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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承继神圣罗马帝国而来的日耳曼帝国联盟（German Confederation），仅仅是一个国家联盟体系。我相信，日耳曼帝国议会仅仅是一个由一些使节组成的集合群体。这些使节，来自相互联合起来然而又是分别独立的若干政府。这一帝国议会的决议，仅仅是具有协议性质的条款规定。相互联合起来的政府，各自自发采纳这些决议。这些政府在各自的社会中，根据各自制定的法律和命令，赋予这些决议以法律的效力。我还相信，瑞士同盟，过去以及现在，也是具有同样性质的。针对日耳曼联盟或瑞士同盟，如果相互联合起来的政府群体实施群体的决议，那么，这些相互联合起来的政府就是一个复合国，而不是一个国家联盟体系。准确地来说，相互联合起来的政府实体，是主权者。相对这一集合体和主权实体，相互联合起来的每一个政府，准确地来说，都是处于隶属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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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权权力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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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从主权者可以确定的各种各样的统治形态，或者各种可能的最高政府的形式，来讨论对主权权力的限制，或对最高统治权力的限制。这一限制也许是实际存在的，也许是我们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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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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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座结束的时候，我将作出一些少量的修正说明。根据这一说明，我们可以用如下方式来描述一个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或者使其区别于非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独特属性）。**每一个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或每一个我们径直而且严格地使用“法”一词所指称的对象，是由一个主权者个人或群体，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向独立政治社会中的一名成员或若干成员制定的。在这个社会中，主权者个人或群体是至高无上的，具有最高的统治权力。或者，换一种表述方式来说，它是由君主或最高统治群体，直接或间接地向处于隶属状态的一个个人或若干个人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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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基本特性，从主权者和独立政治社会的性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所说的准确意义上的一名君主的权力，或集体情形的地位至高无上的一个主权者群体的权力，是不可能受到法律限制的。主权者用自己的主权权力约束自己的企图，或者约束其承继者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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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一个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基本特性，从主权者和独立政治社会的性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所说的准确意义上的一名君主的权力，或集体情形的地位至高无上的一个主权者群体的权力，是不可能受到法律限制的。如果受到一项法律义务的约束，那么，一名君主或主权者群体，我们只能将其视为隶属于更高的、更具有优势的主权者。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受到一项法律义务的约束，那么，一名君主或主权者群体，既是主权者，又不是主权者。“受到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限制的最高统治权力”，就术语使用而言，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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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主权权力受到法律限制的约束，任何一个政治社会，也终将不能逃避法律的专制，直接设定这种限制的优势者的主权权力，或者，某些其他主权优势者对该优势者的权力，也终将绝对地不受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束缚。毕竟，除非我们设想的这种法律限制，最终是由一个最高统治者设定的，而且该统治者并非从属于其他更高、更具有优势的主权者，否则，数不胜数的所谓“主权者”，都将可以统治我们想象中的社会。这是不可能的，并且也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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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和主权者群体，可以试图约束自己，或约束主权权力的其他承继者。然而，即使主权者可以制定约束自己的法律，制定约束自己承继者的法律，主权权力不可能受到法律限制这样一种判断，依然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依然会是绝无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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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法律的直接制定者，或者，作为后来承继者的这类法律的制定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废除这种法律。而且，即使这类法律没有被废除，此时的主权者仍然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的威吓，或政治制裁的威吓，从而，必须遵守这样的法律。毕竟，如果此时的主权者在法律上必须遵守这种法律，它将必然是处于隶属更高、更具有优势的主权者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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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与主权或最高统治权力的承继者的关系而言，这类法律，充其量也不过是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规则。