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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访谈总人数为80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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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四舍五入，百分比相加后数值可能不等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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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对法律当局职业表现的评价（按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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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访谈总人数为15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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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访谈总人数为80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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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四舍五入，百分比相加后数值可能不等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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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预期法律当局将来会如何对待人们（按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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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访谈总人数为15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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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访谈总人数为80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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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四舍五入，百分比相加后数值可能不等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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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访者回答他们是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一问题时，我们发现他们对法律当局整体上是否公正与自己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还是作了一定的区分。当我们问受访者警察是否能够公正地对待每个居民，还是会偏袒一些人而对其他人较差时，74%的受访者回答说警察存在偏袒行为；72%的受访者回答说法庭同样存在偏袒行为。然而，当我们问受访者他们自己是否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时，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没有过”（其中75%的受访者表示未曾受到过警察的不公正对待，77%的受访者表示未曾受到过法院的不公正对待）。可见，虽然人们认为法律当局普遍存在不公正的问题，但并不一定就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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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发现对警察的职业表现的各种评价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性[14]，因此对人们如何评价警察的职业表现，我们专门打出一个单独的分数。我们也发现，与法院有关的10个问题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因此对人们如何评价法院（法官）的职业表现，我们也专门打出一个单独的分数。我们发现，对警察职业表现的评价或者对法院（法官）职业表现的评价这两个分数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性，人们如何评价警察和法院（法官）的职业表现，与他们是否认为法律当局具有合法性之间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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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法律当局的合法性，人们对警察和法官的评价与各项人口学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是很低的（平均r=0.08）。对警察的评价受到受访者人种（非白种人对警察给予更多的负面评价）和年龄（年龄大的受访者对警察的评价更为正面和积极）的较大影响。而对法院的评价则更多受到性别（男性对法院的评价更为正面和积极）、教育程度（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对法院的评价更为正面和积极）以及收入（高收入的人对法院的评价更为负面和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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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当局的合法性以及人们遵守法律的情况进行检验，芝加哥研究发现，人们之所以会遵守法律，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工具主义的，即人们非常在意自己是否会被抓获及受到惩罚的问题：人们一般都认为如果他们实施了严重犯罪，他们就很可能会被抓获并受到惩罚。这说明威慑因素有可能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人们是否会遵守法律，也与他们的个人道德价值观具有很密切的关系。数据表明，受访者基本上认为，触犯法律在道德情感上是错误的。数据同样表明，如果人们把遵守法律视为自己应当承担的义务，他们也同样会觉得违反法律是错误的。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有义务遵守法律，有义务服从法律当局的指令，也就是说，个人道德价值观和义务观念这些规范性因素对人们遵守法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此相反，我们也发现，人们对警察和法庭是否持支持态度，以及他们会对警察或者法官职业表现做出什么样的评价，与他们是否遵守法律之间并没有特别高的相关性。不过，也不能因此就说人们普遍对警察或者法庭感到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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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多数受访者并不认为亲友的反对会对自己遵守法律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受访者认为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会不赞成他们的一些违反法律的行为，但他们基本上认为，亲友们不赞成的是醉酒驾驶这样的严重犯罪行为。受访者也基本上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亲友对他们的违法行为一般不会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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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们之所以会说自己没有违反过法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要求他们回答的那个时间段内他们确实没有违反过法律。第二个是，即使他们违反过法律，他们也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想报告或者误报了。对调查问卷中的时间跨度进行调整，只能使第一种原因造成的错误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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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受访者提供的违法行为频率方面存在的偏差，给他们报告的不同类型的行为之间的相关性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