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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与上述标记有关的、而且将功利原则弃置一旁的假设，都是建立在一个具体的、确定的感觉假定之上的。这些假设的语言，不同于其他假设的语言。但是，其重要性，却与后者是殊途同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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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理解，“道德感觉”一词，是用来分辨造物主喜欢的或者禁止的人类行为。而且，由于你和其他人（包括我），都被提供了相同的感官，显然，我的感觉就是“人类的共同感受”。就造物主已经赋予我“道德感觉”而言，“道德直觉”一词，意味着我竭力倾向于某些行为，竭力告诫自己不为其他行为。“一个反省原则或良心原则”，是巴特勒先生确保我所拥有的。这些原则，告知我公正，或者邪恶。也可以这样来说，洛克早已预先发问的“与生俱来的实践原则”，以无可置疑的清晰方式，明确地界定了上帝为我设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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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个而且同样的假设而言，这些词语表述和其他词语表述，是不同的。但是，它们的意义是接近的。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不同词语表述之间所存在的唯一区别，是这样的：有些人认为，道德感觉是人类行为激发的，其他人则认为，这些感觉是上帝命令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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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假设，涉及两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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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感觉的假设，或者，由这些不同但是意义接近的词语表述来说明的假设，涉及两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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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一般表述方式来说明两个前提之中的第一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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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前提，是可以用一般陈述方式来这样说明的：某些赞同的感受，或者憎恶的感受，伴随着我们对某些人类行为的观念；这些感受，既不是对激发其产生的人类行为趋向进行反思的效果，也不是教育的效果；对任何这些行为的一个观念，总是伴随着某些道德感觉，尽管我们也许没有注意行为的善恶趋向，或者，并不知道其他人对某类行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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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来说，我现在正在说明的这个前提，纯粹是消极性质的。道德感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馈赠，它是终极性的或可理解的事实。道德感觉，既不是对人类行为趋向进行反思的结果，也不是我们从同胞那里接受教育的结果，同时，又不是前辈所作所为的结果或者效果，又不是我们认知事物的结果回报。我们对某些行为的观念，总是伴随着某些道德感觉。而且，我们的认知，瞄向了一个道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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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希望简洁地来概括一下，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些道德感觉“具有直觉的性质”，或者，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道德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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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直觉的性质”这一表述，以及“直觉”这一术语，仅仅是消极性的表达。它们仅仅意味着我们自己的“并未理解”（ignorance）。它们意味着，我们谈论的不经意的现象，不是我们人类有能力感知的一个结果，这就有如飞鸟筑巢一样。一般认为，飞鸟筑巢是凭借“直觉”的。飞鸟在筑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技艺，通常被描述为“具有直觉的性质”。这里的意思是说，飞鸟自己本身，不是依赖经验来筑巢的，鸟巢这一作品，是没有经过另外的动物传授和示范而被飞鸟模仿制作的。筑巢，也不是飞鸟祖先的遗传结果或效果，也不是因果关系作用的结果，而这些结果或效果，我们是可以观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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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现在对“具有直觉的性质”这一表述、“直觉”这一术语所做的说明，是没有必要提出来的。因为，它们的真正含义，是极为简单的，清晰透明。只是，它们十分容易由于错误的带有蒙蔽诱导的神奇绚丽的意义，而使我们目不暇接，眼花缭乱（除非我们死死盯住它们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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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想象的具体情形来解释我在前面所作出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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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可以清晰地理解前面提到的“道德直觉”的性质，现在，我从一般性的描述，转向一个想象的具体情形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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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不会去想象帕雷博士所着迷的一个具体情形。因为，我认为，它不适宜清晰地引出“道德直觉”的含义。我将仅仅举出一种活动，作为一个说明的例子。这个活动，十分类似孤独野人的自由自在的活动。这个例子是说，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很快就被抛弃在荒野之外，长到成人年龄的时候，这个孩子依然是与世隔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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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确定了我的主题。现在，我开始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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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这样想象，这个野人，当他四处游荡、寻觅猎物的时候，平生第一次遇到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是个猎人，肩扛一只自己杀死的鹿。野人扑了上去，而猎人立刻紧紧抓住鹿不放。