就其与直接制定者的关系而言，这类法律，仅仅属于隐喻意义上的法律。因为，如果我们准确地使用语言的话，我们不可能说到“一个人对自己制定法律”。一个人，可以采取一项原则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导，而且，可以遵守这项原则，仿佛他是由于一个制裁威吓而不得不遵守一样，但是，我们还是不可能没有语言的错误，而去这样使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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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者所制定的试图约束自己的法律，或者，主权者所制定的试图约束自己承继者的法律，仅仅是它们作为自己行为或承继者行为指导的原则，或者准则。一个主权者或国家，偏离我们提到的这类法律，并不是非法的。如果主权者或国家对自己下属制定的法律，与这类法律发生了冲突，那么，只有前者在法律上是有效的，或者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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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古罗马人曾经庄严地投票决定，他们永远不会通过，甚至考虑我将冒昧命名为“剥夺公权法案”（bill of pains and penalties）的法律。因为，尽管在这个时期古罗马人是蛮人，但是，他们依然强烈地感觉到了一个真理：实施惩罚的行为，应该和可预测的规则是相互一致的，不应该迎合特别的溯及既往的命令。而这一真理，时常被自高自大的立法者所忘却。这个庄严的表决，依照立法的形式加以通过了，而且，以强制性的术语载入了《十二表法》（twelve tables）。强制性术语是这样的：“不得制定溯及既往的特别法”（privilegia ne irroganto）。然而，尽管表决以立法的形式通过了，尽管它具有恰当准确的法律表述的形式，尽管它作为一项法律载入了一部法典，或者法律汇编，它也不是一项我们所说的准确意义上的法，而且，肯定地说，它也不是我们径直而且严格地使用“法”一词所指称的对象。这样一种表决，在古罗马人的手中，是被当做一个伦理原则或准则来采用的，其目的在于告诫最高权力的承继者。这项表决试图约束的当时的主权者，以及后来的主权者，并没有受到这项表决的约束或限制。背离这一表决而制定的特别法，在法律上依然是有效的。古罗马法院，不可能将背离这一表决的法令视为无效的，即使它们和这一表决或准则是水火不相容的。毕竟，这一表决或准则，亦即“不得制定溯及既往的特别法”，徒有法律的形式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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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英格兰和苏格兰结成了同盟。在同盟的基础上，两个国家建立共同的立法机构，而该立法机构享有最高的主权权力。当时，同盟的建立者制定了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约束该立法机构。该项法律写入了同盟的法规之中。它规定，保留英国圣公会，以及保留苏格兰教会，是同盟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换句话说，英国议会不得废除这些教会，或者，改变这些教会的基本框架或结构。在这里，只要两国大多数人以关爱和崇敬的心情看待他们各自已建立的教会，英国议会的废除行为，就会是个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废除行为，会违背两国大多数人各自接受的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或者，会从反面刺激两国大多数人各自坚持的舆论或感觉。假定明示的上帝法公开赞同教会的建立，废除行为就会是亵渎宗教的。或者，假定一般功利赞同教会的持续存在，废除行为，作为一般有害来说，也会等同于一个罪恶。但是，没有人会将英国议会废除一国教会或两国教会的行为，称做非法的行为，并且认为这种“称做”，在言语上是有意义的。毕竟，如果这时的英国议会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主权者，它就不可能在法律上受到同盟条件的约束，虽然，这一条件意在授予这些教会建制以持续性和稳固性。这项同盟的条件，不是一项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而是同盟的建立者向未来的最高立法机构提供的劝导，或者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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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宪”（unconstitutional）这一修饰词的意义。我们可以将其与“非法”（illegal）这一修饰词加以对比，而且，我们可以将其适用于一名君主的行为，或者适用于集合性的主权群体的行为，以分析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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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引证的两个例子，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必须思考一下“违宪”这一修饰词的意义。我们可以将其与“非法”这一修饰词加以对比，而且，可以将其适用于一名君主的行为，或者，适用于集合性的主权群体的行为，以分析其意义。通过这样的对比，以及适用，我们自然可以发现“违宪”这一修饰词，有的时候，是在较为一般和宽泛的情形下使用的，有的时候，是在较为特殊和具体的情形下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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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讨论第一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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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或者几乎所有独立的政治社会中，都存在着主权者习惯遵守的原则，或者准则。而且，这些原则或准则，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或者其中有影响力的大多数人，是用赞许的感情来对待它们的。主权者或国家，时常明确地采用了这样的准则，并且习惯地服从它们。当然，主权者或国家也时常没有明确地采用它们。相反，它们仅仅是由社会中盛行的舆论简单地设定的。无论是由主权者或国家明确地加以采用，还是由社会中盛行的舆论简单地加以设定，使人们必须遵守它们，或者不得不遵守它们，都仅仅是依赖道德上的制裁这一点的。我们可以换一种表述方式来讲，当贸然违反这类准则的时候，违反者不会也不可能遭遇法律上的痛苦，或者刑罚，虽然，违反者会遭遇被统治阶层普遍的谴责，或遭遇被统治阶层中大多数人的谴责，并且可能遇到他们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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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如果一名君主或主权者群体制定的法律，或其他法令，与上面提到的那类准则相互冲突，那么，这些法律或法令可以被称为是“违宪的”（就该词有时是在较为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而言）。