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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丹·休斯准备离家加入商船队时,父亲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绝对不要文身。”[40]水手文身的现象十分普遍。后来休斯发现自己经常在欧洲和远东的各种文身店里等待其他正在文身的伙伴。不过他遵循了父亲的要求。凯文从未对这一告诫给出任何具体的理由,只不过含糊地表示文身是一个“可辨识的标志”。但多年后布伦丹回想起那一刻时,他猜想父亲也许已经预感到他将来可能会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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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丹街的联络站里,休斯正在迅速失血,但不是因为枪伤。当他撞碎前屋的窗户冲进来时,碎玻璃切断了他手腕上的一条动脉。[41]联络站现在已经暴露,不能再待下去了。因此几名同伴协助休斯沿着人行道快速转移至不远处的另一间房子里。他急需医药治疗,但不可能去医院[42]:军方已经派人来要将他处决,也没有任何庇护政策能在就医期间保护他。另一个办法就是找医生来为休斯治疗,但这会造成其他的挑战。那些企图杀害他的人已经消失,但萨拉森装甲车还在街区巡逻,无疑是在找他。休斯被困在房子里,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鲜血随着每一次心跳从他的手臂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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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亚当斯和布伦丹·休斯后来的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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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小时过去,情况看起来不妙。接着格里·亚当斯出现了,他带来了一名医生。[43]亚当斯也许称得上布伦丹·休斯最好的朋友。他们相识于两年前。那是1970年的暴乱时期,当时亚当斯正在指挥暴动。休斯不记得亚当斯自己拿起过石头或者燃烧弹,不过他指挥别人的时候的确非常有效。在休斯看来,这就是亚当斯的角色——他是临时共和军的“首席战略家”,而休斯更像一个谋士。休斯大胆而灵巧,能操纵任何行动。亚当斯则能觉察宏观政治背景,以及冲突中的构造变化。就像留在战线后方的将军,亚当斯以不亲自参与暴力而闻名。假如一列满载阿玛莱特步枪的车队抵达街区,亚当斯会坐在“侦察”车里[44]——也就是没有任何武器的那一辆——休斯则喜欢跟着枪走。杜洛尔丝·普赖斯常常开玩笑说,她从没见过休斯不拿枪,也从没见过亚当斯拿枪。[45]在亚当斯眼里,休斯似乎永远在冲锋陷阵。他后来评论道,休斯在街头的伙计中有着“数量庞大的追随者”[46],并且他“凭直觉做出的正确行动能弥补其无法用政治语言发表长篇大论的任何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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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一评论让亚当斯显得有些清高,但却基本符合休斯认为自己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他把自己看作一名士兵,而不是政客。[47]他视自己为社会主义者,但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他自认是天主教徒,然而在亚当斯引用《玫瑰经》的内容并在每晚读《圣经》的时候,休斯却连弥撒都很少参加。有时休斯评论说,他对亚当斯抱有无比的崇敬,以至于就算他知道明天是星期一,但如果亚当斯告诉他明天是星期天,这也足够令他停下来再想一想。布伦丹的弟弟特里评论道,共和军才是布伦丹真正的家——而他的兄弟是格里·亚当斯。[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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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叫来的是当地一名心脏外科医生。[49]但由于来得十分仓促,他什么设备也没带。于是有人找来了针线和一把镊子,医生把镊子插入休斯手臂的伤口,摸索着抓取切断后嵌入肉里的血管末端。[50]最终医生用镊子的尖端夹住血管的断面后,把血管拉下来以便能仔细缝合。这个粗暴的过程是在医生近距离的注视下操作的,没有麻药可用,但休斯不能大声叫喊,因为军队还在外面的街上巡逻,试图找到他。医生处理伤口的时候,有那么一会儿,一辆萨拉森装甲车开过来正好停在了屋外,强大的引擎隆隆作响。屋里的人全都屏气凝神地等待着,不知道是否会有人端着步枪破门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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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的亲自到来对休斯而言意义深重,因为他是冒着风险这样做的。根据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特殊分队所言,亚当斯原本是临时共和军巴利墨菲分部的指挥官,后来晋升为贝尔法斯特旅的总指挥,也就是整座城中最高的共和军领袖。[51]他已经被当局盯上,后者对他的通缉比休斯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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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亚当斯对休斯怀有深切的忠诚。除了两人之间的真挚情谊,对亚当斯而言,重要的是当休斯开始“避风头”的时候,他仍留在贝尔法斯特街头,而不是逃离城市躲进乡村,或者跨越边境到共和国去。他本可以逃至边境另一边不远的邓多克,这个地方几乎成了共和党人藏匿的避难城,他们会坐在酒吧里喝酒打牌。[52]但休斯留在了城内,没有离开D连忠诚的战士们,并且他从未放缓疯狂的行动节奏。“当地人知道他在那儿,”亚当斯说道,“而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动力。”[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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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亚当斯救了休斯一命,这让休斯没齿难忘。[54]他原本可以派其他人来,但他没有这么做。等医生缝合好休斯的伤口离开后,亚当斯命令他的朋友离开贝尔法斯特出去潜伏一段时间。这显然是一次针对他的定点暗杀,对方无疑会再次对他下手。休斯不愿离开,但亚当斯很坚持。于是休斯去了邓多克,订了一间提供免费早餐的旅馆房间。可他并不安于休养恢复,他蠢蠢欲动,等不及要返回贝尔法斯特。最后他只待了一个星期——而鉴于当时事态发展的速度,这一个星期让休斯感觉度日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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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站在空房子对面时,几名持枪者从绿色货车里跳了出来。就在那间空房子里,有人发现了什么。昨天夜里,一队英国士兵就是在屋前半遮的砖墙后度过了一晚。准军事组织并不是唯一为了服务其战术目标而将当地房屋占为己用的组织。