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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玛丽安和休·菲尼计划在12点30分搭乘爱尔兰航空公司的一趟班机。[104]等他们到达希思罗机场时，其余组员应该都已在返航的途中。然而当他们走进航站楼时，特殊部门的官员正等着他们。[105]“你们要飞往都柏林吗？”其中一名官员问，“请跟我来一下。”[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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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遭到了拘留，并被带往等候区接受盘问。但由于共和军计划让小组成员在所有炸弹还未爆炸之前离境，这些志愿军谁也没能编造出任何有丝毫说服力的借口。[107]有的说他们来伦敦是为了找工作[108]，还有的说他们住在贝尔格雷夫路，去当地一家酒吧喝醉了（这还算得上属实）。[109]他们给出的全是假名字——杜洛尔丝坚称自己叫巫娜·德夫林——同时否认彼此认识。[110]被问到炸弹的问题时，他们都面带愠色沉默以对。（有件事当时官方并不了解，他们后来才知道，炸弹小组有一名成员——也就是第十一个炸弹手——不见了。[111]其他人在机场被捕之前，他就溜走并潜入了伦敦地下。他的身份从未得到确认，当局也未能将他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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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也不打算告诉你，”玛丽安·普赖斯对审问她的高级警官说，“你无权把我关在这里。”[112]她继续拖延，不愿开口。已经过了下午2点，警探们知道时间所剩无几。他们向玛丽安追问其他炸弹的下落，可她就是不说。玛丽安的脖子上戴着一个盒式挂坠，她不断把它放进嘴里焦虑地咀嚼。跟她面谈的总督查突然意识到，那个挂坠可能含有某种类似氰化物的毒药。[113]他从她身上把它抢了过来，却发现那只是一个耶稣受难像。总督查越来越沮丧，骂她是个“邪恶的小疯子”，还说她要过很久才能重见天日。[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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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玛丽安·普赖斯什么也没说。她的举止有种机器人的感觉，就像出神了一样，其余的炸弹手也是如此。[115]警探们开始好奇，或许他们接受过一些有关如何对抗审问的指导。他们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件东西，就像被催眠一样全神贯注，什么也不说。[116]然而，快到下午3点时，玛丽安特意抬起手腕看了看表。[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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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查压住心中的怒火说道：“我是不是该认为其他炸弹的定时器刚刚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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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普赖斯笑而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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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厅街上，吃完午饭的人们正在怡人的天气里慢慢往回走。这时，警方终于发现了停在陆军征募中心的希尔曼猎人。[118]警察冲进周围的大楼让所有人撤离。距爆炸还剩五分钟时，皇家陆军军需部队的一名炸弹专家砸碎车窗爬了进去，他试图解除引爆装置。[119]但现在没时间了，他又爬了出来。他用系在一根长绳上的挂钩抓住连接定时器和炸药的引信，然后躲到一栋大楼的拐角开始拉引信。他遭遇了极大的阻力，于是请身边的一位警察队长帮忙。两人刚开始再次拉动引信，定时器的时针便走到了终点。[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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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簇火焰冲上了十几米的高空，希尔曼猎人被炸得支离破碎。[121]伴随一声沉闷的轰响，巨大的震颤将附近区域的人们从路面弹起。[122]方圆400米内，办公楼和商店的窗户全部被震碎。[123]爆炸的冲击波掀掉了警察头上的头盔，细小的玻璃和金属碎片朝四面八方飞去。[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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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爆炸的现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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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上方升起了一团乌黑的蘑菇云，刺鼻的烟雾如巨浪般在建筑之间翻腾。[125]一根煤气主管道的破裂造成了更多烟雾喷涌而出，以至于消防员赶到时燃起了熊熊大火，他们开始在灾难现场拉出水龙带。[126]人们的皮肤被碎玻璃划伤，在一片茫然中跌跌撞撞。[127]几十辆车被爆炸掏空，像纸片般拧作一团。