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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动。瓦利戴不见了，但休斯藏得很好，而且卡车迟早会离开。他躲在床垫里，看不见周围的情况。然而此刻，他清楚地听到了英国士兵的口音。垃圾车开到了英军的驻地，士兵们就住在那里。[20]卡车非但没有把他带出自由之门，反而直接将他送到了监狱最危险的地方。锯末渗入了他的双眼，他难受到有一只眼睛无法睁开。[21]休斯安静地躺着，期望不会有人发现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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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短暂而漫长的时间过后，卡车又开始移动起来，并朝出口开去。休斯非常清楚此刻会发生什么：卡车会跨过两道斜坡，接着右转离开朗·凯什。然而就在他们快到斜坡的时候，卡车又停了下来。休斯一动不动地躺着。突然间，一把巨大的长矛紧挨他的左侧猛地刺入了垃圾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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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他接到的情报有误。休斯躺在那儿，不敢动弹。随后，长矛刺穿了他另一侧的垃圾袋。现在他决定直接站起来骂人，干脆投降算了，因为躺着不动无异于自杀。如果长矛再刺下来，肯定会要了他的命。他想象了这幅画面：长矛直接刺穿他的身体。[24]这么死实在太荒唐了，在垃圾车的后面像鱼一样被叉死，全身都是锯末，嘴里还塞着一个橘子。休斯在贝尔法斯特老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25]这太疯狂了。正当他准备向上面的人亮出身份时，卡车伴随着隆隆声再次启动。[26]它经过了第一道安保斜坡，接着第二道。最后，休斯感觉卡车右转了一下。这时他明白，他们已经离开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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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卡车沿着开阔的道路行驶时，休斯掏出随身携带的一把小折刀，试图划开床垫爬出去。但这把刀不听使唤，刀片直接弯向了后面。他又抓又踢地爬出了床垫，一些垃圾也随之被踢到路上。他担心司机也许会从后视镜里发现掉落的垃圾，不过卡车并没有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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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尔斯伯勒路的尽头，休斯知道有一个地方他们会向右急转弯，接着是一个左急转。这似乎是在不被觉察的情况下从车后跳下去的最佳时机。于是当卡车转弯的时候，休斯跳下了车。他注视着卡车开走，担心司机可能已经看见了他。但车继续朝垃圾场的方向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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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满身污秽地站在那里，一只眼睛肿胀得无法睁开。格里·亚当斯安排了一辆车在外面接应他。但由于卡车收集垃圾的时间远比预期要长，休斯显然已经错过了此次约会，那辆车不在那儿。不仅如此，这里也不是那种休斯能直接走进当地酒吧的地方，他不能像“七壮士”从“梅德斯通”号越狱后那样，指望里面的客人贡献自己的衣服和协助逃跑的车。相反，休斯发现自己此刻正在保皇派的地盘上。这里不但是敌人的区域，而且他和朗·凯什的距离也不够远。一旦他们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他失踪了，士兵将涌向周围的整个地区。他必须到爱尔兰共和国去。他现在是北爱尔兰的头号通缉犯，而且他的时间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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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在外面引爆的时候，迈克尔·曼斯菲尔德正坐在老贝利顶楼的图书馆里。[27]巨大的轰隆声在楼下回响，他身上撒满了碎玻璃。[28]曼斯菲尔德32岁，是一名雄心壮志同时略显浮夸的英国律师，他有着蓬松的头发和浑厚的嗓音。[29]最近他打赢了自己接手的第一场重要官司，那是一起在老贝利进行的长达数月的诉讼。[30]被告方是所谓的“愤怒旅”，这是一群土生土长的英国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保守派部长的家里安置炸弹，企图以这种方式引发全球革命。曼斯菲尔德在此次案件中的委托人叫作安吉拉·韦尔，这名年轻的女性最后被无罪释放。这起针对她的案件因为笔迹证据而翻案，曼斯菲尔德通过仔细检查彻底推翻了政府专家的证词。他在学生时代形成了激进的政治思想，并发现那些引起棘手问题的案件吸引着他，促使他思考独裁权力和反抗的本质。[31]曼斯菲尔德用受理“愤怒旅”案件所赚的钱买了一辆车——一辆小型二手凯旋2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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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交通系统罢工，曼斯菲尔德在爆炸当天开了车去上班。快迟到的他担心自己找不到停车位，随后他发现停车限制被取消了。于是他心想，也许能在老贝利的正门找到车位。他很幸运，那里有一个空位，就在一辆绿色福特·科蒂娜不远的地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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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斯菲尔德在爆炸中受的伤并不严重，但他的凯旋车被炸得体无完肤。