为了扫除障碍以满足自己饥饿难忍的食欲，野人抓起了一块石头，往猎人的头上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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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根据我们提到的假设理论，这个野人当想到自己正在抢鹿的时候，是会感受到良心责备的。他的感受，超过了另外一方遭受的痛苦对其所激起的怜悯。这一怜悯，就其本身而言，并不等同于道德感觉。他感受到了更为复杂的自我谴责的心绪，或者良心责备的心绪，感受到了自己正在犯罪。他具有一种感觉：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人类违反了依据功利含义而制定的规则，违反了就习惯尊崇而言从他人那里习得而来的规则，犯罪的巢穴，以及虐待行为本身，便没有使人类文明起来，便没有使人类进化向前。他所感受到的，也正是你所感受到的，只要你自己已经实施了杀害行为，只要你自己在试图抢夺他人财物的时候，杀害了另外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这样认为，他所感受到的与你感受到的，并非有何不同，只要你在任何情况下杀害了另外一个人，而且，就你自己的功利含义而言，情况本身使杀害行为成为有害的，或者，依据你从他人那里默默接受而来的道德印象而言，情况本身使杀害行为成为一项犯罪，被名之为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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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稍后不久，这个野人遇到了第二个猎人，并且，依旧是抓起了石头向第二个猎人的头部砸去。当然，我们可以假定，在现在这个情形中，他不是攻击者。相反，他受到了攻击、殴打和伤害，而且，自己没有采取任何方式，去刺激别人实施这样的行为。为了使自己的头部免遭致命的一击，他用石头杀死了粗暴无理的真正攻击者。**在这里，根据我们提到的假设理论，这个野人并没有感受到良心的责备。正在死去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可能也没有打动他，也没有使他产生怜悯之心。换句话说，他的良心（正如该词原意所表达的）是平静如水的。在正当防卫之后，在你为保护自己生命财产免受侵害而向强盗开枪之后，你所感受到的，和他所感受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或者，也可以这样认为，他所感受到的与你并非有所不同，只要当你在任何情形下杀死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就你自己的功利含义而言，情形本身使杀害行为成为无害的，或者，依据你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现存道德，情形本身使杀害行为成为正当的或者合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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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涉及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如果你以抢劫为目的，而实施了杀害行为，那么，你应该感到良心谴责。第二种情形，是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杀气腾腾的抢劫者，从而奋起正当防卫，那么，你不应该感到自己受到了良心谴责。这两种情形之间，是有所不同的。我可以轻松地对这两种情形加以说明，并且，无需“预先感受”这样一个假定前提。许多国家的法律，区别了这样两种情况，许多国家现存的道德，也与这些法律是相互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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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可以这样假定，你们从来没有注意到两者相互区别的理由，而且，在你们的情感中，这个区别，是十分容易求助于教育来说明的。在这里，教育一词，其含义是指权威和示范对见解、感觉和习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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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这样假定，你们曾经注意到两者相互区别的理由，而且，你们已经自然而然地被这两种情形之中所包含的功利内容，所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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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有意杀死另外一个人，是一个有害的行为趋向。如果此类行为不断地出现，社会安全，以及一般安全的感觉，就会丧失殆尽，而社会安全，以及一般安全的感觉，都是政治社会和法律的主要目的。但是，对这一点来说，是存在例外情形的，例如，试图杀死一个意在危害你的生命财产的谋杀者、抢劫者。这种例外情形，与法律的那些主要目的，并非是背道而驰的，相反，它恰恰促进了那些主要目的。它回答了为什么法律将刑罚施加于杀人犯这一问题。它也实现了一个目的，亦即及时制止、惩罚一种侵害犯罪。这一目的，如果是由刑罚本身来实现，那么，为时已经晚矣。降临在侵犯者身上的死亡，正如对其进行惩罚一样，完全有可能阻止肆意杀人的犯罪产生。这种死亡，也可以防止特殊情形或者具体情形中的犯罪意图的产生。而刑罚本身，在这个地方，则会是力不从心的。**假如你注意到了这些理由，注意到了与这些理由相类似的理由，并且，求助于功利的感知，你就可以发现在你们感受之中存在的区别，你就可以十分容易地解释说明这种区别。当你看到一类行为趋向随着行为具体情景的变化而变化，你就会发现，你对这类行为的感受，也会随之变化，从一种到另外一种，从一些到另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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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设理论所假定的不同感觉，亦即在野人自己的感受之中所存在的不同感觉，是无法通过教育而获得的。因为，野人终究是离群索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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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能求助于功利的感知，去获得这样的不同感觉。**野人用石头砸向一个人的头部，他可以获得猎物，并且饱食一顿。野人用石头砸向另外一个人，他又可以躲避伤害，躲避死亡。在这里，仅仅针对野人本身来说，尽管这些行为是不同的，但是，这些行为都是具有善（good）的意义的。相反，针对被野人杀死的两个人而言，尽管这些行为是不同的，然而，这些行为都是具有残酷的意义的。如果用功利标准来尝试说明，而且，从这个野人所具有的眼光去看，我们自然可以发现，两种行为的道德性质，精确地来说，是不存在区别的。如果我们假定，野人有可能注意到功利问题，而且，他的感觉针对这些行为而言，有可能经由功利的考虑而作出决定，那么，我们必须得出这样一个推论：他是出于同样的感受，而记住行为善恶的，而且，对自己的行为，出于类似的满足感受，对受害者的痛苦，出于类似的后悔感受，而记住行为善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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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来说，假如我们还是尝试用功利标准来说明，那么，这样两种行为之间的区别，将是十分明显的。**一般幸福（general happiness）或一般的善，要求财产制度的存在。这意味着，法律授予所有权者具有排他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这样一种权利，是绝对不能受到其他任何未经法律许可的个人破坏的。任何人，不能从他人那里获取劳动成果或者生活用品，除非得到所有权者的预先许可，除非主权者为了社会福祉，而采取了这样的获取行动。需求，无论怎样强烈，都是不能成为侵犯他人所有权的理由的。无论什么时候，这样一种情形是不能出现的：处于饥饿状态的个人，可以从他人那里掠夺食物而不受到惩罚，可以为财杀死所有权者而不受到处置。否则，对社会有益的财产制度，将会崩溃瓦解，政府管理的目的，以及法律存在的目的，将会备受挫折。**另一方面，功利的原理，需要财产制度的配置，要求对财产本身的侵犯立即予以扼制。如果即将出现的邪恶不能得到抑制，受害者就会身处危难，而侵犯者，也将会客死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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