[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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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的砰然巨响在整个伦敦市中心回荡。迪恩·斯坦利街上，当局刚刚找到并解除了第三枚炸弹，即英国三军广播服务大楼前的沃克斯豪尔·维瓦。[129]但等警方确认停在老贝利的那辆车时，已经为时太晚。一名警察跑向校车朝刚下车的孩子们大喊，让他们赶快逃命。[130]孩子们照做了，一边尖叫呼喊，一边朝一处拐角跑去。[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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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警方摄影师正在给科蒂娜车拍照，突然间他被甩到了街对面。[132]爆炸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乔治酒吧的外观被毁，酒吧间如同玩具屋里的房间暴露无遗。[133]一名警官在老贝利大楼内撤离陪审员时，被冲击波甩到了六米开外。[134]另一名警察正骑着自行车路过，结果被甩到了一面墙上，强大的冲击波扯掉了他的制服。[135]《泰晤士报》记者马丁·哈克比的脸和双手被割伤，后被送往圣巴塞洛缪医院。[136]人们血流满面，在浓烟中艰难前行，有的试图逃离，有的试图帮助其他人。[137]然而爆炸附近的整个区域都笼罩在浓密热辣的烟尘里，让人无法看清。[138]小学生们总算逃到了安全地带，但有许多受伤的人躺在人行道上。[139]遍地都是厚厚的碎玻璃，如同海边的沙砾，在人们的脚下沙沙作响。[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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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场景在北爱尔兰或许已经司空见惯，但却和伦敦格格不入。[141]对那些年纪足够大的目击者而言，这就像闪电战的昨日重现。两枚引爆的炸弹造成将近250人受伤，救护车匆忙赶来救治伤者。[142]偏偏不巧的是，那个星期不仅赶上了交通系统罢工，当地医院的非医疗人员也在罢工。尽管如此，当看到流血的患者被抬进急救室时，人们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跑进医院提供帮助。[143]58岁的弗雷德里克·米尔顿是希尔盖特机构的看管者，就在老贝利隔壁。[144]他在爆炸中受伤，满身是血。但他拒绝了医护人员让他去医院的要求，坚持帮助其他受伤的幸存者。数小时后，米尔顿因心脏病发作而昏倒，在医院去世。[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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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尸检结果表明，他的心脏病事实上在爆炸前就发作了，因此医疗证据不支持谋杀的指控。[146]杜洛尔丝·普赖斯将爆炸的人员伤亡归咎于英国当局，责怪他们在接到警告电话后行动迟缓，未能及时定位并拆除炸弹，也没有及时警告民众。[147]炸弹小组的其他成员秉持同样的观点。[148]这显然是方便的托词，从道德角度而言，其虚伪显而易见。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普赖斯并没有完全说错。[149]警方在袭击过后亲口承认，他们的控制室出现了“人为差错”，老贝利的炸弹信息没有被准确传达，导致行动反应严重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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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英国检察官后来推断，共和军此次任务的目的是杀人，而且他们在炸弹团伙于机场被捕后才打出警告电话的事实也并非巧合。他提出，这通警告电话不过是共和军在得知战友被捕后的自私举动，他们想在紧急关头努力争取从轻处罚。[150]但不论炸弹手们如何冷漠、如何无能，他们前往伦敦的目的似乎不太可能是制造屠杀。“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在伦敦杀人，那这件事易如反掌，杀死平民太容易了。”布伦丹·休斯后来说。相比“血色星期五”，伦敦任务被设想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袭击，理想而言不会造成流血。然而强大的炸药不会给你任何铤而走险的机会，计划的展开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休斯并不是特别关注爆炸造成的人员伤亡。更令他追悔莫及的，是没有把炸弹手们“藏在”英格兰——让他们在伦敦市内或者周围合适的地方隐藏起来，等风头过了再让他们单独或成组潜回爱尔兰。[151]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共和军试图让他们尽快离开，这一错误的决定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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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小组的成员从希思罗机场被带往附近的警察局。他们被脱去衣服，好让炸药的残留物接受司法鉴定。[152]杜洛尔丝·普赖斯光着身体被拍了照。[153]警方给他们提供囚服时，有些组员穿上了，但普赖斯姐妹和其他几人拒不接受。[154]这是共和党的原则：他们认为自己不是罪犯，而是来自正规军队的被俘士兵——也就是政治犯。有了这个区别，他们不愿接受普通罪犯穿的囚服。杜洛尔丝和玛丽安用粗糙的监狱毛毯包裹身体。休·菲尼连毛毯也不要，他就这么明目张胆一丝不挂地站在牢房里。这些囚犯全部被分开。不过有一次，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在讯问室里匆匆碰了一面。