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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某些行为，在个别情形下可能是有用的，或者没有有害的结果。但是，作为一类行为，如果反复不断地出现，那么，这些行为可能会与社会的一般性幸福，发生根本性的冲突。具体来说，如果我们克制自己的行为，其原因是由于担心受到惩罚，或者，在没有惩罚的情形下，我们的行为将是一如既往的，那么，由此产生的一类行为的动机，或者诱因，便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在这里，如果我们用上帝的智慧，以及上帝的良善，来理解这些“社会行为”（data），我们必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上帝是禁止这些行为的，而且，是在无一例外地禁止它们。在第10个情形或者第100个情形中，行为也许是有益的。但是，在前面9个情形中，或者前面99个情形中，行为也许就都是有害的了。此外，如果情形的确是这样的，而且，在稀有或异常的情况中，人们许可或容忍了个别的行为，那么，在其他情形中，每个人克制自己行为的动机，就会减弱，或者消失殆尽。在慌乱躁动的情况中，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或动机，总会难以作出准确的分析与判断。毕竟，牢牢抓住眼前的快乐，随时避开目下的艰难，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习性。所以，由于我们缺乏有益的判断能力，由于我们意志的更为不堪一击的脆弱，我们总是倾向于充分利用一些例外的情形，而这些情形，是规则所无法全面涵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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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将行为作为一个种类来看待的时候，无论行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上帝是用一个规则，来许可或禁止它们的，而这个规则，应该是无一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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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理论并没有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一个有益的行为，是神要求的行为；每一个有害的行为，是神禁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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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只能达到的一个结论。如果我们假定，害怕惩罚是刺激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或者，是抑制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那么，这个结论，自然就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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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行为的趋向，是一个问题。许可或禁止这类行为而产生的功利，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些种类的行为是有益的，但是，对其加以许可却是没有益处的。另外一些种类的行为是有害的，但是，对其加以禁止却是同样没有益处的。针对后一种情况，制裁也许又是多余的。即使立法者没有敦促我们考虑其意志，我们也会足以赞同有益的行为，我们也会反对有害的行为。动机（除了那些迫于命令或禁令而产生的动机），是自然而然的，是与生俱来的。它使我们不知不觉地在一种情形中，去实施一个行为，又使我们执着不懈地在另外一种情形中，去克制一个行为。用洛克先生的话来说，“有害的冒失或行为，会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后果。这些后果，是有害的冒失或行为所带来的自然而然的后果，或者结果，其是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弊端而出现的，从而，与法律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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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针对功利理论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这个反对意见，是最为流行的，也是貌似有理的。现在，我介绍说明一下这个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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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针对功利理论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这个反对意见，是最为流行的，也是貌似有理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如果我尽力说明的标准，或者尺度，的确是检验人们行为趋向的日常标准或尺度，那么，这个反对意见，便是建立在错漏百出的基础之上的。对这个反对意见，我们必须无情地予以揭露，无情地予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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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没有人曾经忘记过功利理论。它是源远流长的一种理论。其观点认为，我们服从上帝为我们设定的法的动机，相对于其他一切动机来说，是首要的。因为，我们的过往云烟的快乐，或者，我们的瞬息即逝的痛苦，对比上帝所给予我们的痛苦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这里的过往云烟的快乐，是指我们因为违反上帝法所设定的义务，而可以暂时获得的快乐。这里的瞬息即逝的痛苦，是指我们因为类似的原因，而可能暂时遭遇的痛苦。而这里所说的上帝所给予我们的痛苦，则是指上帝法在义务的背后，设定确立的一种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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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所有臣民，都是富有心灵感应的。这些臣民可能得到的最大幸福，是我们所说的上帝法的目的，以及效果。因为，上帝法所包含的上帝意志，在于尽力推动上帝法所激起的仁爱，在于尽力推广上帝法所设计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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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理解上帝法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上帝法是在约束着我们的全部行为。这里的意思是说，就我们的行为可以促进或者阻碍这一目的的实现而言，就上帝的命令或禁令对纠正我们的欲望是必要的而言，上帝的法律，约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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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帝法已经清晰地表达出来，而且，它的存在是无可争议的，那么，我们必须根据其条文的明确含义，来指引我们自己的行为。反之，我们就必须求助于另外一个指南。这个指南，在这里是指我们的行为对社会一般幸福或善所产生的可能效果。我们只能依据这种“可能效果”，来指导我们自己的行为。这里的幸福或善，自然是指造物主这一立法者，在其所有法律和命令中，所试图实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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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义务的渊源是同一的，尽管，我们理解义务所凭借的证据，是不同的。