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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战时的围困状态使得整个社区为了反抗而变得团结协作。“当地人突然变了，”杜洛尔丝·普赖斯后来回忆道，“他们都成了共和党的支持者。”[19]军方来人的时候，许多家庭主妇和小孩会从家里冲出来，扯下垃圾桶上的金属盖。[20]接着他们跪在人行道上，像敲铙钹一样用金属盖不断撞击铺路石，随之产生的巨大而激烈的喧嚣震彻后方的大街小巷，警告反叛者一场突袭即将来临。好斗的学龄孩子会懒洋洋地坐在碎石满地的街角，并在发现风吹草动的第一时间用手指吹出一声尖锐的口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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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团结。随着暴力不断升级，宏伟的葬礼变成了常事。人们在坟墓旁慷慨陈词，将爱尔兰的三色国旗覆盖在棺材上。有人开始开玩笑，说贝尔法斯特的社交活动只剩下为逝者守夜了。[22]这些围绕死亡和民族主义的隆重仪式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着杜洛尔丝·普赖斯。伯恩托莱特桥的游行事件结束后，她回到了高中。多年来，她一直渴望到艺术学校深造，但申请后的落选却令她失望至极。[23]她转而在位于福尔斯路尽头的圣玛丽学院获得了入学资格，准备求取教育专业的学士学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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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普赖斯这几年一直行踪不定，因为他参与了这场新的斗争。如果共和军需要枪支，艾伯特便出去寻找武器。[25]有时在晚上，杜洛尔丝会发现客厅里挤满了人，他们正低声和她的父亲计划着什么。风声紧时，艾伯特就得出去避风头，越过边境到爱尔兰共和国躲起来。[26]1970年，杜洛尔丝开始了在圣玛丽学院的课程。她天生聪明好问，并对学业全力以赴。然而，经历过伯恩托莱特桥的埋伏事件后，她变得有些不一样了。杜洛尔丝和玛丽安都因为这一经历而产生了变化，这是她们的父亲后来的评价。回到贝尔法斯特后，“她们完全变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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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一天，杜洛尔丝找到当地的一名共和军指挥官说道：“我想加入。”[28]正式加入组织的仪式是在普赖斯一家位于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的房屋客厅里举行的。有人随意地说了一句：“嘿，进来一下。”杜洛尔丝随之进门，并举起右手进行忠诚的宣誓：“我，杜洛尔丝·普赖斯承诺，我将竭尽全力推动爱尔兰共和军的目标。”[29]她誓言将服从“上级军官”对她下达的一切命令。[30]即使杜洛尔丝正在参与如此重大的仪式，她的母亲却仍坐在隔壁房间里喝着茶，仿佛对正在发生的事毫不知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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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恩托莱特桥上和那个殴打她的保皇派对视之后，杜洛尔丝断定和平抵抗不过是她无知的幻想。[32]我永远改变不了这些人，她心想。再怎么游行示威也无法带来爱尔兰所需的变革。[33]年少时她背离了家族传统的信念基石，后来她将自己加入共和军的那一刻视为“回归”，有点浪子回头的意味。[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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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也加入了临时共和军。姐妹俩白天继续上学，但晚上她们就不见了踪影，直到深夜才回家。[35]在这种情况下，西贝尔法斯特的父母常常什么也不问。年轻人可能一连消失一个星期，等他们回到家后，谁也不会追问他们的行踪。[36]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爱尔兰共和军是被禁组织，就连承认是共和军的成员都有可能遭到逮捕。这个组织对保密非常狂热，加入共和军的青年倾向于对父母守口如瓶。有时做父母的也许会不同意：贝尔法斯特已经够危险了，加入准军事组织简直是玩命。偶尔会有年轻的共和军枪手出去执行狙击任务，结果却在街角拐弯的时候撞见自己的妈妈。于是她会揪着儿子的耳朵把他拽回家，丝毫不怕他手里的枪。[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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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即便你的父母是共和军的热心支持者，你加入后也有理由不告诉他们。一旦警方或者军队冲进家门对他们进行盘问，那么他们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杜洛尔丝的朋友弗朗西·麦圭根是一个方下巴的大个儿青年。和普赖斯家族一样，麦圭根一家是忠实的共和派家庭。因为两人的父母是世交，所以杜洛尔丝和弗朗西从小就认识。弗朗西加入共和军后，他知道自己的父亲也是其中一员，但他们从未讨论过此事。由于两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有时让情况变得很滑稽。[38]弗朗西的父亲是一名军需官，掌管武器和弹药。可当弗朗西需要子弹时，他不会向父亲开口，而是转问他的朋友凯文：“凯文，我爸有子弹吗？”凯文会去问弗朗西的父亲，后者将子弹交给凯文，再由凯文转交给弗朗西。这或许不是办事效率最高的方法，但却意味着有些事不必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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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共和军的总参谋长名叫西恩·马克·斯蒂奥芬，40岁出头的他是个禁酒主义者[39]，斯蒂奥芬脸圆圆的，说话带着伦敦东区口音，下巴上有一个酒窝。他出生于伦敦东区，原名约翰·斯蒂芬森。其母亲从小便向他讲述自己作为爱尔兰人在贝尔法斯特长大的故事。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后，他学会了爱尔兰语，娶了一位爱尔兰妻子，更换了一个爱尔兰名字，并且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人们后来才知道，马克·斯蒂奥芬根本不是爱尔兰人：他那擅长讲故事的母亲并非出生于贝尔法斯特，而是出生在伦敦的贝思纳尔格林。