例如，被描述为“剥夺公权”的溯及既往的法律，可以被我们称为“违宪的”，即使它们不可能被叫做“非法的”。毕竟，它们和英国议会已经习惯遵守的立法原则出现了相互抵触，而且，对这一立法原则，英国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也是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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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当我们描述一名主权者制定的法令是“违宪”的时候（就该词有时是在较为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而言），我相信，我们的意思是这样的：首先，这一法令没有和某些特定的原则或准则保持一致；其次，特定的最高统治政府，已经明确地采用了这一原则或准则，或者，至少已经习惯地遵守该原则或准则；再次，特定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或特定社会中有影响力的大多数人，赞同该原则或准则。此外，我们的意思还包含了这样的内容：由于最高统治政府已经习惯地遵守该原则或准则，同时，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以赞同的态度对待它们的，主权者制定的该法令，就注定会否定他们的舆论，就注定会挫伤他们的感情，从而，注定会使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深感失望。如果我们的意思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的意思，只能意味着我们将该法令视为普遍有害的，或者，只能意味着我们以不喜欢的心情来对待该法令，而在不喜欢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十分肯定的理由以说明我们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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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讨论第二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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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宪”一词，当适用于一个主权行为，而且，是在较为具体确定的意义上适用的时候，意指主权者的行为与宪法（constitutional law）是相互抵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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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需要简略地说明一下。我使用“宪法”一词，意思是指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或这种社会道德和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这两者相互结合的产物。这些道德，或其与人定法相互结合的产物，决定着特定最高统治政府的结构或框架，决定着个人的法律资格，或个人之间相对而言的法律资格。但是，与此同时，最高主权者掌握着统治其他个人的权力。此外，假定我们在这里提到的政府是一个贵族政府，或若干个人组成的政府，那么，这些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以及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则决定着主权在主权者成员或群体中分配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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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地方，针对我们所说的准确意义上的君主而言，或者，针对集合性质的主权者群体而言，宪法仅仅是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或仅仅是依赖道德制裁来实施的。正如我稍后将要表明的，尽管宪法可以等同于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或可以依赖法律制裁来强制实施，同时，这里的制裁又是针对主权者群体中个人而言的，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将宪法看做这种社会道德，将宪法看做是依赖道德制裁来实施的。此时的主权者，或其承继者，可以已经明确地采用了这种社会道德，可以已经明确地承诺了遵守这种社会道德。但是，无论宪法是否被这样地采用了，是否简单地来说是由政治社会中盛行的原则所构成的，针对主权者而言，它都仅仅是由被统治者的感觉或感受来维护的。因此，即使一个违反宪法的主权者的法令被准确地描述为“违宪”，这个法令，也没有违反我们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法，不能相应地被称为“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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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从卡迪纳尔·黎世留政府（the ministry of Cardinal Richelieu）到法国大革命，这段时期的法国国王，就是实际上的法国主权者。然而，正是在同样一个国家，正是在同样一个时期，一个法院尊重的正统准则，一个根植于法国大多数人的感情的正统准则，决定着王权的承继。就王位的实际转让而言，这个准则决定了王权不可避免地应该由一个合适的人员来继受。这个合适的人员，也许因为符合被命名为萨利克法（Salic law）的继承规则，恰巧就是王位的继承者。在这里，如果一名事实上的国王试图根据皇室法令或法律，将王权让给自己的子女，那么，这种皇室法令或法律，就可以十分准确地被称为“违宪的”。这种法令，已经和确定君主宪政的正统准则发生了冲突，已经和法国盛行的感觉所维护的正统准则发生了冲突。但是，我们却不能够认为它是“非法的”。毕竟，就实际上的国王是真正的主权者而言，他自然而然地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不仅如此，如果被统治者抵制违宪的皇室法令，这种抵制，本身倒是非法的，或者，违反了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即便这种抵制是符合被描述为宪法的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的，恰巧和作为实在法律规则的尺度的一般功利原则，是相互一致的，这种抵制，照样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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