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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军的有些行动中，女人会拿自己的性魅力当作武器。对于爱尔兰共和妇女会中一些更加传统而保守的女性而言，承担这种任务的女人是可怕的，甚至有些可耻。妇女会的一些老兵把这些前线的共和军女性称为“军妞儿”，并暗讽她们淫乱。[69]作为战斗策略，共和军的女性有时会设所谓的美人计。她们在城内的酒吧搜寻毫无戒备的英国士兵，然后将他们引入埋伏。1971年的一天下午，三名未执勤的苏格兰士兵在贝尔法斯特市中心喝酒，有几个女孩过来邀请他们去参加派对。[70]三名士兵的尸体后来在郊外一条偏僻的路旁被发现。[71]他们似乎在去派对的路上停车小便时被人朝头部开了枪。普赖斯姐妹鄙视这种行动。[72]杜洛尔丝特别要求组织不向她指派美人计的任务。战争有战争的规矩，她坚持道：“士兵应该死在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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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化身为激进暴力的场景或许让人觉得十分新奇，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种人物已经在革命进程中找到一席之地。[73]1969年，当贝尔法斯特激战正酣时，一个名叫莱拉·哈立德的25岁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一架从罗马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这次行为举世瞩目。哈立德更改航向飞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成为有史以来首个劫持飞机的女性。她几乎成了新交战状态的代言人。其照片被刊登在印刷精美的杂志上，她双眼黝黑，阿拉伯头巾下露出高高的颧骨，手中紧握一把冲锋枪。[74]几年后，在一张著名的照片中，美国赫斯特媒体帝国的女继承人帕蒂·赫斯特头戴贝雷帽挥舞着一把锯短的卡宾枪。[75]杜洛尔丝·普赖斯的一位好友表示，那几年的“叛军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着她。[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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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普赖斯姐妹的故事开始在驻扎于贝尔法斯特的英国士兵中流传，到访的战地记者也开始对她们进行报道。[77]外界将她们夸张地喻为“夺命美人”，说她们把突击步枪“藏在喇叭裤的裤腿里”，冒险进入贝尔法斯特的穷街陋巷。[78]人们传说玛丽安是一名专业狙击手，英国士兵给她冠上了“寡妇制造者”的名号。[79]杜洛尔丝则被媒体形容为“阿尔斯特最危险的年轻女性之一”。[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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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难判断这些民间传说到底是真是假。其中有些是大动乱时期人们为了寻求刺激偶尔散布的性谣言。[81]一个长久以来处于守旧和压抑状态的社会突然以最极端的方式产生了分裂。性解放所潜藏的威胁和准军事组织造成的混乱都集中在了两个虚构的携带武器的长腿女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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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倘若这种印象从某种程度而言是对战场的一种幻想，那么投射这种幻想的关键人物之一便是杜洛尔丝·普赖斯本人。“你想参观一下我们的炸弹工厂吗？”1972年她对一位造访的记者问道，并说，“《巴黎竞赛画报》杂志上周来这里拍过照片。”[82]来自德里的埃蒙·麦卡恩，也就是在伯恩托莱特游行中和普赖斯成为朋友的那位积极分子，仍会不时和她见面。[83]她从未向他明说自己加入了临时共和军，但麦卡恩心知肚明。这让他感到沮丧。他迫切希望爱尔兰发生革命性的改变，但他确信这一目标不可能通过暴力实现。他告诉那些已经参与武装斗争的朋友：“你们的努力将无法收获对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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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恩和普赖斯见面时总会被她纯粹的魅力所震撼。他自幼认识的大多数共和党女性都是一副严厉而虔诚的样子——不说跟圣母玛利亚一样，但跟端起枪的圣母形象就差不多了。普赖斯姐妹却截然不同。杜洛尔丝一向打扮得十分优雅，头发和妆容无可挑剔。“她们都是时髦的女生，”麦卡恩回忆道，“并不是目光冷淡的辩论能手或者狂热分子。她们脸上总带着笑。”那时，贝尔法斯特有一家名为“疯狂价格”（Crazy Prices）的折扣商店，于是朋友们自然而然将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姐妹称为“疯狂普赖斯”（Crazy Prices）。[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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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的警察清晨6点闯入了普赖斯一家位于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的房子里，并宣称因怀疑杜洛尔丝加入非法组织而要将其逮捕。