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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点，午饭时间刚过，伦敦《泰晤士报》总部响起了电话铃声。[3]一位名叫伊丽莎白·柯蒂斯的年轻女性刚开始在新闻桌前工作，她拿起了电话。她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对方说话的速度非常快，带有浓重的爱尔兰口音。起初她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接着她意识到他正在快速地描述几辆车的特征和地点。他只讲了一分钟，尽管她仍然很困惑，但还是尽可能多地记下了他的话。那个男人在挂电话之前说道：“炸弹会在一小时后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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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哈克比是一名记者，那天他在新闻编辑室值班。[4]他听到了柯蒂斯向同事口述有关炸弹的具体信息。她提到的最近的地点是伦敦的中央刑事法庭——老贝利，离《泰晤士报》总部不远。哈克比冲出办公室，他要寻找一辆绿色科蒂娜旅行轿车。[5]假设柯蒂斯的转述没错，那么它的车牌号应该是YNS 649K。哈克比下午2点离开办公室，几分钟后到达了那座重要的石筑法院。建于世纪之交的老贝利审理过许多著名的案件。这座厚重的石造建筑有一个高大的穹顶，上面立着一尊正义女神的铜像。她伸展双臂，手持一把剑和一架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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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周围停有几十辆车，哈克比开始查看他是否能找到那辆科蒂娜。没过多久，他认出了停在法院正前方的一辆车。[6]那是一辆绿色科蒂娜旅行轿车，车牌号YFN 469K。足够接近的特征使他确信这就是他在找的那一辆。他透过车窗望向车内，发现地上有一副黑色手套和一个喷雾罐。哈克比等待着警察的到来。在一段似乎无比漫长的时间过后，终于有两名警察在2点33分抵达，并查看了那辆科蒂娜。他们开始疏散附近的人，在路上拉起了警戒线。[7]哈克比躲到距科蒂娜二十多米的一个门口继续等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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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把炸弹行动带到英格兰的计划是杜洛尔丝·普赖斯的主意。共和军在整个爱尔兰的商业中心引爆了数百枚炸弹。如果其目的是对经济造成沉重打击，那么这个计划成功了。然而它导致了极其严重的附带性破坏。对北爱尔兰的平民而言，不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日常的爆炸事件令生活变得难以继续：就连上街买鸡蛋这种琐碎之事都能突然之间变成生离死别。共和军或许并不希望造成平民伤亡，但平民的伤亡确实存在，而且不在少数。这些死伤的人中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血色星期五”就是一场极其重大的灾难，但却一点也不特别——在无数小规模的炸弹行动中，人们失去了四肢甚至生命。秉持爱尔兰民族独立主义的温和派也因此逐步放弃了对暴力运动的支持。最糟糕的是，由于爆炸造成的毁坏及死伤基本局限于北爱尔兰，它似乎并未引起其预定目标——英国人——的强烈关注。对于笼罩北爱尔兰的这场灾难，远在爱尔兰海另一边的英国公众仿佛只有模糊的了解。[9]这是一次用荒唐的战略进行的个案研究：爱尔兰人企图错误地利用炸死自己人的方法来伤害英国人，而英国人却根本没有注意到。这让普赖斯感到恼火。“这也是他们的战争，”她会在行动的间隙坐在联络站里对“无名氏”的首领小帕特·麦克卢尔抱怨，“我们只是战争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属于他们，所以也要在他们的领土上作战。”[10]她确信，“一次短促而猛烈的打击——直插英国的心脏——要比在爱尔兰北部的任何地方实施20次汽车炸弹行动来得更有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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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恩·马克·斯蒂奥芬听取情况后同意了这个办法。于是普赖斯和麦克卢尔以及格里·亚当斯开始计划用燃烧弹进攻伦敦。[12]制好燃烧弹后，共和军将它们偷运到了伦敦。他们的想法是让一组女孩乘飞机去，把燃烧弹放置在牛津街的多个百货商店。然而还未等炸弹安放就位，他们就发现装置里的酸性物质泄漏，导致炸弹报废。[13]因此，已经身在伦敦的普赖斯放弃了此次任务。她走到泰晤士河岸边，轻轻地将失效的炸弹逐个滑入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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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弹计划搁浅后，他们转而决定安置汽车炸弹。[14]贝尔法斯特旅敲定了这个主意。等到要为此次任务招募行动小组时，各个分队的志愿军在下福尔斯路的一间联络站集合了。[15]格里·亚当斯解释说，他们在计划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所有决定参与的志愿军将要离家一段时间。