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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特殊的反抗，英国政府的领导层不抱任何幻想：倘若任何一名抗议者绝食而死，将会带来一场灾难。如果发生这种事，官员们担心会发生“大规模报复性暴力事件”。[30]然而，政府并未屈从于普赖斯姐妹的要求，而是强行采取了一个替代方案。[31]12月3日，绝食抗议持续两个半星期之后，一群医生和护士迈入了杜洛尔丝的牢房。他们把她带到一个房间里，强迫她坐进固定在地面的一把椅子上，接着开始用床单把她绑起来，让她无法动弹。她试图反抗，但却有气无力；她已经两个多星期没有进食了。他们控制她以后，她惊恐地看着一双手将她的嘴掰开。有人粗暴地把一样东西塞进了她的嘴里，那是一个中间带孔的小木块。另一双手拿来了一根细长的橡胶管，接着把橡胶管的一端穿进木块的孔内，开始沿着她的喉咙往下移动。橡胶管贴着扁桃体蜿蜒滑过，这令她喘不过气来，并近乎窒息地不断作呕。[32]她试图将管子咬断，可那块木头挡在了中间。几名狱警按住了她的身体，然后她感觉液体顺着橡胶管流入了她的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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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液体灌进她的肚子只用了几分钟，但对杜洛尔丝而言却漫长无比。[33]还没等他们把橡胶管抽出来，她已经开始呕吐食物。她开始将这种强制执行的饮食称为“饲料”，它由多种食物放在搅拌机里混合打碎而成——包括生鸡蛋、橙汁和一种由牛奶、矿物质和维生素混合制成的浓缩液体。[34]强制进食之后，杜洛尔丝被松绑到活动场地放风，她在那里见到了还未遭此磨难的玛丽安。杜洛尔丝对妹妹讲述了这次痛苦的经历，并表示她认为自己无法再忍受这种煎熬。你不必忍受，玛丽安说，你可以放弃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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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杜洛尔丝回答。要么我们一起放弃，要么谁都不放弃。[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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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监狱的医生也开始对玛丽安执行强制进食。[36]这成了一种可怕的惯例。[37]每天早上10点，一群医生和护士会来到牢房把她们绑起来，然后往她们的喉咙里灌食物。“我们正学着在插着管子的时候呼吸得更自如一点。”杜洛尔丝在一封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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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进食是一种具有争议的做法，曾用在另一群难以驾驭的女性身上，即英国的妇女参政权论者。1913年在霍洛韦监狱经历强制进食的一名妇女参政权论者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称之为酷刑，并指出“它带来的屈辱感远远超过任何身体上的痛苦”。[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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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让那东西强行插进我的喉咙，”杜洛尔丝在一封信中写道，“虽然我无力用身体进行反抗，但不代表我不能在精神上抗拒和排斥整个可怕的过程。”[39]有时，姐妹俩其中一人会在喉咙里插着管子时几乎因呕吐窒息而死。[40]报纸刊登了她们的一些信件，引发了人们对强制进食的激烈抗议。英国内政部——至少最开始——声明称，实行这些措施只是为了帮助绝食抗议者，英国监狱的官员没有让囚犯自杀的习惯。[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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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纳黛特·德夫林是人民民主组织的学生领袖，曾领导伯恩托莱特桥的游行，后来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她于1月探望了普赖斯姐妹。杜洛尔丝的模样让德夫林感到震惊，她原本浓重的深红色头发“已经褪成了浅淡色，发根居然变白了”[42]，德夫林说。由于杜洛尔丝在进食过程中不断挣扎，紧咬木块，她的牙齿已经开始松动腐坏。[43]两姐妹的脸色变得蜡黄，走路只能拖着脚。[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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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强制进食的人员中，有些人表现得冷酷无情。一位医生在进食时嘲讽两姐妹的信念，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爱尔兰的独立事业”。[45]一名女性护理人员评价道，阿尔斯特的爱尔兰人“像兔子一样”繁殖，还要依赖英国人过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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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马路是我们建的！”杜洛尔丝迅速回击，她还没虚弱到畏避争论的地步。“我们本来在自己的国家安居乐业，直到你们英国人把它夺走……爱尔兰人走到这一步都是因为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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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官员更友善一些。