一般性的功利原则，是许多义务的标记。但是，这一功利原则，不是这些义务的出处或渊源。因为，义务或责任，是来自命令和制裁的。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命令不是来自一些抽象的东西。相反，它们是来自活生生的具有理性的人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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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前提出发，如下结论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启示录》没有详细阐明我们所应有的行为方式，那么，我们的全部行为，就应该以一般功利原则作为指南。因为，遵守一项与法律相一致的原则，或者公理，自然就等同于遵守这部法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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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理论，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这种理论。我以各种方式重复阐述了这一理论。我的目的，在于使没有接触过这一理论的读者，可以清晰明确地对其加以理解。虽然，我的确担心，这可能让人觉得有些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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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批评的针对功利理论而不断出现的反对意见，可以这样加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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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和痛苦（或善或恶），是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实际的行为，每一个克制或冒失，对我们自己或对我们的同伴，或者以遥远间接的方式，或者以眼前直接的方式，都与快乐或痛苦相互连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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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如果我们想使自己的行为，相应地与一般功利原则保持一致，我们在做与不做之间所作的每一个选择，都将遵循如下一些步骤。首先，我们将设想我们如此行为的后果，以及我们克制行为的后果。因为，这些后果，是我们根据功利指导原则必须作出估算的竞争性因素。其次，我们将对比行为与不为的后果，决定这些后果的排列顺序。这一顺序，具有平衡优先次序的意义。换句话说，这一顺序，可以表明何种后果可以产生更大的善，或者（采用一个不同的表述，尽管确切地说这一表述具有同样效果），可以表明何种后果可以避免更大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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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假定，在作出决定之前我们实际上已经尝试了这一过程。然后，依据我们的设想，我们可以指出，不可避免地出现的荒谬的结果，以及有害的结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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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般而言，允许思考的时间是有限的。超出时间限定的思考，实际上等同于行为克制，或者舍弃不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全面细致地完成这一思考过程，那么，我们时常会与思考过程本身的目的，相互矛盾，我们就会彻底地采取不为的态度，尽管，功利本身要求我们应该从事一定的行为。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来说，属于有用的行为机会，可能会从我们的手指缝中不经意地悄然消失。虽然，我们天衣无缝地权衡了行为与不为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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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发觉及时解决问题是必要的时候，我们自然不会全面细致地完成这一思考过程。我们自然会猜测，或者会迅速地设想，行为与不为的效果，同样会迅速地对比它们的相对效果。我们的前提，可以是错误的，或者乏善足陈。我们的结论，也可以是经由糟糕的推论而作出的。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真是反复地思考，反复地调整我们的行为，以使自己的行为与一般功利原则相互一致起来，那么，我们只会不可避免地使自己的行为错漏百出，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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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即使我们简单迅速地追求真实与有用，遵循一般功利原则的结果，也会是这样的，也不会有另外的情形出现。不仅如此，正如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针对我们同胞而言更为喜欢自己的利益，我们喜欢自己的眼前利益更胜于喜欢自己的将来利益一样，我们显然还会扭曲功利原则，以达到自私的目的，甚至险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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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法的初始原因，或者，神法的最终目的，是一般的幸福或善。但是，仔细思考我们的行为对一般幸福或善的效果，并不是我们理解一般幸福或善的有效方式。用了解上帝法，以及遵守上帝法的方式，我们当然可以促进我们自己的幸福和同胞的幸福。但是，如果我们使一般幸福成为我们的目的，或者目标，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了解上帝法，也就没有必要遵守上帝法。相反，我们倒是应该阻挠上帝法的仁爱推广。毕竟，我们是凡夫俗子。概括来说，在基本方面，我们应该切实地摆脱一般功利原则的束缚。也可以这样认为，偶尔将其视为我们行为的一个指南，已经足够了。这已经是太抬举一般的功利原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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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面简略介绍的反对意见所作出的两个适当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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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如果那些反对功利理论的异见分子，的确想表达一个意思，那么，**他们的意思，正是如此。他们的确认为，“功利理论是一个危险的行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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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反对功利理论的异见分子，并不习惯于清晰地、明确地表达自己所思考的内容。所以，我不能特别肯定地讲，我已经确切地阐明了他们的反对意见。但是，我已经努力地用最为诚实的方式，去理解他们的意思。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表述他们的意思，或者，以最为能够使他人理解的方式，来表述他们的言语可能传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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