[34]没过多久，曼斯菲尔德被问到是否愿意代表那些炸毁他车子的人接手案件，也就是年轻的爱尔兰炸弹手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法律界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即富于进取的诉讼律师喜欢为声名狼藉的委托人进行辩护，尤其因为这种曝光往往能提升其业务的知名度。但共和军爆炸案被认为是对伦敦的严重侮辱，许多知名律师出于原则不愿接手这一案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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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斯菲尔德愿意。他十分好奇地想见见姐妹俩。见面后，他立刻被两人的美丽和强烈的献身精神所打动。[36]她们蜷起双腿抱着膝盖坐在塑料椅上，向他讲述了天主教徒在爱尔兰北部所受的虐待，还有突袭拘捕事件，以及“血色星期天”。她们回忆了在伯恩托莱特桥上遭遇保皇派团伙的围攻。[37]曼斯菲尔德比她们大不了多少。他为自己激进的政治立场感到自豪，但他选择通过算不上革命性的法律职业来追求这些政治诉求。他猛然意识到，普赖斯姐妹选择了另一种生活，一种在真正意义上“游走于刀尖”的生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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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和玛丽安连同被捕的另外八人被指控共同谋划了“一场可能危及生命的爆炸案”。[39]通常而言，这种庭审会有一个公认的举行地点：老贝利。但经历爆炸后，老贝利大楼仍在维修中，同时政府希望加快诉讼的进程。[40]除此之外，在法庭上对故意毁坏该法庭的一群被告进行审判，或许会让人们觉得有失公允。因此，这桩于1973年秋开庭审理的案件，被重新迁至温彻斯特城堡大厅。那是一间壮观的13世纪会议厅，由中世纪石料、大理石圆柱以及彩色玻璃构成。1603年，沃尔特·雷利爵士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因密谋推翻詹姆斯一世而被判处叛国罪。[41]一面墙上挂着亚瑟王圆桌的巨大橡木复制品，一束都铎玫瑰上的绿色油漆散发着光芒。[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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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的入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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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姐妹和她们的共同被告在开往温彻斯特的巴士上唱起了反叛的歌。[43]审讯期间，每天早上都有摩托车和警车组成的车队护送这些被告出入。[44]爆炸事件引发了如此歇斯底里的情绪，以至于诉讼进程的安保投入极端到近乎戏剧化。[45]为了防止汽车炸弹袭击，整个周边地区都实施了全天停车禁令。警方的神枪手在附近的楼顶巡查。[46]（这可能并非全无道理：后来发现，共和党试图买下被告们被关押的监狱正对面的一栋房子，以期挖一条直通牢房的地下隧道，把他们救出来。[47]结果这栋房子的当地女主人由于感情原因重新考虑了出售房子的打算，计划也随之流产。）当巴士在全副武装的警卫的护送下驶向大楼时，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对外面的观众亮出了胜利的手势。[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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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审判是一桩大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电影《放大》中的角色而闻名的女演员瓦妮莎·雷德格瑞夫自愿为被告支付担保金，并贡献出她在西汉普斯特德的房子供他们歇脚。[49]（炸弹手们没有被释放，谁也未能接受她宽宏大量的提议。）英国公众和媒体尤其关注杜洛尔丝和玛丽安。[50]她们被冠以“恐怖姐妹”的绰号，并被刻画成了危险至极的人物。对《泰晤士报》而言，杜洛尔丝成了政治激进主义和反主流文化不稳定性的典型代表，称她“热衷于广义的暴力世界革命，并支持切·格瓦拉、黑豹党以及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多重目标”。[51]姐妹两人中她可能占主导地位，报纸继续评论道，但“在玛丽安的轻声细语和表面的单纯之下，藏着一个精通游击战艺术的19岁少年”，对步枪的娴熟使用为她赢得了“阿玛莱特寡妇”的绰号。[52]《每日镜报》在两姐妹身上发现了令人不安的趋势，并陈述道：“一直以来，女性被认为是被动而热爱和平的造物，她们只想待在家里看孩子。这个传说最终在爆炸和枪击的巨响中灰飞烟灭。”通俗小报直接将普赖斯姐妹和巴勒斯坦劫机者莱拉·哈立德联系起来，断定这些女性的暴力行为是女权主义的危险副产品——是一种“致命的解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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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开庭的时候，首席检察官彼得·罗林森爵士——一位温文尔雅有着悦耳嗓音的大律师，报纸将其誉为“司法界的劳伦斯·奥利维尔”——指出，汽车炸弹虽然在伦敦前所未有，但在北爱尔兰却司空见惯。[54]“那些安置汽车炸弹的人可以躲到安全的地方，”罗林森说，“炸弹爆炸的时候，他们在数英里外安然无恙。这是一种十分懦夫的行为。”