姐妹俩和监狱的伊恩·布莱思医生关系融洽，他称她们是“我的姑娘们”。随着绝食抗议的继续，他会挑战两姐妹进行掰手腕比赛。她们勇敢地迎战，心里十分清楚这个动作是为了查看她们体力消失的速度。[47]内政部派了一名精神科医生为她们检查，他证实普赖斯姐妹非常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作为对这一诊断的总结，玛丽安说道：“问题在于我们太理智了。”[48]这名精神科医生认识英国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49]玛丽安问他，詹金斯是否会亲自来见她们。医生告诉她，詹金斯绝不会和她们面对面，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这么做，一定会立刻把她们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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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而言，这是一场进退维谷的危机。尽管普赖斯姐妹的身体日渐衰弱枯萎，她们仍然承载着偶像般的形象。“她们可能被塑造为爱尔兰烈士：两个年轻女孩，骨瘦如柴，肤色暗淡，笃信并献身于恐怖主义。”詹金斯后来这样回忆道。他担心“这两个魅力超凡的爱尔兰女孩之死”会引发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50]詹金斯私下认为，她们被遣返的要求“并非完全不可理喻”。但他觉得，政府不能在如此胁迫之下表现出任何妥协之意。[51]詹金斯以为，恐怖主义就像“传染病”。[52]屈服于绝食抗议者的要求无异于助纣为虐，只会鼓励其他人效仿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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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以强制进食作为替代方法，那么它正在演变成公共关系的惨败。许多英国公众认为这种做法属于酷刑。根据医疗记录，普赖斯姐妹有时会在进食过程中昏迷。[53]有一次，姐妹两人在抗拒进食时出现了极为明显的作呕反应。监狱的工作人员调大了收音机，以此来掩盖她们的叫喊。[54]在驻都柏林的英国大使的住宅外进行的一场抗议中，一位精神科医生发表了演说。他对强制进食的做法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将之比作强奸。[55]“这里的医生告诉我们，他以为他们头两次对杜可强制进食的时候会让她崩溃，”玛丽安在家书中写道，“但要打垮我们家的孩子可没那么容易，她就像小强一样。”[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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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自己刚刚高中毕业的女儿打算饿死自己，有些父母可能会竭力说服她们放弃斗争。但普赖斯夫妇不是这样。“无数人来到这个世界，吃喝劳作一番就死了，从未给这个世界做出任何贡献，”艾伯特·普赖斯告诉记者，“如果她们死了，至少她们有所作为。”[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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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母亲克丽茜也是这种口气。[58]“我抚养她们是为了让她们对国家尽忠，”她说，“看到她们受苦我很心痛，但我也为她们骄傲。我不会让她们放弃，我知道她们最终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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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克丽茜去监狱探望女儿时，她表现得很勇敢，兴致勃勃地无所不聊，直到最后才提起绝食抗议的事。然后，正当她准备离开时，她说：“你们现在吃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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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喝水，妈妈。我们只喝水。”杜洛尔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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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克丽茜强装镇定地说，“多喝点水。”[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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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绝食抗议的进展有一种病态但不可否认的乐趣。作为对人类耐力极限的考验，它对爱看热闹的人而言可能是一场奇观，有点像环法自行车赛，只不过其赌注攸关生死。它也是绝食者和当局之间的胆量交锋。这一事件变得极为臭名昭著。诸如都柏林人这样的乐队举行了义演，以此支持普赖斯姐妹、休·菲尼和格里·凯利。[60]布里克斯顿监狱的围墙外经常有抗议活动。[61]60名女性出现在罗伊·詹金斯位于伦敦的家门口，高呼支持绝食者。[62]一位在伦敦爆炸案中严重受伤的年轻女孩的父亲要求当局将普赖斯姐妹送回爱尔兰。[63]甚至连保皇派准军事组织阿尔斯特防卫协会也对政府提出要求，要么让两个女孩返回北爱尔兰，要么任她们绝食而死。[64]（这些支持令杜洛尔丝“受宠若惊”，她在家书中补充道：“这表明，到了关键时刻，我们都是爱尔兰人。”）