[85]“让她先吃早饭，否则休想带她走。”克丽茜说道。警方被这个身材虽小但气场强大的女人震慑住了，于是同意等她。克丽茜吩咐女儿去化好妆。这是在为杜洛尔丝争取时间，好让她能急中生智。杜洛尔丝准备好出发后，克丽茜穿上了通常只在特殊情况下才穿的毛皮大衣。“我跟她一起去。”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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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会儿，杜洛尔丝觉得很尴尬。她心想，我都参加共和军了，我妈竟然要陪我一起被捕。但她们还是去了。杜洛尔丝在卡斯尔雷警察局接受审问。不过她知道规则，而且没有向警方透露任何信息，只是不断重复道：“我无话可说。”最终她被无罪释放。要指控杜洛尔丝并非易事：毕竟她还在上学，不仅成绩优异，而且考勤记录良好。在她们离开警局之前，克丽茜驻足对警察给她女儿拍的入案照片欣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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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我能要了吗？”她面无表情地问，“拍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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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筹措资金的新方案，临时共和军开始抢劫银行。许多银行因此遭殃。1972年的一个夏天，三个面带稚气的修女走进了贝尔法斯特的爱尔兰联合银行。正当这个分行准备歇业时，三名修女从长袍下拔出枪，接着持枪抢劫了银行。[86]这三名劫匪分别是普赖斯姐妹和另一名女志愿军。[87]初次盗窃的一个月后，有三名女性步入同一家银行再次进行抢劫。（这些盗贼的身份从未被查明，可你禁不住猜想普赖斯姐妹是否故地重游了一回。）[88]还有一次，杜洛尔丝劫持了一辆邮局货车，因为共和军得到的情报称里面运送有大量现金。[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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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杜洛尔丝和同伴们不断出生入死，但这对她们而言却有一种冒险的刺激。她们觉得自己是全然失序的社会里逍遥法外的逃犯。詹姆斯·布朗和杜洛尔丝是亲近的共和军战友，当监狱里的詹姆斯因为阑尾破裂被送往安特里姆的一家医院时，普赖斯姐妹实施了一场大胆的营救任务。她们突袭医院后迫使警方缴械，并协助布朗成功逃走。[90]姐妹俩设法逃脱了军方和警察的逮捕，这称得上一个小小的奇迹。无论什么时候接受审问，她们都能表现出一副文静的天主教女学生的模样。或许这种能力足以让她们蒙混过关。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严重暴乱本就让当局难以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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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共和军的队伍里不乏有趣的人。[91]杜洛尔丝和比她年长的乔·林斯基相处融洽。林斯基在福尔斯路附近的卡文迪什街长大，并且在将近40岁的年纪仍和父母与妹妹住在一起。20世纪50年代期间，林斯基在波特格兰侬的一座修道院接受修道士培训，他立誓保持沉默，并在黎明之前起床祷告。[92]然而他最终离开修会加入了共和军。[93]在修道院度过青春期的经历让他有点像个孩子。年轻的志愿军认为他像个怪人[94]，他们都叫他“疯狂修士”。[95]然而他目光柔和、温文尔雅，杜洛尔丝变得非常喜欢他。[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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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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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结交的另一个人名叫格里·亚当斯。亚当斯又高又瘦，来自巴利墨菲，曾在一家名为约克公爵的酒吧做酒保。[97]约克公爵位于市中心，酒吧内的天花板很低，最受工党领袖和新闻工作者的欢迎。与普赖斯一样，亚当斯的家庭也有着卓越的共和党背景[98]：他的一位叔叔曾和普赖斯的父亲一起逃出德里的监狱。最初，亚当斯是当地一个委员会的活跃分子，该委员会曾反对建造帝维斯公寓。[99]他从未上过大学，但却极其能言善辩。他头脑机敏，善于分析，就像杜洛尔丝一样。他比她早几年加入共和军，并且已经在贝尔法斯特的领导层快速晋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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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小时候就和亚当斯见过面。那时他们都还小，她常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他和家人坐同一辆车去参加伊登塔贝尔或波登斯顿的共和党庆典。但如今他再次出现时已然扮起了煽动叛乱的角色。普赖斯第一次认出他的时候，他正站在一辆卡车的后面对着一群人演讲。