这间位于D连腹地的废弃房屋,被军方用作秘密观察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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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军方秘密的内部记录中,一份有关此次失败任务的简短报告被留存了下来。[55]为了官方记录的体面,这篇由军方撰写并已解密公开的文章承认士兵们装扮成平民参与了一场“抓捕行动”,而非定点暗杀。英军在D连自己的地盘上从那个隐藏的观察哨对布伦丹·休斯和他的同伴进行了监视。这次他们没有成功刺杀或俘虏休斯,但现在他们知道了他的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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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七 小个子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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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杜洛尔丝·普赖斯和格里·亚当斯一样,弗兰克·基特森出生于有着家族传统的家庭。他的父亲过去是皇家海军的一名上将[1],他的兄长也曾在海军服役,他的祖父加入过印度陆军。[2]基特森服役于英国陆军步枪旅,后来娶了一位上校的女儿。[3]不过当他在18岁成为一名士兵时,他的起点似乎有些太晚了[4]:那是1945年,基特森被派往德国。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剩下的唯一事情就是收尾工作。第三次世界大战尚无爆发的可能,所以基特森过起了绅士般的军官生活——看看歌剧、赛赛马、钓钓鱼——并努力压制心中不断冒出的怀疑,怀疑他也许已经错过了自己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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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他被派至当时仍属于英国殖民地的肯尼亚,协助镇压一场起义。[5]发动起义的叛军是神出鬼没的茅茅组织。当基特森为此次任务打包行李时,他最大的恐惧是当他抵达肯尼亚后,这场“殖民地紧急事件”可能已经结束。那么他将又一次在没有参与战斗的情况下被迫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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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多虑了。[6]抵达肯尼亚后,基特森立刻投入他所谓的“游戏”中。他是个有条理的人,所以他把自己的雄心写在了一张小纸片上:“为安全部队提供他们摧毁茅茅所需的信息。”他把纸片塞进了床边的《圣经》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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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特森矮小而健壮,下巴突出,双眼炯炯有神。他总是身体笔挺,仿佛在阅兵,走路的时候肩膀摇晃,让人感觉他的身材变得更高大了些。他戴着一顶流苏装饰的军帽,帽子下的脱发现象日益严重。[8]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照片里鲜有摘掉帽子的样子。他说话稍带鼻音,而且喜欢用跟体育相关的词汇,比如用“下网”来形容别人,以及其他交际性的表达方式。[9]人们知道他不爱闲聊。[10]军队里流传着一个关于基特森的故事(几乎肯定属杜撰,但能说明他的特点),说的是一次晚宴上,基特森一位同事的妻子坐在他旁边,对方称她跟朋友打赌能让他“至少说六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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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经输了。”基特森回应道,接着整个晚上没有再跟她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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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亚,他发现自己身处全新的森林环境中。执行夜间任务之前,他会在手和脸上涂上黑色颜料,并戴上一种古老的非洲丛林帽来完善伪装。他认为这种“涂黑”的办法能让他在距离远光线差的情况下被错认为当地人。[11]基特森就像英国作家吉普林作品中的人物,会钻入荆棘丛里寻找神秘的茅茅。当他在茂密的矮树丛里艰难前进时,他意识到人竟然可以如此迅速地适应最为陌生的环境。他有一本书记述了自己在肯尼亚的经历,其中写道:“最初的片刻一切都很陌生,但过了一会儿正常生活反倒变得陌生起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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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基特森碰到一群从头到脚用白袍裹起来的肯尼亚人。他们的脸完全看不清,白袍只在其眼睛、鼻子和嘴巴的部位留出了缝隙。当基特森询问这些陌生人的身份时,他得知这些人是茅茅,他们受到引诱背叛了自己的叛军伙伴,转而跟英国陆军合作。在白袍的掩护下,他们可以对一群犯人进行观察,然后告诉主事的英国人谁是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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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特森恍然大悟,这是个决定性的时刻,让他初次了解到“策反”的概念。[14]他很快意识到这一理念可以被拿来用作高效的武器。基特森明白,高质量的情报对镇压叛乱至关重要。而获取情报的方法之一,就是诱使部分叛军转变立场。他开始深入思考一个人如何能最有效地说服叛军出卖自己的同胞。显然,信任是关键因素,同意帮助敌人无疑是将自己的性命交到敌人手上。但信任的纽带可以培养。当基特森想争取某个新成员作为自己的特务时,他会带上他一起巡逻。深入丛林之后,基特森会把他的手枪交给对方,自己只留一把大砍刀。这是个冒险的举动,但基特森相信把武器托付给特务能向他传达一个信息,告诉他“他绝对属于这个队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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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最终镇压了叛乱,但却付出了惊人的生命代价。[16]谁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肯尼亚人遭到屠杀,但人数可能达到几十万。大约有150万人被扣押,其中许多关在拘留营里。[17]审问期间,茅茅嫌疑犯被施以电击、烟烫,以及各种骇人听闻的性虐待。[18]这场残酷的战役过后,英国人还是于1963年从肯尼亚撤离。然而在英国国内,打击茅茅的行动被盛赞为一场巨大的胜利。1955年,基特森以其“在肯尼亚杰出的英勇表现”被授予十字勋章。[19]“我猜想自己的部分好运是不是因为,比起有些指挥官,我的思维方式更接近恐怖分子一点。”他事后沉思道,“我好奇自己吸收了多少非洲人的心态。我是不是变得残酷无情、不可信赖了?这还只是他们不讨人喜欢的一部分特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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