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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芝加哥研究表明，对于遵守法律是人们应尽的义务这一观念，人们是赞同的，但是却没有解释清楚人们是依据什么来决定他们是否应当服从当局，以及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服从当局的。对于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强烈地支持服从当局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这一观点，目前仍存在一些疑惑之处。不过可以看到的是，人们支持法律和当局，对法律和当局有效运作是必需的，这一点几乎是一种普遍认识。不过有一个问题，如果人们在行动时更经常地无视法律当局的权威，情况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尚不得而知。比如说，如果人们完全无视当局和法律规定，完全根据自己的个人道德价值观或者亲友是否反对来决定应当如何行动，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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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人们对法律和当局的看法，塔普和科尔伯格（1977年）作了一次有趣的研究。他们要研究的是，对于法律规则的作用，人们的看法为什么会不断发生变化。尽管他们研究的主要是儿童这方面的观念，但通过他们的研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能够弄明白人们对当局和法律的看法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们仅仅基于合法性而遵守法律也存在一定的危险。在很多情况下，有些人往往声称是根据“合法”的命令实施了“有问题”的行动，甚至是犯下了暴行，比如阿道夫·艾希曼[23]和越南战争期间的威廉·凯利[24]。在其一系列关于人们服从当局的研究中，米尔格伦（1974年）让我们看到，服从所谓“合法的”当局的命令有时也可能会产生强大的破坏力（另参见卡尔曼和汉密尔顿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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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合法性是处于法律当局控制之下的，因此在研究是哪些规范性因素推动人们遵守法律这一问题时，我主要关注的是当局的合法性问题。芝加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政治和法律当局可以采取哪些办法来使人们遵守法律。法律当局如果觉得单单依靠人们的个人道德价值观就能够使人们遵守法律，并根据这样的观点制定自己的行动策略，他们的想法就有些过于简单了。不过，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合法性达到这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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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样的多元化社会中，由于不存在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道德准则，因此法律当局要想仅依靠人们的个人道德价值观来使人们遵守法律，就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美国没有国家宗教，相反，美国人认为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可以共存于一个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当局很可能会面临各种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对于当局应当如何解决政策问题或者做出决断，任何一种道德价值观都不可能单独提供完全适当的标准。基于这种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人们对当局合法性的高度规范性认同，对于促使人们遵守法律就发挥着非同寻常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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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之所以愿意依靠合法性促使人们遵守法律，是因为这比使用威慑的方法要容易得多，也有效得多。同样，当局是否具有合法性，也是社会批评家们关注的主要问题。这些社会学家都致力于对现有的社会规范提出质疑，并进而鼓动人们不去遵守法律。由于具有合法性是当局能够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关键，因此当局就会自然而然地关注如何对人们进行再教育这一重要问题了。而社会批评家们则总是要质疑我们为什么将合法性放在首要位置，他们鼓动人们说，如果想要获得人们的认同，当局就应当竭尽全力，否则人们就不会承认当局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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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芝加哥研究仍然遗留了几个问题没有回答。尽管这次研究已经证明合法性确实会影响人们遵守法律的情况，但是却没有去检验到底是人们对合法性的哪种认识促使合法性产生了作用。也就是说，这次研究没有弄清楚人们把遵守法律视为应尽的义务这种观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倾向。我们的研究发现，生活中人们确实普遍认为遵守法律是自己应尽的一种义务，这是以往的很多研究都已经证实了的，此外，合法性的界限在哪里，也是一个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如果人们认为遵守法律是自己的一种义务，那么根据这种观念，哪个机关，以及这些机关的哪些行为才具有合法性?在法律当局的行为偏离了所确定的“适当行为”的界限时，比如当警察实施了残暴的行为时，对于这种行为是否应当被视为合法行为这一问题，人们的观点也可能出现严重的分歧，形成泾渭分明的不同意见（例如，可参见卡尔曼和劳伦斯1972年）。而且，合法性是以什么为基础的，这一问题也没有弄清楚。是法律当局的哪些品质让他们所治理的人们觉得当局是具有合法性的呢?应当赋予第三方（也就是警察或者法官）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以及人们如何才能确定这些被赋予第三方地位的人就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特殊品质呢?比如说是不是具有专业知识或者值得信赖等，就可以使人们相信他们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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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芝加哥研究也提出了几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们是怎样建立对当局合法性的认同的，以及在人们的一生中，这种对当局合法性的认同感为什么会保持下来。伊斯顿和丹尼斯（1969年）的研究发现，儿童是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对当局的归属感的。