[16]亚当斯发言的时候，普赖斯在他椅子的扶手上坐着。为了确保行动安全，亚当斯面对大群体只是含糊地讲述了此次任务，没有提供任何具体信息。不过他强调，参与的每个人必须准备好面对严峻的形势。[17]“这可能是一次惊险的任务，”他说，“如果有谁不想去，现在就该起身离开。”[18]为了不引起注意，他让他们每隔十分钟依次从后门出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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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觉得亚当斯太夸张了。她怀疑隔十分钟的桥段是他从一本有关迈克尔·科林斯的书中学到的。[20]不过毫无疑问，大家开始起身往外走。“慢点儿，伙计们。别把我撞到了。”[21]普赖斯讽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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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人离开后，大约有十个人留了下来。[22]其中包括普赖斯的朋友兼“无名氏”战友休·菲尼。他很有学问，戴着眼镜，才20岁出头。菲尼将作为军需官负责行动中的所有支出，组织交给了他一卷厚厚的5英镑纸币。还有格里·凯利，一个来自下福尔斯路的英俊青年，这是普赖斯第一次和他见面。[23]他原本因抢劫银行被判入狱，后来从监狱逃了出来，一直处于潜伏状态。[24]普赖斯认为他是个出色的小伙子。[25]当然，还有玛丽安。玛丽安永远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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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非常年轻，可以说还是孩子。[26]小组中年龄最大的是29岁的威廉·阿姆斯特朗。他是一名玻璃清洁工，总是把头发光滑地梳向背后。最小的成员是罗辛·麦克尼尔尼，这个18岁的女孩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她半年前加入了临时共和军，在此之前是一名打字员。[27]她还跟父母住在一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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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无名氏”的首领，小帕特希望由聪明人来带领行动[29]，所以他挑选了杜洛尔丝带队。[30]用杜洛尔丝自己的话来说，她被任命为“整个行动的指挥官”。向她汇报的有两位副官——休·菲尼和玛丽安·普赖斯。这些成员谁都没有任何在敌方阵线作战的经历。[31]于是，小帕特安排他们过境，接受有关炸药和定时器的强化训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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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蕾迪姨妈已经以身试法，共和军制造炸弹的技术危险而不精确。布伦丹·休斯讲过其曾祖父的故事：爱尔兰独立战争期间，正当他朝一辆装甲车投掷手榴弹时，它突然引爆并炸断了他的手臂。[33]最近几年，由于临时共和军利用一切机会进行练习，他们制造炸弹的技术得到了极大改进。这并不是说共和军的志愿军不再被自己的炸弹炸飞，这种情况仍然会发生；而是像一位作家评论的那样，这些不幸事件起到了残酷的“优胜劣汰”之用，将不合格的造弹匠剔除。[34]躲过劫难的都是更加小心谨慎的人。最终，临时共和军造就了一批传奇的炸弹制造者。他们逐渐创作了一份55页的详细说明，供未来的炸药专家学习，里面教授了如何利用各种各样的家用器具制作饵雷——蜡油和晾衣夹，以及啤酒罐做的钉子炸弹，由一根吸管充当引线。[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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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炸弹于1972年初首次在北爱尔兰问题中被采用，它代表了一次可怕的尝试。因为在此之前，大多数炸弹的规模因其绝对的重量而受到限制，只有少数准军事组织成员能搬动它。把炸弹藏在车里，意味着你能装载大量炸药，然后只要把车开到目标地点就可以离开。在繁忙的商店放置手提箱或者塑料袋则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汽车是绝佳的伪装，因为它们随处可见。[36]“汽车炸弹提供了高效的容器和高效的运载系统，”西恩·马克·斯蒂奥芬于1975年写道，“不论是行政、工业，或是经济方面，它在任何行动中制造的破坏都要严重得多。而且只需要更少的志愿军，就能把它放置到目标地点。”在贝尔法斯特街头，一辆无人照看的空车，无论里面究竟是否藏有炸弹，都可能导致人们因恐慌而逃走，并引来当局进行查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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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共和军在贝尔法斯特持枪抢劫了六辆车，然后将它们开往爱尔兰共和国。[38]等到这些车于3月在都柏林街头重现时，它们已经被重新喷漆并装上了假牌照。[39]最终，只有其中四辆车会抵达英格兰：一辆福特海盗船、一辆希尔曼猎人、一辆沃克斯豪尔·维瓦——以及那辆绿色福特科蒂娜。