她惊呼道：“格里以为自己是谁啊？居然对着众人演讲。”[101]普赖斯觉得亚当斯非常有趣，还有些可笑。他是个“笨手笨脚的家伙，戴着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她这样回忆道，他是个沉默而警惕的人。[102]普赖斯热情奔放，但她发现很难跟亚当斯展开交谈。他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神态，并亲切地称呼她“小孩”，可他只不过比她大两岁。普赖斯协助詹姆斯·布朗逃出医院的次日，亚当斯表达了对其行动安全的担忧：“报纸上说闯入医院的女性没有进行伪装。”他低声抱怨，并责备道：“希望这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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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向他保证报纸上的描述并不准确。因为她们姐妹戴了金色假发，涂了鲜艳的口红，还围了花哨的头巾，“就跟冰球比赛上的两个荡妇一样”。亚当斯很拿自己当回事啊，普赖斯心想。不过她可以嘲笑任何人。为了安全起见，亚当斯从不在自己家过夜，而是睡在共和军不同的临时营舍里，其中有些根本不是住宅，而是当地的一些商家。他最近开始在西贝尔法斯特的一家殡仪馆过夜。[103]这让普赖斯觉得很滑稽，她开玩笑说他睡在棺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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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日子，”她后来说，“我应该感到惭愧，竟然觉得这很好玩。”[104]但事实就是这样。她刚满21岁。放在别的人家，父母或许会不赞同杜洛尔丝和玛丽安的所作所为，然而对艾伯特和克丽茜·普赖斯来说，他们认为两个女儿不过是在继承家族的传统。与此同时，尽管你可以对一个人攻击另一个人的行为进行谴责，但你不能责怪那个出手反击的人。“临时共和军是由最初为了抵挡那群保皇派而设置路障的人建立的，”艾伯特当时解释说，“我们最开始用石头攻击他们，可他们有枪。所以我们的人不得不到处找枪。要是就这样任人宰割，我们岂不成了十足的蠢货？我们先找来了一些猎枪，接着弄到了更好的武器。结果英国人又来了，他们本来应该保护我们，但却闯进我们的家里为所欲为。你能怎么办？你只能用炸弹去对付他们，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如果他们没有牵涉进来，今天的临时共和军或许不会存在。”[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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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英军遭到杀害，艾伯特会坦陈每个士兵同样都是人。“可他穿着军装，”他会指出，“那他就是敌人。爱尔兰人相信这是一场战争。”[106]他坚称自己反对死亡，但从根本而言这是手段和目的的问题。“如果我们能让爱尔兰变成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艾伯特·普赖斯总结道，“那么也许这一切都是值得的。”[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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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月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埃蒙·麦卡恩和一大群和平抗议者在德里集会。[108]仿佛是为了强调非暴力抗议的徒劳，英国伞兵竟然朝人群开火，最终导致13人丧命，并且有15人受伤。士兵们随后声称他们遭到了攻击，并且只朝持有武器的抗议者开了枪。[109]结果这些声明都不是真的。血色星期天，这场将被永远铭记的事件，极大地刺激了爱尔兰共和主义。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在邓多克听到了大屠杀的报道，这一消息令她们怒不可遏。[110]2月，抗议者在都柏林的英国大使馆纵火。[111]3月，伦敦暂停了不得民心的北爱尔兰的联合议会，并从威斯敏斯特对北爱尔兰进行直接统治。[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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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杜洛尔丝·普赖斯抵达意大利米兰进行演说，协助宣传北爱尔兰对天主教徒的压迫。[113]她控诉了“集中居住制度”以及民权的缺失问题。[114]“如果说是我的政治信仰引导我参与谋杀，我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115]她告诉一名采访者。她所采用的这种在句法上精心构思的托词，成了北爱尔兰问题时期人们描述自己参与行动的常见说辞。“如果我接到命令要除掉人民的敌人，我将毫无畏惧地服从。”杜洛尔丝在意大利露面期间有一张照片，她摆出一副逃犯的样子，用围巾将脸遮了起来。[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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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普赖斯，意大利《欧洲人》杂志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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