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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里斯：《赫耳墨斯》，第5册，第2章，第17页。*（赫耳墨斯是希腊神话中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道路等的神。——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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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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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哈里斯（1709—1780）于1751年出版《赫耳墨斯：关于普通语法的哲学研究》。边沁对该书的评论，见于1774年12月9日致塞缪尔·边沁函（《书信集》，《边沁文集》，伦敦版，第1卷，第221—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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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此篇长注的缘起在开头一节做了说明。该注在此前各种版本都是以脚注形式出现的，但它更具有附录的性质，其篇幅、影响和价值都使之有理由被排印成正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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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参见本书序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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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在1789年版本中，括号中接着写道：“另见勘误表倒数第二段。”这里指的是前文第216—217页注2之末尾处所插入的一段话。（这段话见于本书第177页，另外括号中“之9”，疑为“之10”之误。——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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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玛丽亚·特雷萨（1717—1780），神圣罗马帝国女皇（1740—1780），奥地利大公（1740—178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1711—1740）之女，1740年成为哈布斯堡领地的女王。《特雷萨刑法典》颁布于17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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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见米拉博伯爵论普鲁士君主政体的著作，第5卷第8册，第215页。［米拉博伯爵（1749—1791）于1788年出版了《腓特烈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政体》一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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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美国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Etats Unis，八卷集，1788年版），第1卷，第158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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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菲利普·马泽伊著，法文本由路易-约瑟夫·富尔译。马泽伊本人即为弗吉尼亚州公民，关于他的详情，参见小R·C·加尔利克：《菲利普·马泽伊——杰弗逊的朋友》（巴尔的摩，193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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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据上面引证的法文著作称，弗吉尼亚州的《权利宣言》制定于1776年6月1日。但该宣言未编入题为《若干美利坚独立州之宪法等文献》的出版物（根据国会决议出版，费城印刷；伦敦斯托克代尔和沃尔克1782年1重印），尽管该出版物收入了同年5月6日至7月5日间召开的同一会议上所制定的《政府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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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同一出版物中收入了麻省的《权利宣言》，签署日期为1779年至1780年2，其第一条同上述宣言的第一条有些相似；还收入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权利宣言》，签署日期为7月15日至9月28日3，其相似性更是相当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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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776年7月5日4国会发表的著名的《独立宣言》在开篇序言之后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一切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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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弗吉尼亚州的《权利宣言》配得上作为其他州的权利宣言之模本的美誉；至少就上述最主要条款而言，它正是上面提到的综合性独立宣言的模本。参见《美国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Etats Unis），第1卷，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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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合理的目标却要依赖于这么多引起争议而非消除争议的理由，对此谁能不喟然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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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对议案一致同意、衷心拥护的人们那里，不管多么无力的道理都可以充当理由；人世间结论支持前提而非相反的实例，这绝不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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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本文献集是由国会议员三人委员会根据美洲殖民地大会于1780年12月通过的决议汇编的，1781年由费城市场街的弗朗西斯·贝利首次印行，边沁所引证的是翌年的伦敦重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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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塞诸塞州宪法的第一部分（包括《权利宣言》）是经过制宪会议赞成通过的。这次会议于1779年9月1日在坎布里奇开幕后休会，延期至1780年3月2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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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该宣言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一部宪法的一部分，这部宪法在边沁所说期间内制定而成。第二部宪法（1790年9月2日）未收入该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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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然是在前一天正式通过的。关于边沁早些时候对《独立宣言》的责难，参见他为约翰·林德的《答美国国会宣言（1776年）》一文所写的文字，《书信集》，《边沁文集》第1卷，第341—344页及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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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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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及其经典著作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戊戌维新以降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正在影响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影响着当代中国的伦理学法学研究和思想文化建设。大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从未停止过翻译和研究这部经典著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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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最早得力于戊戌维新的领军人物梁启超的介绍而进入中国；然而，其代表作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一书，迨至1972年4月，方有台湾帕米尔书店出版的题为《道德与立法原理》（李永久译）的中文全译本发行于台湾地区；2000年12月，大陆的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题为《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的中译本。我们的这个中译本之所以定名为《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这一书名肯定影响到一些关键术语的中文表达），是因为考虑到边沁所“导论”的正是道德与立法的“功利原则”，他力主并充分证明必须“以道德的功利原则（即作为道德原则的功利主义）作为立法的根本原则”。因此，这一新译名也许可以更为清晰地传达原著的意蕴。（参见本书《译者导言》的相关注解）但本书中某些提及原著之处，仍保留《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之类的习惯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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