他们认为，社会化过程是人们建立对当局归属感的关键环节；合法性之所以能够对人们遵守法律产生影响，是因为这种合法性是建立在人们对当局的情感支持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们遵守法律的义务感基础上的。他们还认为，人们成年后会遇到各种不如意的事情，这种对当局的归属感对于缓解这种压力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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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人们对当局合法性的认同是通过一种更为知性的方式建立起来并得以保持的。比如有关社会困境问题的研究资料表明，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建立政权和制定法律是一个社会为了控制资源的分配而做出的必然反应。文献表明，人们或许觉得，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建立政权和制定法律是他们必须做出的理性选择：由于他们明白社会群体到底为什么需要建立政府，因此他们就可能愿意赋予当局以合法性。如果从知性的角度来说赋予当局合法性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在人们成年时期甚至童年时期的社会化过程中，这种合法性就会作为满足社会需求的一种必要方式而发展起来，并得到人们的认同。显然，弄清楚人们关于合法性的价值观念是如何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建立起来的，以及这种观念成年后为什么会得到加强，或者为什么会消失，就像弄清楚人们为什么会赋予当局、法律和执法机关合法性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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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合法性确实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信念，并作为情感的残留物在成年后得到保持，那么合法性对法律当局来说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对法律当局的支持态度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逐步发展起来，因此如果要消除人们对当局的支持态度，当然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支持发挥缓冲作用，领导者就会发现，如果在他们需要自由裁量权的时候，他们才去想办法获得这种合法性，那就根本来不及了。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即人们对当局合法性的认同一旦建立，就会长时期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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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研究发现，当局要想让人们认同其合法性，除了利用人们的社会化过程外，实际上还存在其他的途径。也正是这些途径的存在，领导者才能更有力地开展自己的工作。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部分中将要讨论的那样，人们成年后的经历也确实会影响他们对当局合法性的看法。对于自己在行动时能够有多大的自由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事，当局确实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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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合法性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首要问题，我们也能发现合法性在促使人们守法方面确实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虽然我们的研究发现，与将遵守法律视为义务的观点有关的问题得分很低，而且其各个问题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也很低，虽然我们的研究发现，把遵守法律视为一种义务的观点和把遵守法律视为对当局的支持的观点之间也仅具有较为一般的关联性，然而，无论在对数据可靠性差异进行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分析，还是在没有进行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分析，都表明合法性非常重要。因为相对于研究中所使用的其他概念，我们对合法性的作用所进行的检验要少一些，对数据可靠性的调整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合法性的作用。我们这次研究虽然对人们关于当局合法性的看法进行了检验，但是并没有收集太多的数据，不过，只要我们对合法性再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合法性对人们遵守法律的影响实际上更明显。正因如此，我们这次研究的结论，有可能是低估了规范性因素对人们遵守法律所产生的影响。当然，如果我们对合法性的理解再深入一些，我们对人们为什么会遵守法律这一问题的理解也就有可能会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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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人们有可能高估了威慑对人们遵守法律的影响作用（帕特诺斯特等1984年），芝加哥研究的结论也支持这种观点。芝加哥研究按照帕特诺斯特所确定的检验方法，使用了与其类似的定组研究设计，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多少证据能够证明威慑可以对人们遵守法律产生影响。当然我们的研究并不质疑威慑对遵守法律具有影响这一观点，不过其他研究会做这项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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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个人在道德上如何评价违反法律的行为，对人们是否会遵守法律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尽管芝加哥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合法性问题，但比起合法性来，个人的道德价值观显然对人们遵守法律产生了更多的影响。这一结论表明，人们对法律的规范性支持可能还存在第二种类型，这种支持与人们对法律制度持什么看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即使这次研究的受访者不认为法律当局具有合法性，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会遵守法律，因为他们自己的道德信念要求他们应当遵纪守法。道德信念的这种影响作用是很强的。