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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种分析反映的是各个问题对方程中其他问题的影响，这不同于先前对beta权重所进行的检验。在分析中，我们去除了所有的共同变量（方程中可以被两个以上项目解释的变量）。在实用性分析中，这种共同变量包含在对代入方程的第一组变量所进行的解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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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一分析使用了经过PRELIS程序调整后的相关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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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进行第一轮访谈的一年后，我们对804名受访者进行了第二轮访谈。结果同样发现，在对数据的可靠性进行调整后（beta=0.13，p<0.01），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合法性仍然对人们遵守法律具有重要的影响。我们也发现，人们是否会遵守法律还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个人的道德价值观（beta=0.32，p<0.001）、性别（beta=0.25，p<0.001）、年龄（beta=0.20，p<0.001）和亲友的反对（beta=0.09，p<0.05）。在没有对数据的可靠性进行调整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合法性对人们遵守法律能够产生显著的影响（beta=0.08，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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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果使用受访者在第一轮访谈中对当局合法性的看法来预测在第二轮访谈中人们会如何回答他们遵守法律的情况，也能够发现合法性对人们遵守法律能够产生显著的影响（beta=0.19，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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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分析中，我们对所测的每个变量的可靠性进行了控制，并对人口学因素的影响作用作了更精确的检验。另外，为了使因果关系能够更简单地体现出来，我们在定组研究中省略了那些在初始回归分析中就不够明显的四个人口学变量。这四个变量是人种、教育程度、收入状况、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我们也使用所有的人口学变量进行了更为复杂的分析。之所以在报告里没有提到这方面的情况，是因为将这些额外变量纳入分析当中并没有显示它们对促使人们遵守法律有明显的作用，也没有改变方程已经得出的有关各种变量的作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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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对人们遵守法律情况进行定组研究时，我们同时检验了从两轮访谈中获得的有关各种因素影响作用的数据（对所测得的数据的可靠性进行了调整）。根据定组分析的情况来看，第一轮访谈中人们对当局合法性的看法，对第一轮访谈中人们遵守法律的情况产生了影响（beta=0.12，p<0.05）；第二轮访谈中人们对当局合法性的看法，对第二轮访谈中人们遵守法律的情况产生了影响（beta=0.12，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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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与把遵守法律视为一种义务这一观念的相关性r=0.22，与把遵守法律视为对当局的支持这一观念的相关性r=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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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将遵守法律视为一种义务的观念的beta=0.08，p<0.001，将遵守法律视为对当局的支持的观念的beta=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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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人们支持警察的beta=0.04（p<0.05）。人们支持法院的beta=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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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一项定组分析表明，在第一轮访谈中，人们是否认为遵守法律是自己应尽的义务（beta=0.32，p<0.05）、他们是否支持警察（beta=0.23，p<0.05）、他们是否支持法院（beta=0.23，p<0.05），都对他们是否会遵守法律产生了影响；第二轮访谈中，人们是否认为遵守法律是自己应尽的义务（beta=0.12，p<0.05）、他们是否支持警察，对他们是否遵守法律也能够产生影响（beta=0.15，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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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那些认为违反法律被抓获和受到惩罚的可能性较大的受访者中，认为当局具有合法性与自己会遵守法律之间的相关性为0.15；在那些认为可能性很小的受访者中，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为0.22。这两个相关性数据并没有非常巨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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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这一组的相关性系数r=0.13，另外一组的相关性系数r=0.22（代表两个相关性数据之间差距的z值为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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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本书其他部分还会对这些变量进行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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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对于最近与司法机关打过交道的受访者（总数为652人），我们依据他们最近的个人经历中的五个方面，将他们分成五个不同的亚组，对每次分组后不同亚组中合法性与遵守法律之间的相关性进行计算。第一个分类的标准就是处理结果是否绝对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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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获得令自己满意的处理结果的受访者亚组中，合法性与遵守法律之间的相关性为0.15；在那些没有获得令自己满意的处理结果的受访者亚组中，两者的相关性为0.10。这两组相关性数据没有太大差距。在根据处理结果是否相对令人满意（令人满意的r=0.22，令人不满意的 r=0.20）、所受对待是否相对令人满意（令人满意的 r=0.18，不满意的r=0.14）、结果是否符合分配正义（符合分配正义的r=0.15，不符合分配正义的r=0.11）这些标准将受访者分成不同的亚组后，各组的相对满意度也基本差不多。唯一存在很大差距的，是根据是否符合程序正义这一标准进行分组的情况（认为符合程序正义的r=0.25，认为不符合程序正义的r=0.11；两个相关性系数之间的差距z值为1.75，p＜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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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由主义者亚组的相关性r=0.26，温和主义者亚组的相关性r=0.13（两个相关性数据之间的差距z值为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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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译者注：阿道夫·艾希曼，纳粹德国的高官，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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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译者注：威廉·凯利是越战期间的一名美军指挥官。越战期间，美军老虎部队由于怀疑村民掩护越共逃亡，于1968年3月16日在越南广义省的美莱村（My Lai）进行了屠杀。男女老幼都被枪杀，亦有女性被轮奸，尸体被肢解。美莱村屠杀的消息被美国陆军封锁了一年，后来由美国记者西莫·赫许揭发而公之于众。1971年3月31日美国军事法庭因美国陆军中尉威廉·凯利下令开火而判处其终身监禁，然而经上诉后被减刑至四个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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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 第三编 人们与法律当局打交道时关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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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人们想要法律当局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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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于合法性的研究，是考虑了法律当局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的。法律当局既需要有效规范人们的行为，也要对人们的意见做出积极和敏感的反应并及时对自己的管理活动进行必要的调整。对于这两者，法律当局需要进行适当的平衡。也就是说，一方面，对于自己所管理的人们，法律当局必须有能力约束他们的行为；另一方面，当局是否能有效行使权力，又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促使人们自愿服从自己的指令。人们在行动时能够自愿遵守法律，是当局能够有效行使权力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一点充分说明，对于法律当局和他们所领导的人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审视：当人们对法律当局是否合法做出评价时，他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从公众的角度来研究一下合法性的问题。或者说，我们需要问一问，人们到底想要法律当局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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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人们的心理层面上（泰勒、拉欣斯基和格里芬1986年）。以前，在法律和社会学研究文献中，根据经济学理论来认识人的本质的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人们将这种观点拓展到法律领域，据此提出了有关法律的社会控制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现在我们都能够看到，各种社会控制理论在关于守法问题的研究中已经处于核心地位。随着各种公共选择理论日益在法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控制理论的核心地位也日益得到加强。社会控制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结果，就是法律当局在研究如何才能让人们遵守法律时，也越来越多地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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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研究人们与当局打交道时到底关心什么这一问题时，工具主义的方法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大家普遍相信，人们在对法律当局做出评价时，考虑的主要是法律当局所做出的处理结果是否能让他们满意。公共选择理论为当局获得人们的支持提供了一个直截了当的基础：如果当局能够做出积极的，也就是人们想要的处理结果，人们就会支持当局。无论是人们在评价他们刚刚打过交道的那个警察时，还是在回答他们总体上是否支持法院这一问题时，情况都是这样。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所关心的都是政府官员以前的行动和未来的行动是否有利于实现他们短期的自身利益。例如，在人们打电话给警察的情况下，他们评价警察的依据就是警察是否立即处理了他们当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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