杜洛尔丝严厉地低声对妹妹道：“什么也别说。”[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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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170285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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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十二 贝尔法斯特十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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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瓦利戴是朗·凯什的一名囚犯，他在里面当勤杂工。[1]这要求他开着垃圾车到监狱的各个角落把垃圾装上卡车。任何一座监狱的生活，基本都归结于每日常规的枯燥重复，瓦利戴的工作也一样：值班开车，捡起垃圾，扔上卡车。有时，除了普通垃圾，瓦利戴会发现由于弄脏或破损而被丢弃的床垫。囚犯们会把床垫和垃圾一起放在带刺铁丝网的外面，铁丝网包围着他们生活的半圆形牢房。1973年12月的一个星期六上午，卡车停在了一间牢房外，有一个卷起的床垫扔在那里。当瓦利戴走过去捡起床垫时，发现它比正常情况重得多。[2]不过他还是抱起床垫扔到了卡车的底层。如果说瓦利戴没有对这张重量抵得上一个小个子男人的床垫表现出任何怀疑，那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像香肠卷饼一样的垫子里，藏着布伦丹·休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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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早在被抓的时候就告诉过警方他意图逃出监狱，他并没有开玩笑。去年夏天，到达朗·凯什还没到36小时，他就开始和同党们密谋出逃的最佳策略。[4]格里·亚当斯认为，鉴于行动在武装斗争现阶段的重要性，以及休斯在这些行动中举足轻重的带头作用，应该让休斯先逃出去，连亚当斯都要排在后面。[5]但迄今只有两个人成功从朗·凯什越狱——这是一座被带刺的铁丝网包围且重兵把守的监狱——而且从本质上说，这两个人都不是“越狱”出去的。第一个逃狱的是杜洛尔丝·普赖斯儿时的朋友弗朗西·麦圭根，也就是那位曾在秘密军事场所遭受酷刑的“蒙面人”。1972年2月的一天，麦圭根穿上一套借来的黑色长袍，混在来访的一群牧师中间，堂而皇之地从大门走了出去。[6]18个月后，另一个叫约翰·弗朗西斯·格林的人利用完全相同的计策逃了出去。[7]（格林的哥哥确实是一位牧师，他来监狱探监时，两人交换了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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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有神职人员想离开朗·凯什，他们很可能要接受更加严格仔细的检查。所以假如休斯想逃出去，为了谨慎起见，他必须另辟蹊径。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可以藏在垃圾车的底部搭便车离开。[8]这个策略让人联想到荷马的《奥德赛》，其中奥德修斯和他的手下紧抓在羊肚子下面逃出了巨人洞穴。[9]囚犯们为休斯制作了一个特殊的背带穿在身上，好让他能依附于卡车的底盘。他在牢房的一张双层床上进行了排练，抓住上铺的下方。不过，休斯在审问期间挨打受的伤还未恢复，他不确定自己的体力是否可以支撑他攀附在卡车下，直到车开出监狱的围墙。[10]所以最终他们放弃了这个计划。当时这可能令休斯感到失望，但结果却成了塞翁失马：几个月后，另一名囚犯马克·格雷厄姆试图用相似的途径出逃[11]，但卡车在跨过一道斜坡时折断了他的脊柱，导致他终身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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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临时共和军策划了或许是他们迄今为止最为大胆的一次越狱。共和军领导人谢默斯·图米被关在都柏林的芒乔伊监狱，一架被劫持的直升机在监狱的院子里从天而降，它停留的时间不多不少，刚等图米和他的几名同伴跳上去就开走了。[12]这种先例让休斯和他的伙伴们信心倍增，但也意味着监狱的安保措施更加严密。临时共和军知道，垃圾车每天会收集两次垃圾，然后才离开监狱开往垃圾场。[13]他们听说，卡车在获准离开之前，守卫会用一把长矛刺探所有的垃圾袋，以确保没有人藏在里面。不过，共和军在监狱里发展了自己的情报网。[14]这些线人表示，守卫们最近没有用长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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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休斯爬到一张旧床垫的中央，其他人帮忙把他卷了起来。[15]在托马斯·瓦利戴的协助下，他最后落到了卡车的后背上。车继续在监狱里行驶，隔一会儿就停下来把垃圾扔到休斯身上。他要做的就是等待。可是廉价的监狱床垫里塞满了锯末，弄得到处都是。纤维状的锯末令人发痒，难以呼吸。休斯带了一个橘子，用来补充水分和血糖。他把橘子塞在嘴里，但锯末钻进了他的鼻子，令他呼吸困难。[16]卡车在监狱里不慌不忙地转悠，然后停了下来。[17]休斯听见瓦利戴小声告诉他，他们还不能离开监狱，卡车要等着收集更多垃圾。[18]他建议休斯起身溜回牢房。下午4点会清点人数。[19]要是休斯不见了，守卫会封锁监狱并拉响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