[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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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俩密切关注着新闻报道，每天收听有关自身情况的广播。[66]这对杜洛尔丝而言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她仿佛置身事外般地跟进这两个爱尔兰女孩绝食抗议的报道，难以相信这些新闻谈论的是她自己。[67]不过，她也十分清楚这些报道的宣传价值，并且知道她所写的有关自身情况的家书会见诸媒体。一直以来被唤作“艾伯特的女儿”的杜洛尔丝如今收获了自己的坏名声，这让她感到高兴。她在家信中告诉克丽茜，让她打趣地问问艾伯特：“对别人叫他‘杜洛尔丝和玛丽安的父亲’作何感想？”[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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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案已过去将近一年时间，普赖斯姐妹仍然遭受着强制进食。就在这时，案件发生了离奇的转变。1974年2月，出自荷兰画家维米尔的一幅17世纪的油画在汉普斯特德的一家博物馆被盗，画中有一个年轻女孩在弹一把窄小的吉他。[69]两封打印的匿名信寄到了伦敦《泰晤士报》报社，要求当局将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送回北爱尔兰，并威胁如果不照此行事，这幅画将“于圣帕特里克节的夜晚以绝对疯狂的方式在众人的狂欢中被烧毁”。为了证明威胁的真实性，其中一封信中装有维米尔油画的一小块碎片。[70]作为一种奇怪的巧合，杜洛尔丝在两年前的一次伦敦之行中参观了展出这幅画的肯伍德宅邸博物馆，并且在那幅油画前驻足欣赏。[71]克丽茜·普赖斯在一次声明中呼吁，请拿走这幅艺术作品的人将它完好无损地归还。她特别指出，“作为一名艺术生”，杜洛尔丝专门为这幅油画提出了请求。[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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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一天晚上，伦敦史密斯菲尔德市场附近的教堂墓地出现了一个可疑包裹。[73]它用报纸包裹着，并用绳子系了起来。一组官员来到了圣巴塞洛缪大教堂。在当时的高压氛围下，包裹里可能装有炸弹。但结果并不是，而是那幅画，正如杜洛尔丝要求的那样被物归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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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以普赖斯姐妹为名的艺术品盗窃案再次发生。一系列名画家价值数百万英镑的收藏作品在爱尔兰威克洛郡的一户人家被盗。[74]这些失窃的画作分别出自委拉斯开兹、维米尔、鲁本斯、戈雅和梅特苏之手。一封威胁信再次出现，要求将绝食抗议者“立刻送返爱尔兰服刑”。这些画作后来同样完璧归赵。[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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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一位年长的爱尔兰伯爵和其夫人在一场正式晚宴结束后回到位于蒂珀雷里的家中时，发现他们的车道上有几个鬼鬼祟祟的陌生男人。[76]其中一人用手枪抽打了伯爵，接着一伙人拖着伯爵夫人经过铺满碎石的车道，他们把两人推进一辆车里蒙上眼睛，随后驾车离开。绑匪告诉夫妻俩，他们被扣为“普赖斯姐妹的人质”。他们在一个黑屋子里被持枪监禁了数天，但被囚禁的两人最后却喜欢上了关押他们的人，并开始将整个经历视作一次冒险。绑匪们“极为友善”，伯爵后来补充道，他每天都吃得很好，早上能享用丰盛的爱尔兰早餐，中午能吃到牛排和排骨。挟持人质者甚至提供了报纸的赛马版块供他翻阅。因为事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伯爵和夫人最终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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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英国政府决定对普赖斯姐妹停止强制进食。到那个时候为止，姐妹俩竭力以最大的尊严经受了整个过程。[77]她们不愿表现出丝毫畏惧之情。但到了某个时候，她们似乎陷入了一种僵局：强制进食或许对她们的身心造成了创伤，但也让她们活了下来。因此，与其心怀敌意地屈从忍受强制进食的行为，姐妹俩选择改变策略。有一天，她们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反抗”，杜洛尔丝在一封信中写道：“不出意料，这包括一系列有失体面的场景——我们不停挣扎，他们极力控制，把钢夹插进我们的嘴里，以及——就我而言——声嘶力竭地叫喊，因为相信我，那钢夹实在让我的破牙龈痛得要命。”[78]这是一场战斗。姐妹俩的挣扎如此激烈，以至于医生很难将橡胶管安全地插进她们的胃里。普赖斯姐妹告诉医生，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她们便给了他们“杀死我们的特权”。[79]在数次这样困难重重的遭遇后，医生们直接放弃了。他们拒绝继续执行这一程序，因为太过危险。结束强制进食是基于临床判断，而非政治决断。[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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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政策改变的工作照旧落到了罗伊·詹金斯身上。他宣布，在执行人为喂食167天后，布里克斯顿的医生们停止了这项令人不快的任务，因为“普赖斯姐妹拒绝提供这一过程所需的最低配合”。[81]詹金斯把部分责任归咎于艾伯特和克丽茜·普赖斯，怪他们不仅没有阻止两个女儿进行“慢性自杀”，反而“敦促她们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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