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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国家常见的是“好撒玛利亚人法” ( Good Samari-tan law) ，或称自愿者保护法 ( volunteer protection law) ，通过法律来鼓励善举。这种法律的主要精神在于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如果一个人本着善意无偿施救他人，在救助过程中，即使出了纰漏 (只要不是故意或重大过失)，也不应承担责任。这样人们就不用因担心行善反遭恶报而见死不救。比如，在医生偶遇路人心脏病突发，医生可能会担心如果救治失败会惹上麻烦，该法就可以消除医生的顾虑，让他放心行善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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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效果来看，“好撒玛利亚人法”明显要强于“坏撒玛利亚人法”，鼓励人行善比强迫人行善要容易得多。当前，为什么这么多人见死不救，也许不单单是道德滑坡的问题，而是绝大多数人心存顾虑，害怕惹上麻烦。善遭恶报的案例在中国已不是一起两起，在这种背景下，设立“见死不救罪”，要能起到实际效果，真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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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见死不救罪”没有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否则就会混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使惩罚失去必要的约束。如果规定“见死不救罪”，文章开头所提及的视频，谁构成犯罪？岂不是所有看客、所有路人都要受刑事追究，总不能说谁离伤者最近，谁最富有，谁就应该履行救助义务，如果这样，定罪量刑岂不成了抓阄式的司法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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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可能激进地改变社会现实，唤起人们的道德意识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在很多制度都不健全的情况下，贸然在法律中设立“见死不救罪”，它又能有多少作为？别的不说，单说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就会使得相当一部分人放弃行善的念头，好心把伤者送到医院，昂贵的治疗费谁出？让医院一律发扬公益之心而救死扶伤可能不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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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道德，要靠各种制度的齐头并进，法律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法律只是对人的最低道德要求，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强人所难。我们不可能期待每个人都像康德哲学所提倡的那样，不计利害地遵守道德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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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背景下，法律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地减少善行人的后顾之忧，鼓励而不是强迫见义勇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好撒玛利亚人法”值得借鉴。我们的法律亟待为人们行善创造积极的条件。比如，对于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的救人反被诬陷案，对于诬陷者，法律必须严惩。刑法规定了敲诈勒索罪，救人被讹，完全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此罪的成立有两种情况，一是数额较大，二是多次敲诈。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额较大标准是2000至5000元之间，各地根据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的标准 (如北京市的标准是3000元) 。同时，司法解释也规定，在特殊的情况下，如造成严重后果的，数额可以减半计算。救人被讹，一般都应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数额应当减半计算。即便敲诈未果，也应该以犯罪未遂对待。对于“专业讹诈者”，法律还规定了多次敲诈，只要两年内三次敲诈，无论数额大小，都可以犯罪论处。遗憾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少看到讹人者以敲诈勒索论处的案例，不知是媒体刻意回避报道这类案件，还是这类案件根本就不会进入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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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我们的法律能够为善行创造积极的条件，让人们心中日渐麻木的坚冰融化，让我们看到重新燃烧的人心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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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圈正义：作为自由前提的信念 路边的野草你不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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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河南一位农民因为无意间采挖3 株“野草”就构成犯罪。秦某发现其农田附近的山坡上长着类似兰草的“野草”，便在干完农活回家时顺手采了3株，被森林民警查获。经河南林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秦某非法采伐的兰草系兰属中的蕙兰，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后秦某被以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据说，这个判决不仅让秦某的思想受到了极大震动，也使周边的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法治教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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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类似判决屡见不鲜。自从天津老太摆射击摊被控非法持有枪支罪被报道以后，全国上下又有多起买卖仿真枪以非法买卖枪支罪被判重刑的案件。根据媒体描述的事实，这些判决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当事人并不知道涉案的“野草”、枪支系法律上珍贵植物、管制枪支，但却仍以犯罪论处，相关判决结论都与一般民众的看法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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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民众的见解具有朴素的正确性，还是法官的裁决具有法律的正当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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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问题，历史上早已有之。 《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爱槐树，下令官吏派人严加看护，下达法令，如有犯槐树者，处刑；如果将槐树弄伤，罪当处死。有人不知此令，酒醉后在槐树旁呕吐，“冒犯”槐树被抓。宰相晏子为此事劝谏景公，说此人不知道法令，是无辜的，“刑杀不辜，谓之贼”，是国之大忌。