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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麦康维尔明白，帝维斯公寓是个危险之地。帕特里克·鲁尼和他年纪相仿。夜晚枪战爆发的时候，亚瑟会大喊：“趴到地上！”[69]于是孩子们会把褥子拖到公寓中央，挤在房间的正中间睡。有时他们感觉睡在地上的日子比睡在床上的还多。迈克尔清醒地躺在地上，一边盯着天花板，一边听着子弹从混凝土外墙崩弹的声音。那是一种疯狂的生活。然而随着混乱日复一日地持续，这成了他唯一熟悉的生活。[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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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7月的一天下午，一个连的英国士兵下行来到福尔斯路附近的巴尔干街，进入拥挤的巷内寻找藏匿的武器。[71]他们在一间房子里搜出了15支手枪和一把步枪，以及一架施迈瑟式冲锋枪。然而正当他们爬回装甲车准备撤离时，出现了一群当地人和他们对峙，并开始朝他们扔石头。惊慌失措之下，其中一辆“巨猪”的驾驶员在倒退时冲入了人群，导致一人丧命于车轮之下，这更加激怒了本就愤慨的人群。随着冲突的升级，第二支连队被派去接替第一支连队，这些士兵朝人群发射了催泪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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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便有3000名士兵聚集在下福尔斯路。[72]他们用斧头砸开居民的门，冲进狭小的屋子。[73]他们的官方辞令是搜查武器，但其行动所夹杂的过度破坏力体现了报复之意。[74]他们掏空了沙发的内部，并将床掀翻。他们剥去地上铺的油地毡，撬起地板，还把煤气管和水管扯了下来。随着夜幕的降临，一架军用直升机盘旋在福尔斯路上空，有人通过扬声器用造作的伊顿腔宣布实施戒严：所有人必须待在家里，否则将面临逮捕。[75]士兵们用步枪的尖端挑开了大捆铁丝网，并拽着它横跨街道，封锁了下福尔斯路。[76]士兵们身着防弹衣在街上巡逻，他们手持防暴盾牌，脸用木炭涂成了黑色。透过那些小房屋的窗户，居民们毫不掩饰地向他们投去蔑视的目光。[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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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贝尔法斯特对军方形成一致强烈反对态度的过程中，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催泪弹可能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士兵会发出一枚弹药筒飞蹿过人行道，沿着轨迹拖出大量云状物，驱散朝他们扔石头的少年。[78]就在那个周末，军方于所在街区发射了1600枚催泪弹。迸射而出的气体弥漫于狭窄的巷道，顺着透风的缝隙渗入老旧的房子里。[79]它钻进人们的眼睛和喉咙，引起恐慌。[80]年轻人拿醋水浸泡过的抹布洗一把脸，便又跑回去继续扔石头。[81]一位报道此次封锁的记者将催泪弹形容为一种黏合剂，称它能“将一群人凝聚在同一立场，并仇视向他们扔催泪弹的人”。[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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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麦康维尔尽可能利用了这段动荡的童年。成长的过程中，他形成了对权威的理性怀疑。在他看来，英国军队和警察没什么两样。他见过军方把人们按在墙上，将他们的双腿呈一字踢开。[83]他目睹过士兵将做父亲和做兄弟的男人拖出家门带走，不经审讯便将他们拘留。亚瑟·麦康维尔没有工作[84]，但这在帝维斯公寓并不少见，楼群中一半的居民完全依赖于福利援助来养活家人。[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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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们离开帝维斯公寓时，琼会叮嘱他们不要跑太远。[86]“别到处乱跑，”她会说，“就在附近玩。”确切而言，正在进行中的并不是一场战争，政府坚称这不过是一次内部动乱，但它无疑给人一种战争的感觉。迈克尔会跟朋友和兄弟姐妹一起到陌生而不可预知的地方探险。即使在北爱尔兰问题最严重的时期，有些孩子似乎仍旧无所畏惧。等到枪战停止并且周围的火势逐渐熄灭，孩子们会连忙跑出去。[87]他们在烧毁的货车残骸里爬来爬去，把生锈的弹簧床垫当作蹦床，或者在瓦砾中被遗弃的浴缸里捉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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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时候，迈克尔都在想关于鸽子的事。自19世纪开始，鸽子在爱尔兰便被视为“穷人的赛马”。[88]是迈克尔的父亲和哥哥们让他了解了鸽子。从他记事起，家里就一直在养鸟。迈克尔会步入交战区域寻找栖息的鸽子。发现它们后，他会脱下夹克衫当作网把鸽子蒙起来，接着将这些温暖又紧张的动物偷偷带回自己的卧室。[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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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冒险的时候，迈克尔有时会小心地经过一些废弃的房屋。他不清楚里面潜藏着怎样的危险，里面也许有擅自入住的人，也许藏着准军事组织，也可能暗藏炸弹（他所知的只有这些），然而他毫不畏惧。有一次，他碰到了一间老磨坊，磨坊的门面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迈克尔和一个朋友从前面爬了上去，想看看有没有鸽子在里面栖息。当他们爬到上面一层楼时，突然发现面前有一队英国士兵在那里安营扎寨。“不准动，否则我们开枪了！”士兵们一边大喊一边将步枪瞄准迈克尔和他的朋友，直到他们爬回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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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福尔斯路戒严一年后，迈克尔的父亲开始体重骤减。最终亚瑟变得极度虚弱，并伴有严重的颤抖，这令他连一杯茶都端不起来。[90]后来他终于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发现自己得了肺癌。[91]客厅成了他的卧室，晚上迈克尔能听到他痛苦地呻吟。[92]亚瑟于1972年1月3日去世。当迈克尔看着父亲的棺材落入冰冷的地下时，他心想不可能再有更糟的事情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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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四 地下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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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一天，杜洛尔丝·普赖斯和母亲克丽茜走在贝尔法斯特的街上。她们经过一处拐角时发现了英军的一个检查站，许多行人在那里接受盘问和搜查。