[40]每辆车上都小心地安装了一个巨大的燃烧装置，包括藏在塑料袋里的一百多磅粉状炸药，以及一份条状硝铵炸药。[41]所有炸弹都藏在后排的车座下，一条长长的导爆索连接着炸药和副驾驶座下的盒子，里面装着由家用闹钟改装而成的定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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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行动的一个月前，杜洛尔丝·普赖斯前往伦敦执行了一次考察任务。[42]同行的还有她的小组成员马丁·布雷迪，他身材魁梧，眉毛浓密。布雷迪曾在伦敦西区的一家餐厅工作，对这座城市很熟悉。“无名氏”自己选择了目标，随后递交贝尔法斯特领导层请求批准。[43]格里·凯利后来解释道，这些目标经过精挑细选，目的在于“引起特别的政治问题”。[44]英国公众或许已经对来自北爱尔兰的悲惨头条新闻见怪不怪，但发生在伦敦市中心的一系列爆炸案将改变这一切。共和军的行动时机同样别有用心。他们挑选了北爱尔兰的公投日，人们在当天就北爱尔兰是否应该继续属于英国一事进行投票表决。凯利认为，这次任务的目的，在于让英国人认清“殖民主义的现实”。[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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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小组成员兵分两路。休·菲尼领导第一组成员，驾驶科蒂娜和维瓦登上都柏林开往利物浦的渡轮，穿越爱尔兰海。第二天，由玛丽安·普赖斯带队的第二小组驾驶的是海盗船和希尔曼猎人。然而当渡轮抵达利物浦后，猎人车在经过海关时被拦了下来。[46]检查人员发现，这辆车的牌照似乎有些不对劲。[47]开车的是马丁·布雷迪，年轻的罗辛·麦克尼尔尼坐在后面。[48]检查人员怀疑，他们可能想逃过进口关税将这辆车从爱尔兰共和国偷运到英国。[49]双方交谈的时候，麦克尼尔尼在车后座上忐忑不安，越来越紧张。[50]她借口说要上厕所便下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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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分钟她回来的时候，对布雷迪进行盘问的检查员被叫去处理一辆阻碍交通的卡车。[51]两名年轻的共和军在原地等待，不确定检查员回来后会怎么做。不过现在他们也妨碍了交通，于是另一名海关官员不耐烦地将他们放行了。依据原计划，剩余两辆劫持来的车本该随后登上另一艘渡轮，这样一共将有六辆车进入伦敦。但在经历了海关的惊心动魄后，小组成员生怕当局已经得到风声，他们向爱尔兰发回消息，告诉同事不要运送最后两辆车。[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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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组的领队，杜洛尔丝·普赖斯没有乘坐渡轮。她用假名字巫娜·德夫林坐飞机从都柏林出发。[53]到了3月7日星期三，所有小组成员已全部潜入伦敦。[54]他们把载有危险货物的汽车停在了公用车库，接着入住了不同的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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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计划很简单。第二天一大早，小组成员将把车开到市区的四个地点就位：白厅的英国陆军征募中心、迪恩·斯坦利街道的英国三军广播服务大楼、新苏格兰场，以及老贝利。他们会事先发出电话警告。[55]有了死伤惨重的“血色星期五”作为前车之鉴，高层命令小组成员避免平民伤亡。[56]他们会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前发出警告，闹钟定时器将在整整一小时后触发爆炸。那个时候，普赖斯和其他人都已经回到了爱尔兰——他们将于早上晚些时候从希思罗机场乘飞机返回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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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等小组成员全部入住各自的旅馆后，他们对目标地点进行了侦察。“你们要装作互相不认识，”普赖斯告诉他们，“如果在街上碰到，你们要假装从来没有见过对方。”[57]她着重补充道：“不许沾酒。”日落之前，普赖斯让所有人前往特拉法加广场，在英国国家美术馆的柱廊集合。[58]他们要对计划进行最后的确认，并分发第二天的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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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们晚上自由安排。你也许认为，在多人协作对一座重要城市进行恐怖袭击的前一天晚上，参与者会利用最后的时间进行焦急的准备。但或许是出于年轻，又或许是因为他们近乎幻觉般狂热的正义感，普赖斯和她的同胞们对于即将执行的任务的严重性和潜在的后果仿佛漠不关心。况且，他们在伦敦，这座城市比他们的家乡更大更无拘无束。它是英帝国的心脏，没错，但伦敦无疑也是一个有趣的地方。于是这些年轻的恐怖分子决定去观光。[59]罗辛·麦克尼尔尼去了一趟白金汉宫。