但有时我们最热衷于相信的，恰恰是这些虚假的故事。（马克·斯蒂奥芬的一些共和军同僚想招惹他的时候，便会“忘记”用他的爱尔兰名字，而叫他约翰·斯蒂芬森。[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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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斯蒂奥芬以新教徒的身份出生，但他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953年，他因参与共和军突袭兵工厂的行动而在英格兰蹲过监狱。他是个“暴力型”共和党人，坚决主张以武装斗争作为唯一手段来推翻英国人的统治。他曾用三个词总结自己的军事战略：“升级，升级，再升级。”[41]马克·斯蒂奥芬对暴力有着极端的信仰，以至于有些与他同时代的人称其为“锋刀马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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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1975年出版的自传中，马克·斯蒂奥芬用其中一段回忆了杜洛尔丝·普赖斯来找他的经过。[43]“她打算做一名老师，”他写道，“尽管她来自共和党家庭，但在此之前她一直坚信非暴力抗议能成功解决北爱尔兰的社会不公问题。”他明确指出，是伯恩托莱特桥的埋伏事件改变了她的想法。最开始，马克·斯蒂奥芬建议杜洛尔丝加入爱尔兰共和妇女会，即由女性组成的共和军辅助组织。[44]克丽茜·普赖斯和布蕾迪姨妈以及外婆多兰都参加过这个团体。妇女会的女性担负着重要的职责[45]：她们会照料受伤的男人，或者将一把刚刚用过的发烫的枪神不知鬼不觉地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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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克·斯蒂奥芬的提议却冒犯了普赖斯。她的女权意识，或许再加之其显著的共和党家庭背景所带来的些许特权，让她无意屈当配角。“我想参加作战，不是来泡茶或者照顾伤员的，”后来她如是回忆道，“要么战斗，要么什么也不做。”[46]普赖斯坚称自己不输给任何人，她想承担和男人完全一样的任务。[47]她告诉马克·斯蒂奥芬，她想要做一名“战士”。[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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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共和军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特殊会议，并决定有史以来女性首次能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加入共和军。[49]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杜洛尔丝·普赖斯的雄心（及其不容置疑的共和党血统）所带来的结果。但普赖斯本人却推测另一个因素可能也起了作用：由于组织的许多男性被当局关了起来，临时共和军或许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开始接受女性。[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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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普赖斯以为作为女性——或者其过硬的共和党家庭背景，或者她在共和军看来算得上高级的教育水平——能为自己赢得一点机会，那她就大错特错了。在宣誓加入组织后，她被指挥官召至西贝尔法斯特的一栋房子里。有几名共和军成员正在那里集合，她面前放着一堆天知道从哪里挖出来的又脏又锈还不匹配的子弹。然后有人递给她一团钢丝绒，说道：“把子弹擦干净。”[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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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嗤之以鼻，断定这是她能想象的最低贱的工作。随便哪个毛头小子都能做到。这真的有必要吗？仔细想想，这些子弹究竟能不能用都成问题。真的会有人拿这些子弹开枪吗？她想象那几个男人正坐在厨房里，哈哈大笑地议论她被贬低的样子。她想走进去告诉他们：“知道该拿这些子弹怎么办吗？”但她忍住了。她已经宣誓要服从命令，服从一切命令。这也许是一出恶作剧，但也是一种考验。于是普赖斯拿起钢丝绒开始擦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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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身边的人都在告诉你这是一种光荣的人生。”[52]普赖斯回忆道。但即便她熟知自己的新使命所带有的传奇色彩，她也认识到了其中的风险。共和军刚刚和英军开战。不论其他新兵说他们有多少胜算，打赢的可能性看起来仍是寥寥无几。任何一次行动，或者放眼整场战役，对方的能力或武装都可能在你之上。有鉴于此，你能预料自己将落得和帕特里克·皮尔斯以及复活节起义中那些英雄一样的下场：英国人会要了你的命，从此你的故事将在爱尔兰永远流传。临时共和军会告诉新兵两种必然的结果：“要么你会进监狱，要么你会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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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丽茜·普赖斯也了解这些风险。尽管她对爱尔兰独立事业有着无比的献身精神，但她仍然担心自己的女儿。“你不准备完成学业吗？”她恳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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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革命会等我上完学再开始吗？”[54]杜洛尔丝回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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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晚上，当杜洛尔丝完成行动回到家后，克丽茜会默默地接过她的衣服放进洗衣机，什么也不问。