克丽茜放慢脚步低声问道：“你带什么东西了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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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杜洛尔丝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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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身上带东西了没有？”克丽茜语气更加强烈地再次问道。杜洛尔丝能看见远处有年轻人被按在装甲车上，在士兵的命令下脱掉夹克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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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克丽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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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拿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小心地将它递给母亲。克丽茜把它藏在了自己的外套里。她们到达检查站后，杜洛尔丝被要求脱下夹克衫，而年长的克丽茜则顺利放行。回到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的家后，克丽茜细心地给枪支做了清洁，为每一块金属部件涂上油。接着她用袜子把枪套起来，埋在了花园里。随后，共和军的一名军需官顺道来挖掘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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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老妈愿意加入吗？”他半开玩笑地问杜洛尔丝，“她藏家伙的本事可是一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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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斯路和尚基尔路大致平行地通往贝尔法斯特中心，虽然越靠越近却从不相交。[2]福尔斯路是天主教徒的要塞，尚基尔路则是新教徒的据点。这两条要道之间连接着一些与其垂直交叉的狭小街道，以及一排排有着相同特色的连栋房屋。在每一条起着连接作用的街道上，新教和天主教都会在某处划分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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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9年的暴乱中，社区周围到处设起了路障，正式划分两个教派的地理势力。最后这些路障被所谓的和平墙取代，也就是将两个社区分开的高大屏障。[3]两派的飞地由其准军事组织各自管辖，十几岁的哨兵在边界线上站岗。北爱尔兰问题出现的时候，共和军实际上已近消亡。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共和军沿边境进行了一场失败的运动，其行动几乎没有得到天主教群体的任何支持。到了60年代末，都柏林共和军领导层的一些成员开始质疑武力在爱尔兰政治中所起的效用，并采取了一种更加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提倡以和平抵抗的方式推进政治改变。共和军组织日渐式微，等到1969年夏天暴乱发生时，贝尔法斯特只剩下大约100名共和军成员。[4]其中许多是像杜洛尔丝的父亲艾伯特·普赖斯一样在过去的行动中积累下丰富经验的老手，但他们都年事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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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支军队而言，他们明显缺乏武装。[5]共和军在1968年做了一个极其不合时宜的决定，他们将剩余的部分武器卖给了威尔士自由军。组织内仍有人懂得如何制造粗制炸药，但在人们的印象中，相比于袭击他们的目标，共和军的炸弹手似乎更擅长将自己炸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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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处于弱势的北爱尔兰天主教群体都会在教派斗争期间寻求共和军的保护。然而当1969年冲突爆发时，共和军却无力阻止仗势欺人的保皇派放火将天主教徒赶出家门。遭到驱逐后，有些人开始提出，共和军的简称“IRA”实际上代表“I Ran Away”，即“逃跑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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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法斯特有一个派系想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重燃共和军的身份，推动暴力变革。[8]1969年9月，共和军指挥官利亚姆·麦克米伦在塞浦路斯街召开了一次领导层会议。麦克米伦因组织在暴乱期间未能保护社群而广受责难。21名武装人员闯入了会场，领头人是传奇的共和军街头霸王比利·麦基。麦基出生于1921年爱尔兰分裂的数月后，他在15岁时便加入了共和军青年团。自那以后的每个十年里，他都蹲过监狱。[9]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麦基每天都会参加弥撒，并且身上永远带着一把枪。[10]他有着淡蓝色的双眼，以及狂热分子的坚定信念。“你这个都柏林的共产党，我们决定让你滚蛋！”他朝麦克米伦吼道，“你不再是我们的领袖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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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普赖斯的老友——作家布伦丹·贝汉——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在爱尔兰共和派的所有会议上，第一项议程永远是分裂问题。[12]在杜洛尔丝看来，共和军的分裂已无可避免。[13]到了1970年初，一个独立组织成立了。他们被称为临时共和军，明确以武装斗争为宗旨。老共和军则更名为正式共和军。在贝尔法斯特街头，人们通常能从外表将他们区分开来。正式派会将纪念性的复活节百合用黏合剂粘在衬衫的胸部，而临时派则会更加地道地用别针将纸百合别在胸前。1971年，有44名英国士兵被准军事组织杀害。[14]然而即便共和军的两个派系加强了和保皇派团伙、皇家阿尔斯特警队以及英军的战斗，他们如今也开始彼此兵戈相向，互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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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斯顿是杜洛尔丝·普赖斯长大的地方，它位于福尔斯路的上方，处在遥望整座城的平顶的黑山脚下。1969年，随着时局的冲突愈演愈烈，正常的生活被迫中止。孩子们去学校的路上已不再安全，于是许多人不再上学。杜洛尔丝有两个姨妈住在其他地区，后来被放火赶出了家门，搬到了她所在的社区。[15]英军频繁突袭安德森斯顿，搜查共和军嫌疑犯或者他们的武器。[16]当地的一栋房子兼具炸弹学校的作用，临时共和军的新兵可以在这个秘密炸药厂里学习如何操纵装置和处理引燃材料。[17]当地居民厌恶军方的突然袭击。那些身穿制服的武装人员代表着英国政府，他们的出现只是让贝尔法斯特人更确信自己的城市遭到了侵占。[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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