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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不断的交谈中滋养自己。亚当斯一直有学术气息，他鼓励身边的人坚定自己的思想。囚犯们组织演讲和讨论会，他们会在“铁丝网”集合，也就是隔离不同围场的围栏那里。[43]他们一起探讨政治、历史以及监狱外的最新战况。组织文化课的是一名倔强而年轻的共和军新面孔。他会写诗，后来成了共和军囚犯的官方发稿文宣。他叫博比·桑兹。亚当斯后来谈道，这地方感觉就像“我们铁网下的象牙塔”。[44]亚当斯有着敏锐的头脑，是一个机智迷人的谈话者。然而尽管他表现得十分合群，可他并未开诚布公地展现自己所有的人格。在休斯认为自己不仅没有宗教信仰，而且反宗教的时候，亚当斯却默默沉浸在天主教的世界中。夜里，休斯读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演讲，亚当斯则在背诵《玫瑰经》。[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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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亚当斯遭遇了进退两难的局面。自1969年临时共和军兴起并开始直接向统一派组织发起战斗的那一刻开始，人们一直感觉，只要发动一次最后的猛攻就能将英国人驱逐出境。正是这一战略主题导致了共和军在北爱尔兰问题初期疯狂的行动节奏，亦是其营造的高昂士气促进了新军的招募并激励着志愿军。然而，随着冲突进入到第六个年头，形势似乎并非这么简单。[46]在多年的暴力活动后，承受冲击的往往正是共和军声称自己所代表的公民，公众对临时共和军的支持也逐渐减少。与此同时，英国人似乎准备应对一场无限期的冲突。当亚当斯和休斯在铁丝网后和手下进行会谈时，他们能看到监狱里正在修建一套新的设施——也就是所谓的H区。一旦建成，那里将能容纳更多准军事组织的被拘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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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的父亲老格里也曾是共和军的一员，他在20世纪40年代参与过一场运动，其结果同共和党漫长的历史一样一败涂地。在亚当斯的成长过程中，他常常看到经历过早期斗争的老兵在他父亲协助成立的法隆斯社交俱乐部消磨时光。和艾伯特·普赖斯一样的男人会在那里趁着酒兴讲述战争故事，事后诸葛亮般地指点江山。借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似乎“失败比胜利更适合他们，因为从某种意义而言，爱尔兰共和主义是在压迫和随之产生的孤立的排他性中蓬勃发展起来的”。[47]20世纪70年代早期，临时共和军已经习惯在每年的1月份宣布，就在当年他们将把英国人永久赶出爱尔兰领土。亚当斯这一代人见证了西贡的陷落，对于他们而言，一举推翻政权似乎唾手可得。[48]但经过几年巨大的流血牺牲之后，那些1月份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开始变成了妄想。毫无疑问，共和党的失败有一种命定的浪漫色彩，这种典型的徒劳蕴藏着一种诗意。但格里·亚当斯并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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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手下，这一次他们的斗争一定要有所成就。这一代爱尔兰共和党人不会简单地把接力棒传给下一代，他们必须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推动变革。[49]然而，就在亚当斯提出这个观点的同时，他开始争论说，不能天真地期望得到立竿见影的结果。相反，共和党运动应该做的是沉潜待发，为后续的“持久战”做好准备。[50]他不再告诉人们胜利指日可待，最好能结集资源，从长计议一场更为持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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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个论点并非易事。一直以来，临时共和军的基层士兵承受着保皇派的殴打、军方的射杀和警方的酷刑。他们曾抛下家人出逃，现在又发现自己跟亚当斯和休斯一起被关在朗·凯什。如果有人说：“现在你们只要铆足了劲儿继续战斗，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他们会欣然接受，但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早点习惯这种局面吧，因为就算再来一次猛攻也结束不了战斗。这可能要耗费几年时间，甚至几十年。”他们的感受会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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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亚当斯开始在谈论胜利的意义时略微调整自己的语言。[51]打持久战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结束冲突可能不仅需要依靠军事上的胜利，还要在一定程度上仰赖政治解决方案。亚当斯会在铁丝网下告诉年轻的共和军士兵，武装斗争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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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都是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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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在没有啊，我们只会打仗。”他们回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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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你们必须开发这方面的意识，”亚当斯坚持道，“政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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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在朗·凯什的狱墙内赢得了尊重和忠诚，但他想把自己的信息传达给在贝尔法斯特和德里作战的志愿军。于是，他开始在1975年为《共和党新闻》撰写系列文章，这是共和党运动的宣传报。