记录，但是，对它们的工作进行研究的人仍然知道，对大多数美国消费者来说，涉及消费产品和服务的纠纷解决机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无从接近的、无效的、昂贵的或者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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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那些年里，许多社会团体感觉被什么力量激励着，纷纷抱着自己的日程和纲领抛头露面，其中有民权组织、消费者协会、环境保护组织和妇女权利组织，等等。那些认为美国人变得好讼喜争的人，正在寻求补正他们看作对抗模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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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DR获益的是一些大公司。大部分潜在使用者对ADR不感兴趣，是被迫就范的。这种胁迫类似于要求一个癌症患者在手术前必须经过放射治疗，虽然外科手术是患者的首选。公民们经常意识到，他们正在因与ADR技巧相关的强制策略而丧失作为原告的权利，而研究者们已经发现，调解人可能在人们认为他们正在调解时实际进行了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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