有些男组员无视普赖斯的警告跑去喝酒，其中一人喝到烂醉如泥，最后被同伴背出了酒吧。[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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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的品位更高一点，她和玛丽安去了剧院。休·菲尼后来也跟去了，不过他迟到了，因为他想对汽车炸弹进行最后一次检查。他们谁都不觉得，在实施炸弹行动的前一晚上剧院有任何不妥。相反，菲尼认为，如果明早出现任何差错，他们要等很久才有机会看一场好戏了。[61]巧合的是，他们的伦敦之行恰好赶上皇家宫廷剧院的作品《自由之城》，这是由爱尔兰剧作家布赖恩·弗里尔创作的新剧。[62]这部戏由艾伯特·芬尼导演，它讲述了一个虚构但时下备受关注的故事，并和杜洛尔丝·普赖斯产生了极大的共鸣：三位民权抗议者在德里的市政厅躲避催泪弹和橡胶子弹——伯恩托莱特桥的游行遭遇伏击的前一晚，伊恩·佩斯利和邦廷少校就是在那里煽动追随者的。剧情随着一个误会急转直下。和平的抗议者躲在市政厅内寻求庇护，与此同时，外面的媒体和英军却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持枪侵占市政厅的恐怖分子。这部戏的部分灵感来源于“血色星期天”，布赖恩·弗里尔亲眼见证了那场屠杀。戏剧讲述了北爱尔兰的和平民权运动是如何在疯狂、虚假和误会中被扭曲为暴力冲突的故事。[63]剧中的三名示威者最后死在了英军的枪口下。为了呼应“血色星期天”之后的包庇事件，剧中成立了特别法庭进行调查，并判定军方开枪属正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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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伦敦的观众而言，这是一个微妙的题材。剧场的观众寥寥无几，而且显得很不自在。[64]剧中有三位主演，包括一名年轻演员斯蒂芬·雷。他后来评价称，伦敦观众对于这部戏的反应“冰冷而无知”。[65]虽然雷是皇家宫廷剧院的一颗新星，但却是土生土长的贝尔法斯特人。他拥有迷人的外表，温和的面容衬托着探询的目光，蓬乱的黑发总像刚刚从床上起来一样。说来也巧，他和杜洛尔丝·普赖斯彼此认识：雷曾在皇后大学求学，20世纪60年代末，他们在民权运动期间相识。[66]后来他们失去了联系，普赖斯加入了临时共和军，而他成了一位著名的明星，在都柏林和爱丁堡参演戏剧，后来加入了皇家宫廷剧院公司。然而此刻，就在杜洛尔丝·普赖斯准备用炸弹袭击伦敦的前一晚，她竟然看着这个风度翩翩、聪明而迷人的年轻人扮演被误认为是共和军的民权示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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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手们安排了黎明之前的叫醒服务。他们起床穿好衣服，办理了退房手续。接着，趁着还有好的停车位，他们将车开到了既定地点。[67]当天的交通罢工为汽车炸弹创造了理想条件：因为停车规则暂时取消，警察没有理会那些通常会被拖走的车子。四辆车全部开到了各自的目的地：希尔曼停在陆军征募办公室，海盗船停在新苏格兰场，沃克斯豪尔停在英国三军广播服务大楼，科蒂娜停在老贝利。[68]到了7点30分，所有炸弹就位，定时器设置在当天下午2点50分引爆。[69]刚过上午10点，大部分组员登上了一辆从克伦威尔路前往希思罗机场的巴士，准备搭乘11点20分的飞机返回都柏林。[70]（普赖斯姐妹和休·菲尼将按计划乘坐稍晚一点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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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警察厅的警察那天也起得很早。[71]上午7点，当炸弹手们驱车前往目标地点时，特殊巡逻队在威斯敏斯特的加农路警察局收到了有关共和军即将发动袭击的情况介绍。[72]警察接到指示要出去寻找可疑车辆。上级特别吩咐他们在可能性较大的目标附近查看，比如政府大楼。[73]交通罢工增加了这项挑战的难度：就在他们需要伦敦市中心的车辆越少越好时，反而有大量汽车涌入城内。[74]那天上午晚些时候，两名巡警在苏格兰场巡逻时，发现一辆绿色海盗船没有纳税证。经过一番检查，他们发现这是一款1968年的车，但却装着1971年的牌照。他们留意到了另一个异常之处：车牌照通常只有两个钻孔，而这辆车有四个。[75]透过车窗，警察看见一根弯弯曲曲的白色细绳从前排座位延伸到车后座，有一部分掩盖在车内的地毯下。[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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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召集了一组拆弹专家，他们发现车后座下装有将近200磅炸药。[77]根据一名调查者评估，这是“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十分骇人”。[78]海盗船内散发着强烈的炸药味，盒子里的定时器正滴答作响。[79]其中一名炸弹专家抬起头，看到周围楼房的窗户边站满了观看他们作业的人。“让那些窗户边的蠢蛋赶快滚开！”[80]他吼道。拆弹小组的一名成员拿着连接定时装置的导爆索，与此同时他的搭档小心翼翼地将其切断。[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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