[52]由于加入共和军是违法行为，用真名来为这种文章署名可能存在风险，所以亚当斯采用了“布朗尼”的笔名。每写好一篇新的专栏，他都会把文章偷送出监狱。这些秘密文件——或者说人们所谓的“通信”——经常在朗·凯什内外辗转传递。这些备忘录和信件被用细小的字体写在香烟盒上，然后藏在手中交给来访的朋友或配偶。[53]通过这种方式，共和军监狱内的指挥机构和外部同僚保持着相对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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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新闻》的编辑是一个娃娃脸的宣传员，名叫丹尼·莫里森。[54]布朗尼专栏的基调有时漫不经心，展示着亚当斯的冷幽默；有时又显得太过多情，而他的多愁善感总让人觉得造作甚于真诚。多数情况下，这些文章向外面的人展现了囚犯的生活环境。但亚当斯也会利用专栏来努力梳理自己对于这场冲突的新哲思。[55]他经常把草稿交给布伦丹·休斯寻求反馈，然后再送出去发表。不过休斯向来不善于分析，有时他要把一篇专栏读上三遍才能抓住亚当斯论述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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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亚当斯出狱。刑期的最后一天，他和休斯在院子里一边踱步一边谈论策略。[56]他认为新芬党，也就是跟共和军相关的政治实体，必须同共和军武装组织进一步“协力”合作。同时，他认为临时共和军需要重组。一直以来，共和军模仿的是英军的等级制度结构。但亚当斯认为，临时共和军需要自我革新，采用拉丁美洲准军事组织典型的蜂窝式架构。[57]这种布局会让他们更加可靠：假如当局经过盘问设法让一名枪手转变立场，那么他知道的只是他所属的小组中的关系，而非整个指挥链。亚当斯提出的是一次雄心勃勃的重组计划，也是为了建立一支能打持久战的共和军而设计的蓝图。在朗·凯什的最后一天，亚当斯提着棕色纸袋装的行李，在走出监狱之前给了休斯一个拥抱。[58]他开玩笑说，在他们两人中，休斯的任务更令人羡慕，只需要待在后方维持朗·凯什的秩序。[59]亚当斯现在或许成了自由之身，但他担负的是更为艰巨的重组共和军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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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休斯的任务绝非易事。临近1975年年末，拘留令正式结束。[60]从现在开始，准军事嫌疑犯将不会作为政治犯被无限期关押，而是受到和普通罪犯一样的指控。[61]这看上去似乎只是语义的变化，属于简单的分类问题，但二者的区别却直指共和党人的身份核心。称共和军志愿军为罪犯，无异于剥夺了他们最初发动武装斗争的合法根基。即使面对爆炸和流血，伦敦政府也许仍会固执地拒绝将北爱尔兰问题称作战争；但对共和军而言，休斯和他的同志们是战士，如果被捕，他们应该被当作战俘关押。拘捕令有其自身的问题——你可能未经起诉而遭到逮捕，并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被监禁多年。不过，被拘留的人基本上可以在监狱里穿自己的衣服，也可以自由地和他们的准军事同僚来往。结束拘捕令以后，现在所有参与准军事活动的囚犯都被单独关在朗·凯什新建的H区的牢房里。监狱分发了囚服，而共和军志愿军和普通小偷的身份并无差别——你拿到的囚服是一样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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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秋天，共和党囚犯发起了反抗。[63]他们拒穿监狱分发的囚服，并开始了所谓的毛毯抗议，囚犯们用毛毯裹住一丝不挂的身体，就像普赖斯姐妹在伦敦被捕后所做的那样。抗议者唱的一首小调描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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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想逼我穿上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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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想让我逆来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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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八百年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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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能在不列颠的淫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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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污名丑化。[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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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者想得到“特殊类别”的身份，这将有效地把他们归类为战俘。[65]然而当局拒绝准予这一要求。在朗·凯什的狱墙内，囚犯和狱警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双方开始了一场不断升级的拉锯战。[66]抗议者拒绝穿衣服，不过起初他们愿意离开牢房去洗澡和上厕所。有时，守卫会因为对囚犯的反抗感到挫败而在途中对他们进行殴打，并限制他们用毛巾遮盖或擦干身体。因此，反抗者开始彻底拒绝离开牢房，这导致守卫必须挨个牢房倒便壶。[67]然而，囚犯们又开始把便壶踢倒，让大量尿液从牢房的门下流入走廊。于是，最初的毛毯抗议发展成了“不洗澡抗议”，眼下又升级为“邋遢抗议”。[68]现在，守卫们不得不清理在监狱里横流的一大股尿潮。抗议者剩下的问题，是该拿他们的大便怎么办。当他们向休斯提出这个难题时，他给出的建议是：把它涂在墙上。[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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