这表明，个人道德价值观对人们遵守法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应当在我们未来的研究中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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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皮尔逊相关系数r=0.22，p<0.001。皮尔逊相关系数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由于与人们遵守法律的情况相关的分数分布存在偏差，可能会使这一相关系数不太可靠。为了校正这一问题，我们使用PRELIS数据筛选程序来计算人们遵守法律情况的最低正常分值（朱里斯考格和索布姆1986年b）。使用这一调整后的分数，合法性和守法行为之间的相关性r=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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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论相关系数矩阵所使用的关于人们守法情况的分数是未调整的分数，还是经过预处理的分数，5%的数值是一样的。相反，法律的威慑作用可以单独解释人们在遵守法律方面存在的8%的差异，亲友的看法可以解释其中12%的差异，个人道德价值观可以解释其中18%的差异。而人们对当局职业表现的评价则对人们遵守法律方面的差异没有什么解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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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对这10项的标准误差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各组样本虽然对当局合法性认同程度不同，但是他们遵守法律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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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了对所测得的数据的可靠性进行调整外，回归分析还使用了经过PRELIS 预处理的相关系数矩阵。这一预处理对数据作了两个方面的调整：一是对第一轮访谈所测得的有关人们遵守法律情况的数据分布上的偏差进行了调整（也就是把它们作为审查过的变量，参见朱里斯考格和索伯姆1986年b）。第二轮访谈所测得的有关人们遵守法律情况的数据没有偏差问题，因此没有进行调整。二是PRELIS分析允许把与态度有关的分数当作连续变量，把与人们的人口学特征有关的分数当作序数（参见乔里斯克格和索伯姆1986年b）。在后面各章节提到的结构方程中，我们都进行了这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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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们使用LISREL程序对测得的数据的可靠性进行了校正（朱里斯考格和索伯姆1986年a）。多元回归分析将每个分数的误差矩阵固定在一个最小的alpha值。我们假设我们所测得的有关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分数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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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这种分析也可能会扭曲合法性对人们遵守法律的真正影响作用，其原因可能是这种分析有可能会掩盖威慑的效果和亲友的影响力。这两个因素都与合法性具有很强的零阶相关性，但每个因素与另一个因素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同时，它们也分别与人们的个人道德价值观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一旦消除这种混合作用的话，则仅有个人道德价值观能够单独对人们遵守法律有很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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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回归分析方法似乎不太适当，因为在这些独立变量中，有些相互之间在概念上是很相似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亲友的反对和个人的道德价值观。这两个概念显然彼此具有一定的关系。毫无疑问，人们很多时候是根据他们的亲友是否反对他们的行为来评判自己的某种行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同样，人们是否觉得自己违反法律将会受到正式制裁，与他们是否认为自己将受到非正式制裁有很大的关系。即使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也不能说明我们就应当认为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区别：我们不应当认为它们对人们遵守法律有同样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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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们关注制裁和亲友的反对是否会对人们遵守法律产生影响的问题，否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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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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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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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问题并不重要。我们使用什么方法来理解这些变量所发挥的影响作用，不会改变我们关于合法性能够影响人们遵守法律这一结论。即使在对其他因素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合法性也仍然能够独立地影响人们遵守法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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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虽然人们如何评价法律当局的职业表现并不会影响人们遵守法律的情况，但是却会对人们是否会向法律当局寻求帮助有很大的影响。研究人员要求受访者回答，如果他们家里被盗窃，他们是否会找警察，或者他们是否会向警察报告邻居家的事情，以及如果他们对某次交易或者对邻居感到不满，他们是否会起诉到法院。研究发现，在回答他们是否会向警察或者法院求助时，受访者对法律当局平时表现的看法如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相反，人们是否认为法律当局具有合法性，对人们是否会向当局寻求帮助仅产生轻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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