景公接受晏子的意见，将此人释放，并废除伤槐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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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槐一事涉及刑法上的认识错误，行为人在实施某行为，并不知行为构成犯罪，在晏子看来，就不能治罪，这其实也是“不知者无罪”观念的另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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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古罗马却有一个古老的法谚，“任何人不能以不知法而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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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刑法理论大多采取古罗马立场，“不知法不免责”。其理由在于：首先，公民有知法守法的义务，既然是一种义务，不知法本身就是不对，没有尽到一个公民应有的责任，岂能豁免其责？其次，如果允许这种免责理由的存在，任何人犯罪，都可能以不知法来狡辩，法盲犯罪层出不穷，会给司法机关认定犯罪带来极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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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论证有很强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更直截了当地道出个中原委的是美国大法官霍姆斯：“不知法不免责是为了维护公共政策，因此可以牺牲个体利益。虽然有些犯罪人的确不知自己触犯法律，但如果允许这种免责理由，那将鼓励人们对法律的漠视，而不是对法律的尊重和坚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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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辩解看似言之凿凿，但却与人们生活经验相抵触。如果说公民应当知悉法律，那法律一经颁布，就大功告成，任何人都应无条件服从，那为什么国家还要大张旗鼓开展法制教育，普及法律知识？这不就是害怕人们会出现“不知法而误犯”的现象吗？不要以为只有今天才有《今日说法》《法治进行时》等普法节目，古代君主都非常注意法律的宣教。明太祖朱元璋在《大明令》颁布后，唯恐“小民不能周知”，命令每个郡县都要颁行律令直解，后来又鉴于“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于是在各地都设了个申明亭，凡是辖区内有人犯罪的，都要把他的过错，在亭上贴出，以警世人。后来颁行《大明律诰》时，朱元璋甚至给每家免费派送一本，要求臣民熟视为戒。[6] 朱元璋之所以如此行为，很难说不是受到“不知者不罪”传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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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公民知法守法，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立场：要求治下小民乖乖听话，无论是否知道，只要国家颁布法律，你就有知晓的义务。有观点甚至认为，通过对在道德上无辜的人定罪，就能够促使其他人更好地了解自己所承担的法律义务。显然，这和现代刑法所倡导的个人本位立场格格不入，怎能为了所谓的国家、社会利益，就完全牺牲无辜民众的自由?另外，人们之所以守法，更多是因社会习俗、道德规范的耳濡目染，不杀人、不盗窃、不奸淫，与其说是法律规定，还不如说是一种道德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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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法律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要求公民知法守法还有实现的可能性，那么在现代社会，如此繁杂多样、不断变化的法律，要求公民一一知悉，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即使是法律专业的学生，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法律条文。法律所规定的珍贵动物、植物的种类，即便专事刑法研究的学者也无法周知。更何况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一国公民对另一国法律不太熟悉也是常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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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法律认识错误，英美法系最初基本上遵循古罗马传统，但后来有所松动。 1949 年美国马里兰州的霍普金斯案(Hopkins v. State) 是“不知法不免责”的经典案例，该案曾被广泛引证。当时，马里兰州出台法案，禁止牧师在旅馆、车站、码头、法院等地张贴主持婚礼的广告，变相攫取钱财，法律的目的是管束婚姻缔结，防止重婚的泛滥。但该法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几位牧师贴广告之前，觉得不妥，特地咨询了该州司法部长，部长回复他们说该行为并不违法。牧师们于是放心大胆地张贴广告。后来这几名牧师因违反该法案被捕，在法庭上，他们以事先咨询过司法部长、不知行为违法为由进行辩解，但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都拒绝这种辩解，认为即便咨询司法部长对法律的认识错误也不能免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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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特拉华州也发生了一起相似的案件，法官却作出完全相反的判决。当时，特拉华州有位龙先生 ( Long v. State) 想和妻子离婚，然后与别人结婚，但特拉华州的离婚程序比较烦琐，他特意咨询了当地一位知名的婚姻法律师。律师建议，可以先去其他州离婚，然后再回来结婚。按照这个建议，龙先生迅速赶往阿肯色州办完离婚手续，又返回到特拉华州准备结婚。为了稳妥，结婚之前，他再次向那位律师询问是否妥当，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为其主婚的牧师觉得事有不妥，又一次独自请教那位律师，得到肯定答案后才放心地为龙先生主婚。不幸的是，律师的建议是错误的，特拉华州法律不承认其他州的离婚判决，龙先生被诉重婚。此案经三次审理，前两次龙先生都被认为有罪，理由是“不知法不免责”，但特拉华最高法院却推翻了前两次判决，认为龙先生重婚罪不成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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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案件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规则的反思，人们开始觉得严格遵循“不知法不免责”的做法并不一定恰当，可能对被告太过严苛。 1962年美国法学会出台的模范刑法典对传统规则给出了一些例外，认为有两种情况可以免责。一种是“官方原因所导致的法律误解” ( officially induced error of law) ，行为人之所以不知道法律，是因为听信了像司法判决、行政命令或者其他负有解释、执行法律职责的机关及其官员的意见。另一种是法律无从知晓，如法律尚未公布或者没有合理的生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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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认识错误问题方面，大陆法系的德国走的是最远的，最为彻底。 1975年《德国刑法典》第17条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行为人行为时没有认识到其违法性，如该错误认识不可避免，则对其行为不负责任。如该错误认识可以避免，则可减轻处罚。”按照德国法律的规定，无论是“霍普金斯案”，还是“龙先生案”，都不构成犯罪，因为行为人对于法律的认识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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