[55]然而有一次，杜洛尔丝深夜回到家时却发现母亲在哭。[56]因为克丽茜听说有个地方发生了爆炸，随之而来的恐惧将她紧紧包围，她害怕女儿已经在爆炸中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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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临时共和军不久，普赖斯姐妹便被送往边境另一边的爱尔兰共和国参加共和军的训练营。[57]参加这种训练营是一件仪式化的事。新兵会乘坐轿车或者小型巴士沿曲折的乡间小路去往远处的某个地方，通常是一个农场。可能会有一个当地向导，比如穿着围裙的家庭主妇，或者支持共和军的教区牧师。向导会领着他们到一间农舍。训练营可能持续几天到一个多星期，其中包括对左轮手枪、步枪和炸药的强化训练。临时共和军的军火库仍然十分有限，都是些陈旧的武器，其中许多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但新兵学会了如何拆卸步枪并为其上油，以及如何设定炸药量并填装炸药。他们练习队列行进，正如正规军队在基础训练中所做的那样。[58]他们甚至有制服，只不过有些特别。平时，这些年轻的叛军和百姓的穿着没什么两样，都是毛衣配牛仔裤的打扮。然而在葬礼期间，他们身穿黑色套装，戴一副墨镜，外加一顶黑色贝雷帽。他们站在人行道上形成一条警戒线，就像果敢而纪律严明的守街部队。[59]当局可以在这种场合拍照，而且经常这么做。但他们对这个准军事组织的新阵容所收集的情报仍十分有限，常常无法将这些新兵的面孔和名字或其他识别信息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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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有20世纪60年代参加过共和军的贝尔法斯特人如今成天泡在酒吧里，连路都走不稳，却不断吹嘘往日的种种，临时共和军便会出手教训那个满嘴胡话的醉汉。他们志在打造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思想的干净的队伍，而且要做到冷酷无情。[60]他们自称“志愿军”，这个名称让人回想起复活节起义中那些注定难逃一死的英雄，同时让人感觉爱国主义是爱国者必须准备好支付的昂贵交易。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为了爱尔兰的独立事业，你随时准备牺牲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这一契约的反复灌输，常常能在革命者中形成一种令人陶醉的同志情谊和使命感，一种看似坚不可摧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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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姐妹也许想做冲锋陷阵的士兵，但最初她们担任的是通讯员。[61]这是一项重要的职责，因为经常有资金弹药或者志愿军需要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而地点的转移暗藏着许多风险。杜洛尔丝的朋友休·菲尼有一辆车，她有时会用这辆车执行任务。[62]菲尼戴着眼镜，他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其父亲经营着一家酒吧。[63]和杜洛尔丝一样，他曾是人民民主组织的成员。正当他为教师生涯做准备时，却跟共和军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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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成为活跃的志愿军后，杜洛尔丝和玛丽安仍在继续上学，这起到了绝好的掩护作用。她们会在下课后回到家里，放下书本出门执行任务。[64]作为女性，普赖斯姐妹不像组织里的男性成员那样容易引起当局的注意。杜洛尔丝经常在一天之内数次穿越边境，出示一张名字为罗茜的假驾照。[65]她的通行十分频繁，边防检查站的士兵开始认出她来。他们从来没有产生怀疑，反而以为她肯定在边境附近做着一份乏味的工作，让她不得不来回跑。杜洛尔丝十分健谈，她不仅会讨好人，而且不乏卖弄风情的一面。她很招人喜欢。“罗茜！”士兵们看她过来时会说，“你今天怎么样？”[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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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普赖斯姐妹运输的是引燃材料。她们逐渐熟悉了硝基苯的气味，那是一种简易炸药的原料，闻起来像杏仁蛋白糖。[67]制造炸弹的材料在爱尔兰共和国被准备好，然后穿过边境被偷运回北爱尔兰。有一次，玛丽安在开着装有炸药的车时发现了一个军方的检查站。[68]尚未成年的她当时正无证驾驶。炸药藏在驾驶员旁边的车门嵌板里。这时一名士兵走了过来，他伸出手准备开门对车子进行检查。玛丽安明白，一旦他打开车门便会立刻注意到里面的重量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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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吧！”她一边说一边连忙把门打开，下车后伸了伸腿。贝尔法斯特当时正流行超短裙，玛丽安恰好穿着一条。那个士兵看到了。“我想比起检查我的车，他更有兴趣看我的腿。”玛丽安后来说。士兵将她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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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军的有些行动中，女人会拿自己的性魅力当作武器。对于爱尔兰共和妇女会中一些更加传统而保守的女性而言，承担这种任务的女人是可怕的，甚至有些可耻。妇女会的一些老兵把这些前线的共和军女性称为“军妞儿”，并暗讽她们淫乱。[69]作为战斗策略，共和军的女性有时会设所谓的美人计。她们在城内的酒吧搜寻毫无戒备的英国士兵，然后将他们引入埋伏。1971年的一天下午，三名未执勤的苏格兰士兵在贝尔法斯特市中心喝酒，有几个女孩过来邀请他们去参加派对。[70]三名士兵的尸体后来在郊外一条偏僻的路旁被发现。[71]他们似乎在去派对的路上停车小便时被人朝头部开了枪。普赖斯姐妹鄙视这种行动。[72]杜洛尔丝特别要求组织不向她指派美人计的任务。战争有战争的规矩，她坚持道：“士兵应该死在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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