[55]当罗林森展示那天可怕的详细情况时，他专门指出杜洛尔丝·普赖斯是团伙的领头人，“这个女孩在此次行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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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两人表现得坚决而反叛。除了19岁的威廉·麦克拉尔农在开庭第一天服罪外，所有被告都坚称自己无罪。[57]杜洛尔丝说，她在爆炸发生的前一天飞往伦敦，是为了和妹妹以及她们的朋友休·菲尼一起度个短假。她用了巫娜·德夫林的假名字，是因为作为知名共和党人的女儿，她经常被当局找麻烦，提供假名字几乎已经成了第二天性。[58]两个女孩在法庭上出言不逊，无所顾忌，甚至有些斗志昂扬。当控方展示出迈克尔·曼斯菲尔德那辆被炸毁的凯旋车照片时，她们暗自发笑。[59]（曼斯菲尔德可高兴不起来，他告诉两人幸好他当时没在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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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期十周的庭审中，被告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打太极”。然而有大量间接证据将他们和此次犯罪活动联系起来。在为期数天耗费12个小时的一项陈述中，罗林森详细陈述了爆炸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对每一个被告的具体指控。[60]当杜洛尔丝在希思罗机场被官员拦下的时候，她随身携带了一个黑色帆布购物袋。[61]里面除了布赖恩·弗里尔的戏剧节目以及所谓的“大量化妆品”外，警方还发现了两把螺丝刀和一本活页笔记本。[62]笔记本里有几页写满了闲散的笔记：其中一页记录了对圣母玛利亚的神学思考，另一页写着一份食物清单和对应的卡路里含量。[63]不过，调查者还注意到有几页纸被撕掉了。一名专业法医证人检查了笔记本剩余的几页，并向陪审团揭示了所写内容若隐若现的印迹。那是一幅炸弹定时器的示意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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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曼斯菲尔德的辩护是一个困难的转折。尽管他曾成功推翻笔迹鉴定专家的证据，但他无法辩驳笔记本提供的强大说服力。然而即使曼斯菲尔德据理力争，他还面临着一个更为棘手的挑战：有一名被告已经决定跟警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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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罗辛·麦克尼尔尼——来自贝尔法斯特的打字员——在爆炸发生后最初接受警方讯问时，和其他炸弹手一样不肯松口，坚称自己不是共和军的成员。“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她说，“我只是来这里度假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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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审讯的继续，她开始招架不住了。“我信仰爱尔兰统一，”她告诉调查人员，“但我不相信暴力。”他们继续做她的工作，最后她突然说道：“我不能什么都说出来，否则我会被枪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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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尼尔尼说，她六个月前刚刚加入共和军。[66]一天晚上，她在酒吧里随着爱国歌曲唱歌时，有人走过来问她是否准备好了为爱尔兰做出贡献。她对警方讲述了自己在炸弹行动中的角色，但坚持说她只是一个无用的次要人物，完全处于小组边缘。[67]虽然麦克尼尔尼对当局进行了坦白并同意合作，可她拒不认罪。尽管她在爆炸过后做了详细的供认，但其他人直到庭审开始才发现她背叛了他们。[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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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普赖斯姐妹和她们的同伴无罪释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也丝毫没有削弱他们的士气。庭审期间，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坐在被告席的尽头，她们会朝旁听席的支持者微笑挥手。当她们的老朋友埃蒙·麦卡恩，也就是在伯恩托莱特游行中和她们初次见面的德里活跃分子，来到法庭和她们的家人一起坐在旁听席的时候，他们会彼此使眼色并挥手致意。艾伯特和克丽茜·普赖斯已经飞往伦敦出席庭审，麦卡恩惊叹于普赖斯父母挺拔的姿态和骄傲的神情。[69]但他突然意识到，眼看着女儿面临终身监禁，他们强装镇定的外表下一定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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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穿着自己的衣服出庭。杜洛尔丝挑选的着装引人注目——长衫、无袖女装和毛衣。[70]她一向习惯于表演，而法庭无疑已经变成了舞台。[71]随着诉讼的缓慢推进，她在爆炸发生时的一头红色精灵短发逐渐开始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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